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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因素是长周期、慢变量，势大力沉，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未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基本结束，出生人口2017—2023年连续7年下降，持续创新低。长期看，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出生人口下降趋势较难扭转。
为什么不生？第一，生育基础削弱。晚婚晚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难。第二，生育成本高。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抑制生育意愿。
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从鼓励生育，到宽松计划生育，到严格计划生育，到放松计划生育，再到生育支持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毛泽东在1949年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表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1950年4月，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卫生部发布《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和用具。
第二阶段（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达到了6.02亿人，大幅超出政府预期，同时人口暴增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节制生育政策逐渐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一九七五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第三阶段（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陆续推出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1978年末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多数领域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调节，生育权却进一步从家庭上移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1978年10月，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当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后来在全国推行。1985年为中国节育手术数峰值，高达5 279万次（不含取环），其中放置宫内节育器、输精管结扎、输卵管结扎、人工流产各有1 776万人次、426万人、1 640万人、1 437万例。
第四阶段（2014—2020年）：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机构改革将卫生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
第五阶段（2021年至今）：生育支持阶段，放开三孩，构建生育支持体系。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优化生育政策，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发展普惠托育和基本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这标志着政策开始向鼓励生育转变。2022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强化深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人口发展战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自放开三孩政策实施以来，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政策，包括提供生育补贴、完善生育保险、个税减免、推动落实产假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重点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从全国层面看，2023年8月，国家出台了减轻育儿和养老负担的税收减免政策，将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扣除标准从1 000元/月提高到2 000元/月，子女教育的扣除标准从1 000元/月提高到2 000元/月，赡养老人的标准从2 000元/月提高到3 000元/月。提高育儿和养老的个税抵扣额度，能够切实减轻家庭育儿养老负担。从地方层面看，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鼓励生育。目前有30多个省级行政区出台了生育和育儿补贴政策，其中浙江省和湖北省为政策出台密集区域，分别有6个和5个省内地区出台相关政策。目前看，生育和育儿补贴政策力度有待提升，落实情况有待改善。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0年跌破1.3，2023年降至约1.02，不足更替水平（2.1）的一半，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放开二孩政策出台前，很多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了二孩的家庭，为避免处罚，在人口普查时瞒报二孩，导致官方数据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此前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修正出生人口数（2000—2011年），再经由生育模式将出生人口拆解为各年分年龄段分孩次的出生人口，并通过漏报率修正计算各年分年龄段分孩次生育率，加总得出修正的2000—2018年总和生育率。随着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瞒报漏报情况逐渐消失。与总和生育率相关的一个指标是保持人口规模不变的世代更替率，发达国家人口世代更替率为2.1左右，中国因男女性别比失衡和女性存活率低，差异为2.2左右。根据我们的估算（见图4-1），2016年总和生育率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有下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为1.3，2021年为1.15，2022年约为1.05，2023年约为1.02（按照出生人口902万人计算）。
图4-1 1950—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泽平宏观。
终身生育率下降，1946年和1970年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分别为2.81和1.61。总和生育率采用假设一代人法，反映的是当年的生育水平。如果要衡量某一个年代育龄妇女度过育龄阶段后的实际生育水平，可以使用终身生育率，计算方法为某个地区某个时点已经度过育龄期（超过49岁）的一批妇女平均每人所生育的孩子数量。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46年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为2.81，1950年出生的女性降至2.48，1960年降至1.85，1970年降至1.61。此外，女性终身不孕率提升。根据2023年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提到的数据，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接近10%。
世代生育意愿下降，年青一代生育意愿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48个。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2017年、2019年、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3个、1.76个、1.64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在全球靠前。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50—2021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2.9降至1.7，日本从3.7降至1.3，印度从5.7降至2.0，远小于中国从6.1到1.2的降幅。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第一，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持续走低，2010—2022年一孩生育率从0.9降至0.6，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消退，2017—2022年二孩生育率从0.9降至0.3，三孩政策效果尚未显现。我们通过漏报率修正计算了2000—2022年分孩次生育率。首先，一孩总和生育率明显下滑。2010年降至0.9，2022年降至0.6，意味着不少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而没有一孩就不会有二孩、三孩。其次，全面二孩政策消退。2013—2017年二孩生育率从0.5提升至0.9，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这主要在于二孩政策放开后，“75后”较强的二孩生育意愿集中释放。但是2017年之后二孩政策效果逐渐消退，二孩生育率见顶回落至2022年的0.3。最后，三孩政策效果尚未显现。
第二，分年龄段看：20~24岁妇女生育率降幅最大，主力育龄妇女为25~29岁，2022年该年龄段生育率为81.2‰。在人口学上，育龄妇女一般是指15~49岁的女性，不同年龄段妇女的生育水平是不同的，例如，30岁妇女的生育水平通常高于40岁妇女。分年龄组生育率=一年内某年龄组妇女生育的孩子数/该年龄组妇女的年平均人数。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00—2020年20~24岁妇女生育率从114.5‰降至55.2‰，降幅超过一半；25~29岁妇女生育率从86.2‰升至99‰，小幅正增长；30~34岁妇女生育率从28.6‰升至95.1‰，大幅正增长，反映了女性生育年龄明显推迟。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22年，15~19岁、20~24岁、25~29岁、30~34岁、35~39岁、40~44岁、45~49岁妇女生育率分别为3.5‰、32.6‰、81.2‰、58.6‰、28.2‰、5.5‰、0.7‰，25~29岁妇女为主力生育人群。
第三，分教育水平看：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2020年硕士研究生学历妇女的平均活产子女数为0.57个。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未上过学、小学学历、初中学历、高中学历、大学专科学历、大学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学历、博士研究生学历妇女的平均活产子女数分别为2.2个、2.0个、1.6个、0.9个、0.8个、0.6个、0.6个、0.6个。此外，分教育水平的生育率差距在不断收窄。
第四，分区域看：黔桂藏生育率最高，京沪津、黑吉辽生育率垫底，各地总和生育率差距明显缩小。1990年有20个省级以上单位总和生育率超过2.1，2020年仅贵州总和生育率超过2.1，其他省级以上单位总和生育率均不足更替水平。其中广西、西藏总和生育率均超过1.9，而上海、黑龙江、北京、吉林、辽宁、天津则不到1。1990年最高和最低生育率差为2.89，2020年降到1.38，各地生育率差距明显缩小。
第五，分城乡看：乡村生育率高于城市，但明显低于更替水平（见图4-2）。从总和生育率看，2020年城市、镇、乡村分别为1.12、1.40、1.54，2022年分别为0.90、1.17、1.26。分孩次看，2020—2022年城市、镇、乡村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从0.6、0.65、0.66变为0.56、0.65、0.68，城市一孩生育率下降，乡村有所提升；二孩生育率分别从0.45、0.60、0.63变为0.26、0.38、0.37，二孩生育率均大幅下降；三孩生育率分别从0.06、0.15、0.25变为0.07、0.14、0.21，城市三孩生育率小幅提升，镇和乡村下降。
图4-2 2020年和2022年我国城市与乡村年龄别生育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泽平宏观。
育龄妇女已见顶回落，2013—2022年主力育龄妇女年均减少约352.7万人。1982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为2.5亿人，到2011年达3.8亿人的峰值，2022年降至3.1亿人，2011—2022年育龄妇女年均下降618.9万人。其中，处于生育旺盛期的20~35岁女性数量也呈现波动减少的趋势，1982年主力育龄妇女规模为1.2亿人，到1997年达到峰值1.9亿人，经历短暂下降后又达到2013年的小峰值1.7亿人，此后至2022年达1.4亿人，2013—2022年，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52.7万人。
生育主力出生在1987—1995年，一孩生育主力出生在1989—1997年，“90后”逐渐成为生育主力。根据人口普查长表数据，2000年生育主力人群为21~28岁，出生在1972—1979年，合计出生人口占比约71.1%；2010年生育主力人群为22~29岁，出生在1981—1988年，合计出生人口占比约56.7%；2020年生育主力人群为25~33岁，出生在1987—1995年，合计出生人口占比约64.4%。主力生育人群从“70后”变为“90后”，此后逐渐过渡到“00后”。分孩次看，2020年一孩生育主力人群为23~31岁，出生在1989—1997年；二孩生育主力人群为27~34岁，出生在1986—1993年；三孩及以上生育主力人群为27~36岁，出生在1984—1993年。
随着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育龄妇女进入快速减少期，2030年、2050年主力育龄妇女较2022年分别减少17.4%、37.4%。由于出生人口进入育龄期的数量会直接影响育龄妇女的数量，对主力育龄妇女数量的影响较为明显，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滞后27年的走势与主力育龄妇女走势几乎同步（见图4-3），未来一段时间，1988—1994年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仍是我国生育主力，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女性在持续减少，主力育龄妇女数量持续下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中方案”，预计到2030年育龄妇女数量降至3亿人，主力育龄妇女数量降至1.2亿人，较2022年分别下降3.8%、17.4%，2050年分别降至2.1亿人、0.9亿人，较2022年分别下降31.5%、37.4%。在此背景下，出生人口下降压力较大。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7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新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 100万人，1962—1975年的年均2 628万人，1981—1994年的2 246万人，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 600万人左右，其中2012年为1 635万人。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3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但效果不及预期，“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的生育趋势。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 640万人、1 687万人、1 655万人。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 786万人，创2000年以来的峰值；但从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滑，至2022年已跌破千万大关，2023年为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历史新低。
图4-3 我国出生人口和主力育龄妇女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泽平宏观。
长期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等，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较难扭转。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将在几年内跌破700万人，预计到2050年跌破500万人，2100年仅不到100万人。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不到一半，按此趋势，到21世纪中期将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
分孩次看，一孩出生数占比已经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我们根据出生人口漏报率修正了分孩次出生人口占比，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二孩占比骤升，超过一孩，2015—2017年一孩占比从52.1%降至40.7%，二孩占比从40.3%骤升至52.1%。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已经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没有一孩哪儿来的二孩。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2022年一孩、二孩、三孩占比分别为46.1%、38.9%、15.0%。
分省份看，广东出生人口数量遥遥领先，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在5%~10%。从出生人口看，2022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出生人口数量分别为105.2万人、73.3万人、68.2万人，合计占全国人口的27.4%，仅广东出生人口就超百万。从出生人口变动看，2022年安徽、河北两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超过15%，福建、辽宁、江西、云南等13个省级行政区出生人口降幅在10%~15%，贵州、山东、吉林等14个省级行政区出生人口降幅在0%~10%，仅西藏、新疆两地出生人口同比小幅正增长。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实行计划生育的经济体，日本、印度、韩国、中国台湾等都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计划生育政策多为指导性，而非强制性，印度因为国内宗教、种族、地方势力反对，未能有效实施。生育率大幅下滑也并非只发生在中国，国际上诸多经济体均是如此，只是下降的速度存在差异，当前生育率水平存在差异。
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我们借鉴人口转变理论、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益理论、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和邦戈茨的低生育率模型等，参考人口学者李建明（2009）的思路提出一个生育行为动力模型，将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分为政策效应、进度效应、不孕效应、意愿生育、非意愿生育。其中，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影响生育基础，生育意愿受生育成本、收益、性别偏好等的影响，非意愿生育主要受避孕节育技术的影响。在现代社会，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以及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非意愿生育明显下降（见图4-4）。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了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人们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图4-4 生育行为的动力模型
资料来源：泽平宏观。
第二，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
第三，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的提升，总和生育率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高，这使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
第四，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一方面是因为生育意愿的减少，另一方面是因为成本提高使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取决于成本的高低，可以用生育意愿实现率来表示。数据显示，2017年、2019年、2021年我国的生育意愿实现率分别为87.2%、77.3%、63.3%，呈下降趋势（见图4-5）。
图4-5 我国总和生育率和生育意愿实现率
注：生育意愿实现率=总和生育率/理想子女数。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统计局，泽平宏观。
第一，中国结婚率在2013年见顶后连续9年回落，离婚率攀升；晚婚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推迟至28.7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2022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 346.9万对持续降至683.5万对，近乎腰斩，婚姻登记对数自2019年以来连续跌破1 000万对、900万对、800万对大关，2013—2022年粗结婚率从9.9‰下降至4.8‰，“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至28.0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年、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男25岁）。
第二，晚育现象日益突出，200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3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从25.8岁推迟至29.7岁。200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3.2%、71.7%。而到2020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3~31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9.5%；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5~33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64.8%。并且，2000—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生育一孩数占比从5.7%增至近34.3%，生育子女数占比从17.3%增至50.0%。从人口普查数据看，2000年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4.3岁、29.0岁、30.9岁，2020年分别为27.5岁、30.3岁、32.1岁。
第三，男女比例失衡、城市高房价、农村高彩礼等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城市“剩女”和农村“剩男”规模快速增加，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场匹配中，女性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人，2000年超过154万人，2020年攀升至1 042.4万人；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9.3%。从城乡分布看，2020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3.7%，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7%、农村的1.2%（见图4-6）；农村30岁及以上男性未婚率为7.5%，明显高于城市的6.8%、镇的5.3%。从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4.4%，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1.8%。
图4-6 我国城市、镇、农村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泽平宏观。
中国临床对不孕不育定义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即男女双方有生育意愿、经过12个月及以上的规律无保护性生活后未受孕。不孕不育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其中，原发性不孕指未怀孕过且不能生育的现象，继发性不孕指过去曾经怀孕，但以后再也无法怀孕的现象。女性不孕的原因主要包括输卵管异常、子宫内膜异位、反复人工流产导致子宫内膜炎症粘连病变等，男性不育的原因主要包括精液异常、性功能异常、免疫因素等。
一般而言，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从医学上来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0~30岁，35岁以上的女性生孩子就属于高龄产妇，不孕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急剧上升。医学数据显示：15~34岁女性的不孕率为7.3%~9.1%，而35~39岁女性的不孕率直升至25%，40~44岁女性则高达30%。此外，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在《生殖医学杂志》上发表的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方法使不孕不育问题得到部分对冲。目前治疗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辅助生殖治疗三种，辅助生殖一般作为常规药物和手术方式未见成效后的最终解决方案，其成功率能达到40%~60%。但是考虑到价格、成功率等因素，部分辅助生殖的需求无法释放。根据育娲人口的《中国辅助生殖研究报告》，不孕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最看重的因素为治疗成功率、诊所服务水平和价格与补贴，分别有85.5%、46.1%和33.4%的患者选择；而不孕患者放弃使用辅助生殖治疗的原因有价格太贵、成功率低和心理负担大等，分别有55.7%、48.9%和41.1%的患者选择。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生育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高，导致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下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第一，生育成本居全球前列，沪、京、浙生育成本高，挤压生育意愿。生育成本既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养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育娲人口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显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8万元。分区域看，上海平均养育成本最高，达101万元；北京紧跟其后，平均养育成本接近93.6万元。区域养育成本与总和生育率呈负相关，区域养育成本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上海、北京养育成本居全国前列，总和生育率较低，2020年分别为0.74、0.87；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养育成本与人均GDP的比值较高，总和生育率也较低，2020年分别为0.76、0.88、0.92。对比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年满18岁所花费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估算2022年中国抚养成本/人均GDP为6.3，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见图4-7）。
第二，女性就业不平等，就业权益保障不足，生育机会成本高。生育、看护、培养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家庭、女性的机会成本。女性更需要平衡职场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在职场中更易遭受性别歧视。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女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效应，有利于生育。二是在性别歧视度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越大，女性越不愿意生育。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1990—2022年中国女性（15岁及以上）劳动参与率从73.2%降至61.1%，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7.3%，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6.5%、51.9%、54.0%、24.0%。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目前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性别工资差距为12%，其中韩国、日本、美国、法国分别为31.1%、22.1%、16.9%、11.8%。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在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中国城镇就业人群性别薪资差距为22.9%，这超过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图4-7 多国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所花费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泽平宏观。
第三，普惠托儿所奇缺，家庭义务教育负担重，生育时间成本高。一方面，我国严重缺乏3岁以下的托幼服务，家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照看孩子。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教育和人口报告2022版》，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缺口非常大，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5%，欧盟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2.7%。相比来说，中国现有的入托率处于垫底位置，托幼服务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教育“内卷”，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大。根据育娲人口的估算，中国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6%，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处于中下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济支出并不低，为了能够挤入录取率只有60%的普通高中，学生与家长均付出了高昂的金钱和时间成本。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为48小时，英国为43小时，日本为41小时。高强度的学习虽然换来了更好的成绩，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却受到影响。
第四，房价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23年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50.3%；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房价收入比位居全球前列，房贷压力高。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1998—2023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 854元/平方米上涨至10 864元/平方米。2004—2023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8.2万亿元，增长了23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为50%左右。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50.3%，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9.0%增至144.9%。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根据Numbeo（发布全球国家和城市数据的数据库）的数据，中国内地一线城市绝对房价、相对房价位居前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市中心房价收入比分别为33、44、37、32，远高于纽约、伦敦、东京的12、15、11，且居民房贷压力位居全球前列，居民抵押贷款占收入的比例均超过290%，是纽约、伦敦、东京的3~4倍。
第五，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的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人，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人。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生育二孩，生活压力就会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00后”进入婚育阶段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