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婚姻：年轻人不结婚了，是自我选择还是无奈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然而，随着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结婚了，结婚率持续下降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结婚率下降是好事还是坏事？如何改变现状？本章试图从人口结构、个人选择、结婚成本等多个维度回答这些问题。

一、中国婚姻现状

（一）不婚晚婚情况加剧，离婚人数下降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有所降低上。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点。

一是结婚登记对数不断创新低，10年内下降49.3%，结婚率下降5.1个千分点。2013—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 346.9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降至683.5万对，降幅达49.3%，2023年前三个季度结婚登记对数为569.0万对，同比增长4.5%；2013—2022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4.8‰（见图3-1）。2022年，我国居民初婚登记人数从2013年2 386万人的高点降至1 051.8万人，再婚人数先升后降，2019年达到455.9万人的峰值后降至2022年的315.2万人（见图3-2）。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25~29岁人群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见图3-3），高年龄层段（40岁及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05—2022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5.2%，25~29岁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34.3%升至37.2%，30~34岁、35~39岁、40岁及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20.7%、9.1%、17.7%。

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经过长期持续攀升后，在制度调整下有所改善。1978—2022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先升后降，从1978年的28.5万对升至2019年的470.1万对的峰值，此后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87.9万对，同比下降38.8%，2023年前三个季度，离婚登记对数为197.3万对，同比上年增长20.1%。粗离婚率从1978年的0.2‰攀升至2019年的3.4‰，2022年下滑至2.0‰（见图3-4）。

（二）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偏低

2013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与GDP大体呈负相关关系，也受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因素扰动。

一是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2022年上海、福建、河北、山东、北京结婚率排名倒数五位，分别为2.9‰、4.0‰、4.1‰、4.1‰、4.2‰，低于全国平均5.0‰的水平。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2022年贵州、西藏、云南、宁夏、青海、四川等地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西藏、云南排名前三，分别为7.6‰、6.8‰、5.8‰。

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老龄化严重的省份，适婚年龄人口相对较少，如果长期存在人口流出，则结婚率下滑更加明显。中国老龄化程度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辽宁、上海、重庆、四川、江苏。其中，辽宁近3年人口流出80万人，叠加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0.0%，结婚率只有4.5‰。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省份，结婚率相对较高，重庆、四川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8.3%、18.1%，但结婚率分别为5.4‰、5.5‰。

二、结婚率下降：是自我选择还是无奈

（一）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社会包容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

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4—2022年博士在校学生数从16.6万人增至55.6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65.4万人增至309.8万人（见图3-5）。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15.8%下降至2022年的3.4%。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人口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0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9.4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当前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女性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7—2022年，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从37.2%大幅提高至48.1%，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重逐渐接近男性。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22年，人民法院审理离婚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从106.6万件增至143.1万件，增长了34.2%（见图3-6）。根据家理律师事务所的数据，2022年离婚诉讼案件中，家庭琐事、性格不合占比75.3%，家暴、虐待、遗弃占比32.9%。

（二）无奈：社会压力、婚育成本

结婚成本原本不高，但在中国传统观念下，婚前彩礼、购置婚房、婚后养育子女等环节推高了结婚及婚后生活成本。而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对于婚姻望而却步，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尤为明显。

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提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的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经过几轮快速上涨，导致年轻人购置婚房首付、婚后还贷成本明显提高。2010—2023年，百城样本住宅均价从9 314元/平方米上涨至16 220元/平方米。2004—2023年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8.2万亿元，增长了22.9倍（见图3-7）。根据Wind（万得）的数据，2010—2020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从20.0增至24.4（见图3-8）。

教育成本明显攀升，“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生育养育压力增大。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中、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数据，孩子养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50%左右，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的34%。汇丰银行相关报告显示，中国人均收入不及发达国家的1/3，但中国父母为子女教育支出的费用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

（三）人口问题：出生率下降、适婚人口减少、性别比失衡

此前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降低，此外，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也影响结婚率。

出生率下滑影响适婚年龄人数，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中国1982年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此后出生人口数量大幅下滑，影响当前适婚人口数。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3.5%下降到27.2%。2020年，“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人、1.88亿人、1.47亿人，“90后”比“80后”少约3 100万人，“00后”比“90后”少4 100万人。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

未来10年结婚主力人口持续减少，结婚率或将持续下降。2015年底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 786万人，但2017年下滑至1 725万人，此后持续下滑，2023年已降至902万人。1979—2020年人口出生率从17.8‰降至6.4‰。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结婚主力人口见顶。

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进而影响结婚对数。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 752万人。适婚人口性别结构错配，导致结婚率下降。

三、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一）正面效应：促进单身经济兴起

家庭规模持续缩小，单身人口数量增长。2020年，中国家庭户接近5亿户，其中一人户家庭超1.25亿户。2022年，我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为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创历史新高，超过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

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

单身人群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单身消费者中97%会选择网购，62%更倾向于点外卖。

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

在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14%。

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上多花钱。尼尔森的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上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2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 706亿元，较上年增长8.7%。

（二）负面效应：降低出生率、加重养老负担

晚婚导致晚育现象加剧，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从14.0%增至32.3%。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1.09，已低于1.5的警戒线（见图3-9）。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中国养老负担，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结婚率下降导致的少子化，使中国养老负担持续加剧。2013—2023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为19.3%，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22.3%。2012—2022年中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为18.8%，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22.9%。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降，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1年的11.2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2023年有14个省级行政区养老金入不敷出。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下拨金额分别为829.3亿元、844.3亿元、218.7亿元，占总下拨规模的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