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于蚕的驯服和丝织物加工技术的进展

中华民族，在一个以五六十万年的长时期和自然斗争的进展中，有过许多特别重要的发现与发明，对于全世界人民都作出重要的贡献。养蚕织丝，可以说是其中最早，也最重要，同时还是延长得最久的一种，同时还可说是近两千年的古代中国和世界文化交流具有大而普遍的一个证据。

关于古代中国人民如何驯服这种小小蠕虫造福人类的经过，有三种不同传说。第一个近于神话性的，是三国时有个吴人张俨作的《太古蚕马记》，说蚕的起源，是由于一个将军外出作战失了踪，家属悬下了重赏，凡能有人把将军找回，就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他。过不久，将军那匹平时心爱、作战又有功的坐骑，就把将军的尸首驮了回来。但找回将军的是一匹马，原约当然不能实现。可是这匹马却每次见到这个女孩，必用前蹄趹地，表示感情。因此，这家中人把马杀了，剥下了皮晒在园中地上，那女孩去园里时，用脚践踏马皮说：“看你还能不能显出本领？”于是一阵风起，那张摊在地上的马皮，把那个女孩卷起，随风而起，不知去向。到得她家中亲属四处找寻，后来才发现挂在一株古老桑树上，成了个大蚕茧。故事虽说是“太古”的传说，就故事安排看来，这个民间故事虽并不古，却有点来历，因为荀子作的《蚕赋》最先也就提到，且影响到后来又比较普遍。蚕是叫“马头娘”，半世纪以前，南方乡下人还极熟习。第二是出于子不语怪和神的儒家说谎造作的传说，把一切重要发明都归于黄帝，却把养蚕织丝的贡献归作他的妃子嫘祖的功劳。原始的神怪性少了，虚伪性却增加。这种谎话经过约二千四五百年封建社会制的各朝帝王，封之为“青陵圣母”，都来加以利用。养蚕既属于妇功，为了欺骗人民，扩大巩固统治者的剥削，每年春天，皇后这个大地主婆还必装得特别虔诚慎重其事，来亲自在“蚕坛”敬奉蚕神，并亲自采采桑，喂喂蚕，作一回虚伪表演，因之增加了人民的迷信。第三是春秋战国一本古文字学书籍《尔雅》的一个关于蚕的记载，说蚕有 许多种 ，用各种不同植物作食料，有桑蚕、柞蚕、萧蚕、艾蚕等等。记载虽极简略，倒要言不烦，极近科学真理。让我们明白，蚕的驯服，和五谷六畜的驯服过程相同，都是由野生经过长时期的、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由万千劳动人民，在不同实践中取得成功、失败的许多经验，末后才总结下来，得知一种性格特别脆弱的，必需在特别谨慎细心的照料中，放在家里用桑树叶来培养，同时还得一面不断提高改变蚕的品种，另一面又还得把作为基本饲料的桑树由自然野生改为人工接枝，才能把产量和丝质在改进中不断提高，才能更进一步造福人类的。而比较性格强，耐得住风雨雪雾不同气候变化，消化力又十分强，能野放在柞树上生长，平时只要注意不受鸟雀过度损害，就可在结茧后得到收成的就是柞蚕。蚕的发现和驯服，有可能在原始社会制的后期，由于需要的是细心和耐烦的轻劳动，所以比采集果实和螺蚌、烧造陶器，更明确的这部门生产，属于妇女劳动的贡献，属于“妇功”。因为在奴隶社会的西周，用法律把农桑生产定为维持政权的主要经济结构时，男子每人每年贡谷二石，妇女每年必贡布帛二匹，幅宽二尺，长四丈。法令还规定，产品不够标准，不能上贡，也不许出卖。同时还有“珠玉锦绣不鬻于市”的法令。因此，到了重农的西周，丝织物的生产，在产量上，极明显比前一段奴隶社会制的商代，必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加工技术上或艺术上，可不一定得到相应的进展。这和青铜器的生产艺术上的停滞，如有共通性。周王朝或照历史文献叙述，每到分封王族或有功于国家的大臣给以一定土地的占有权而赴任时，除照例得给一些针绣妇女工奴外，还得赏赐一份代表爵位、尊严及帝王恩宠的丝织物加有纹绣的旗帜、衣服。有时还在就职以后，或剥削镇压人民有功，特别给以这种赏赐。青铜器铭刻中，就留下许多记载，提到当时具体得到加工丝绣的不同的名目。说明这一历史阶段的初期，丝织物生产，在质量上即有了提高；艺术加工，或限制在一定等级制度上，甚至于反而不及商代。

丝绸生产的进展，必成熟于原始社会中晚期，至今为止，除了良渚黑陶中发现一枚蚕茧还近于孤证。但稍晚一时，从商代出现的文字，属于农业的副食品的“园”“圃”等字，已极明确；而“桑”“蚕”“丝”等等文字，也均有发现；又有玉蚕出土。更重要实物，据参预安阳发掘次数最多、时间最久、经验特别丰富的郭宝钧先生说，安阳殷商王族墓上近棺部分，就出现过缝缀成方及二丈以上，加有颜色鲜明的彩绘丝织物覆盖在上面。此外还有族帜等遗痕在其他坟中发现过。近年则除在青铜器、衣著花纹和反映到同一时期的白陶、青铜器上的连续矩纹图案，明白了多属于早期的纺织物花纹，部分不规则的图案，却可能是和当时在平纹绢上的绘绣加工相关。又本于辩证法的“凡事有发展又联系”的原则，对于较后一时的丝织物花纹图案，也取得了不少新启发和不少新认识。这时期的织机和织法，或许和近年在云南昆明滇池边晋宁石砦（zhài，同“寨”）山出土的青铜贮贝器（图2）上所反映的奴隶群相围坐地下，用简单腰机进行生产情形或相近。这个图像的产生，和商代虽已隔约一千二百年，织机的应用，却必有其相通处。因为三百年前的清初海南岛黎族送给清政府的礼物中有一仿木制纺织工具，直到近代西南苗族人民编三寸宽的腰带和衣边材料时，生产的方法都还相差不多。纹样也有共同性。

西周王朝虽仍属奴隶社会制，由于农桑生产成为经济剥削、巩固政权的基础，纺织物的生产指定属于妇功，每一成年妇女，每年捐税必上缴布帛二匹；每匹长四丈，宽二尺，不合规格的不能纳税，也不许当成商品应市。又在这个阶段，社会里衣著用颜色定等级，大奴隶主必衣红紫，等级较低的官吏为青碧……平民或奴隶只许衣本色。且有“珠玉锦绣不鬻于市”的法令，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期，和其他工艺生产情况相同，处于停滞状态。因此丝织物的缫丝、染色、提花技术加工的改进和提高，必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锦绣成为商品之一，受商品要求刺激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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