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发展点滴新知识

中国是个有悠久文化的古国，由于土地广大，海岸线长，湖泊又多，一部分气候处于亚热带和温带间，得天独厚，适宜于动植物的繁殖，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因此许多发明，对于世界均作出重要的贡献，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容，同时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养蚕织丝，是其中贡献特别重大又特别持久的一部门生产。照古代社会组织分工的习惯，养蚕织丝属于“妇功”，因此历史传说，既把黄帝族轩辕氏作为第一个帝王，养蚕织丝的发明，就归功于这个帝王的一位妃子，名叫“嫘祖”。传说成立虽相当早，和历史进展的规律未必相合，假定的时间或许还晚了些。至于三国时吴人张俨作的《太古蚕马记》，则显明出于南部地区的小说家言，更不足信了。

比较符合人类进化自然规律的解释，似还应数《尔雅》一书释虫鱼关于蚕事的记载。书中只简单素朴的说，蚕有萧、艾、柞（zuò）、桑等等名目，却扼要具体的提出了这种性能奇特的蠕虫，是在中国广大土地上，经过漫长时期不同方式的试验，用各种不同植物饲养，研究它的适应性能和发育情况，逐渐明确了它的成长规律，才能够进一步加以利用的。这种驯服过程，决不是任何一人一时所能作到的。时间必格外长久，远比黄帝时代还早，有可能和人类文明启蒙期新石器时代相差不远，并且比“五谷”“六畜”的驯服的经过挫折还多，而终于才慢慢的取得完全胜利成功的。到了历代传说上所谓“垂衣裳而天下治”国体形成的黄帝时期，则这个驯服工作已达成熟期，早已明确某一品种生命顽强，可以在柞树上野放；某一品种生命又特别脆弱，必需在地下蚕室饲养了。正由于蚕的驯服来之不易，为表示慎重，所以自古以来，每年才由皇后主持蚕事祭祀。

至于近代学人，从殷商甲骨文中发现有蚕桑字样，和铜器上蚕的图纹发现，及小件佩玉中有蚕的形象发现，用作当时养蚕织丝的证明，估计未免偏于保守。因为从常识言，“青铜时代”的产生和成熟，并不是个孤立事物，必然有个相应高度的物质文化伴同出现，反映于木、石、漆、玉，手工艺各部门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上，而且还必然色彩斑驳陆离，以至于人身头面的点染装饰上。这一切文化成就，即或仅仅集中于奴隶主或其亲属家臣少数人所占有，所享受，高度精美的青铜文化不是孤立存在，则十分显明，如据殷周器物不断发现附着丝绸残迹分析，则这个时期不仅已经能织出十分精美的平纹或方格纹薄质丝绸，且有可能已有原始彩织锦类产生。如联系“凡事不孤立”的原则，试就商前期方鼎平面反映的连续矩纹看来，或和同时存在锦纹即相通，因为同式连续矩纹，在近半世纪出土的商代白石刻人形衣着上，即明确出现于腰袖间。特别是近年安阳武丁时妇好墓那几副玉雕人形的出土，进一步得到证明。这类连续矩纹反映腰袖间格外明确具体，反复出现决不是偶然事情。而这种彩色斑斓连续矩纹并且直到如今，还是我国西南部苗族妇女所擅长的手工艺。方法之简便，制作之精巧敏捷，都可证这种加工技术实源远流长。

至于此外部分某种不规矩花纹，或有可能成于刺绣绘画，这一问题虽一时还少明确知识，从较后材料分析，如由西周、东周到春秋战国、西汉，前后约千余年，刺绣加工多沿用琐丝法 ，则已确定无疑。产生时间说是由商代开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把这种连续矩纹的彩织，及以这种变形云龙凤纹或鸟羽状排比而成的纹为彩绣，代表第一阶段的成就看待，大致是不会大错的。

古称“锦绣珠玉不鬻于市”，因为农奴制社会统治者眷属出嫁必附有一群妾媵，内中即包括有专司织绣、剪裁针工若干人。所有制作，费工劳神，是不可能以货币价值计算的。即以近河北出土之中山王刘胜夫妇墓中物，和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物，以及长沙出土轪侯墓中物为例，均可知大部分是完成于宫廷特种工奴的手中，而非应市商品。

至于彩锦织绣技术上图纹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或在东周王权崩溃以后的春秋战国间。材料虽还不够全面具体，但从铜、漆、玉、陶一系列工艺品的造型设计变化，和装饰技术 花样翻新 情形看来，其中一部分已转成特种商品上市，实事所必然。这从《诗经》《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零星记载，一再提到以锦绣服饰及珠玉并提，报聘礼物之贵重的，亦不外锦绣珠玉，文驷车乘。也反映了社会发展促进生产发展，物质文化的新面貌。一部分用商品方式生产的新内容，必更加进一步的多样。《史记》称齐国临淄的月收市租千金，除著名的细绣纹以外，显明还有一系列其他特种高级商品应运而生的。

托名《范子计然》提到齐细绣纹上匹值二万，中一万，下五千。陈留襄邑产的大张锦，则以端计。这应当是秦汉之间的价钱，若和一般缣帛市价相比，上等锦约高过二十五倍。一面反映细绣纹工艺水平之高，另一面也反映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统治阶级财富独占情形之显明。

这些特种手工艺品能以商品方式出现于市场，必在东周农奴制氏族社会崩溃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满足新兴地主的需要，同时也必是金属货币业已形成各种商品交换主要媒介物，而且贵金属中的黄金且和铜货币形成一定比价时期，所以《史记·货殖列传》才列举凡占有诸商品到某一定数量的，年即有二十万钱的收入，和一个普通诸侯收入相等。

《范子计然》提的锦绣价值时间或较晚，《史记·货殖列传》说的诸商品价值时间或又稍早一些。

汉初虽仍在齐国设立三服官，织造宫廷四季需要丝织物入贡，主要大生产，却已改至长安，由政府成立东西二织室，各用五千官奴婢（实多犯罪贵族家属），进行无偿劳动生产，不久即合并为一，并设一“织室令”主持其事，年费数千万钱。为团结匈奴诸君长，每年必有过万匹锦赐。开辟西域丝路后，还有更大数量的精美锦绣，由西北运往中西亚及波斯、大秦各文明古国，换取名香、异药、犀角、象牙、马匹、珠玉和一些贵重难得用品。生产发展，必然影响到高级特种手工艺品的一系列发展，对于锦绣比较显明反映到三个过去还少有人注意到的问题上：

一、即前期锦纹受技术限制，或较多属于规矩格子图案，到西汉以来，织机提花工艺，得到一定改进，举凡漆器彩绘花纹，铜器金银错花纹，所能达到的五彩兼备，山云缭绕，鸟兽骇跃腾骧于其间的奇文异样，彩锦也无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产生。

二、即由于提花技术的改进提高，过去惟极端精巧手工刺绣所能特种绣作，织锦工艺能起代替作用后，以商品出现的刺绣，因此影响即显明下降。

三、薄如蝉翼的方孔纱，为增加其华美，有用金银粉末套印加彩的，为此后二千年丝绸加金及丝织印花开创其端。

因此丝织物工艺进展，把汉代作为第二期，大致实相去还不甚远。

至于川蜀锦缎的出现，在西汉或已有一定发展，似在后汉始著名。三国时，诸葛亮教令中，曾提到蜀中军需耗费，主要依赖锦的贸易。魏文帝曹丕著《典论》，虽有“蜀锦虚有其名，不如洛阳所织虎头如意连璧锦”叙述，但就孔明文件中看来，蜀锦生产，当时还是占全国首位，且一直延续到以后约十个世纪，蜀中锦在中原市场，才为吴越以奇花异鸟为主题图案的绫罗、纱縠（hú）所代替。然而直到两宋，政府尚在成都特设“官锦坊”，定织宫廷所需诸锦，如每年按季节赐予诸武将七种臣僚袄子锦。“茶马司锦坊”则生产各色大花被面锦，换取西南茶叶和西北军用马匹，解决国防上的需要。

丝织物花纹的发展变化，若以商周为第一阶段，我们目前知识虽不够全面，以战国秦汉为第二阶段，我们可说实已比较具体。特别是长沙马王堆轪侯家属墓中物，给我们的启发格外多。但两晋南北朝三个世纪多的生产，理应归入第三阶段的情形，我们的知识却不多。以目前西北出土的实物而言，除部分尚保存一点汉代规模，较多已呈混乱状态。如照《邺中记》《拾遗录》所言，虽尚有大小登高锦、大小明光锦、列明锦等名目，似即汉代旧样，其余已无一定格式。如据《东宫旧事》等文献而言，薄质罗纨应用日多。从《世说新语·汰侈》所叙石崇、王恺斗富事，一用“紫丝布”作步幛，一用锦作步幛，可知南方的丝麻交织的紫丝布产品已日益上升，而薄质织物则应数一匹六丈的“筒中花綀（shū）”。孔雀罗可能也是北方一时著名新产品。史传中虽称石虎之奢侈并世无双，千人女骑兵，多着金缕织成裤。南朝则鱼宏以奢侈著闻，服食之精美，堪称独步，家中女乐歌伎百十人皆衣绮罗金翠。到隋炀帝至以锦为帆，延长十里。这三世纪多生产，似均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大部分且为谄媚神佛、装点寺庙消耗其大半。北朝诸胡族统治者政权崩溃逃亡时，尚掳掠千百伎作工巧随行。至于南北两朝人民，却在连年兵火战乱中度过。

所以丝织物真正的进展，第三阶段似应在唐代，开始即唐初统一用绫为官服，明确上下同为圆领服、乌纱幞头、红鞋带、乌皮六缝靴，用色泽辨官品等级。唐代特别赏赐丝织官服花纹计六种，内中五种均为鸟衔绶带、灵芝等，唯一种为地黄交枝。这种种花纹目下从铜带版上，和铜镜子纹样中，尚反映得十分具体，但在出土实物和传世画迹中，却不完备。并且至今为止，还未明确这种特别官爵服章位置究在何处。至于奇文异锦，虽品种名目繁多，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述，则唐初在成都任行台官的窦师纶，出意设计所作十来种纹样，色泽壮丽，流行百年尚不废除。传世遗物中的大团窠锦、花树对鹿锦、狮子舞锦，或多成于唐初。《唐六典》诸道贡赋，川蜀绫锦名色格外多。唐代官服主要用绫，出丝绸地区多设织绫局，监督生产。锦的生产虽仍以川蜀为主，薄质本色绫，广陵已成东南大生产区，且和海上贸易相联，技术上和花纹上容易取得新进展，也必然显得相当突出。唐代有三种特别上贡锦，成都和广陵即已分担责任，如为赠予外宾而作的“蕃客锦袍”，为宫廷嫔妃织的“锦半臂”，及为唐代社会流行、军中格外好尚的“打马球衣”（据图像反映，一般是小团窠花锦袄子）；前二种每年上贡有一定数目，各为二百至二百五十件，后一种早期不过二十件，晚唐最多时且到入贡五百件记载。

又唐代常有法令禁止织造某种特别花样记载。既有禁令，可知必已违禁事，甚至于已相当流行；关于禁令内的锦缎具体内容，我们至今也还知识不多。

唐代上中层社会妇女盛行各种染缬（xié），歌儿舞女衣裳则金缕刺绣及泥金银绘画为常用。前者得到普遍发展，因为可以随心所欲达到个人爱好的艺术效果，后者代价较高。但艺术加工过程，都显明比彩绣省费省工，因此从传世画迹反映唐代一般刺绣，实看不出什么惊人成就。惟西北敦煌晚唐壁画所绘于阗回鹘贵族妇女翻领卷袖多采用金缕绣，可证较后宋人洪皓《松漠纪闻》所说的回鹘长于织金刻丝，实有个历史渊源。

成都蜀仍在锦类生产占主要地位；地处长江下游的广陵，则因海上交通转运便利，气候又极宜于蚕桑，薄质彩织已为此后千年占全国生产主要地位打下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到宋代后，官服用罗为主，全国各路均设有织罗务监督织造，且定下严格检查法令。从《元丰九域志》《咸淳临安志》《梦粱录》《都城纪胜》等叙述中，都显明可以见出江浙丝织生产，已显明占有了特别重要位置；由于社会需要，丝绸的花样翻新，更得到发展机会。常见禁令中如紧丝、透背、绣背、茸背等薄质丝纱类，从禁令限制中即可知精美程度已超过服用需要，才会由政府一再用法律禁止。泥金则由印金、织金代替，简化了加工烦琐过程。印花也得到了广泛市场。锦类在衣着应用上已缩小了范围。成都官锦坊，虽尚有成千伎作巧儿和染织工人进行生产，为政府沿例每年赏赐七种臣僚袄子锦而进行生产，且因起居坐具的改变，椅披椅垫的大量应用，官诰绫锦及书画装裱、卷轴包首、册页封面的需要，而扩大种种需要，却为彩锦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因此小花锦和格子锦仍不断得到进展。北宋木棉虽还不到能代替丝绸彩织程度，但植物纤维品种名目的多样化，显明比唐代却有所发展，竹子布、蕉布、葛布、藤布、黄草布、鸡鸣布……种种名色，在上中层社会的流行事物，则十分显明。这类织物一般比价，且经常官罗为高，而流行仍广。

第四应数元明，即加金丝质物，成为统治阶层好尚的主流；仿波斯金锦“纳石失”的大量生产，转成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奇迹。丝织物加印金银，虽起始于汉代，到宋代已比较全面掌握了生产技术，特别宋辽金先后对峙约两百年时期中，片金、捻金等织金虽加工技术极其烦琐，生产仍得到一定发展。因此《三朝北盟会编》南北双方彼此报聘礼物中，捻金锦缎数十匹已成常见名称。就近年辽墓出土实物说，则细捻金线加于彩织刻丝中，金线即有细如丝发的。但是直到元统一后，全国不少省份，都特别设立“染织提举司”，下设“纳石失局”大量织造官服用织金锦，且照法令，花朵必分大小，各按官品穿衣，使人一望而知。除衣着用纳石失金锦外，还有卧房陈设、军中营帐、马匹装备，无一不使用这类高级特种织金，锦、缎、绫、罗、纱、縠作为装饰，用来表示皇家的富贵豪华，无与比伦。全人类历史，恐亦不至于有如此奢侈糜费，爱好中同时也表示无比愚蠢的。所以意大利人马可勃罗游记 中叙述到元宫廷举行的大筵会，集中王族亲贵一万二千人，集中于殿廷前，举行质孙宴，各穿一色质孙服，在奏乐声中用金杯逐一赐酒，帽子上和腰带间的珠宝价值无从比拟，惊诧为世界上仅有的豪华壮观。至于叙述到皇族争权一次战争，集中骑兵达七十万，用纳石失金锦做成的帐幕，竟延长数里。……欧洲人都以为是疯人的胡说。可料想不到，竟一一实有其事。这从明朝的传世以千百种不同花样的织金丝织物而言，也还可以得到一点印象。特别是史传中记载，宦官权臣一旦失宠后没门抄家时，这些炙手可热的特权人物贪赃渎职得到的金银财富，黄金必以百万两计，白银必以千万两计，贵重丝绸以万千杠抬计，田地以数百万亩计——我们才会明白财富更集中的元代政治状况，统治者更如何残暴无知，而对人民又如何无情。因此在历史短短某一阶段，军事武力虽占领了欧亚世界一大半，且把从世界蹂躏掳掠聚集而来的大量金珠财富，用来装点这个王朝的宫廷，形成一个天方夜谭的奇迹般宫廷景色。却在人民奋起行动中，不到十年，这个王朝的基础就全部崩溃了的事实。

大部分的明代彩织和织金花样，多和元代丝织花纹图有一定联系；图案特征是图案呆板，而配色比较单纯，大面积远看效果还壮观，局部看来不免相当粗糙，艺术水平并不高。至于本色花织物，则多设计构图有极新颖活泼的。特别是中间色染织物，经常发现有艺术性极高的成就。 3EQJ0UtxU8pJzK6y9oFrxmskk1+qGI/0kS6yidKCOuhROJvVagejNAmwq+j56u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