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绸缎

伟大的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进步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科学、工艺、医药，每一种有创造性的发现和发明，都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十分巨大。其中有一样特别成就，给祖国和世界上人民生活带来长远的幸福，并且完全还是 中国劳动女性集体完成 的，就是养蚕和丝绸锦缎的生产。但是这种伟大无比的贡献，正和几千年来的农民生产粮食一样，虽然和每个人生活都联系得十分密切，在阶级社会中，农人的贡献，是照例忽略过了的。因此美术史或文化史研究者，历来也就很少有人提起过女性集体生产在美术上的成就问题。事实上，世界上决不会还有一种艺术创造，比得过纺织物美术生产，会动员到全个国家妇女来参加，生产出来的东西，与人类关系更密切，对人类贡献更实际！过去知识分子出身的专家学者，出于极端无知，始终是用一个以文人为中心的美术史观去谈美术史，照例不免会忽略过了这个问题的。

照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习惯，凡是某一氏族集团，或某一时代，一种有益于人民生活、推进了社会文化的发现和发明，都用一个古人作为代表，作为神，记载在历史上，表示人民对于它的衷心尊敬和感谢。托名黄帝君臣发明的格外多，因此最初养蚕的人，也说是黄帝的妃子“嫘祖”。后人因此把她奉作蚕神，每年从封建君主的皇后，到一般养蚕户，都用同一隆重仪式，向蚕神致敬，并祈祷收成。其实蚕的饲养，是史前时代许多年来，从各种吃树叶的野生蠕虫，经过许多次选择的经验，才慢慢的培养成功的！正确时代已不容易明白。但是到人类能把野蚕挑选出优良品种，有计划的饲养，由幼虫到结茧，掌握住了这种有益于人的蠕虫生活规律，再由茧子缫出丝来，织染成有美丽花纹的绸子，至晚在三千二百年前的殷商时代，已达到 完全成熟 的阶段。这个时期的绸子，因为时间太久，已无方法保存，但在一些青铜兵器上就还遗留得有织花纹的丝绸痕迹（用商斧子上花纹），十分清楚。若把这种花纹和同时代的铜、玉、骨、陶——特别是白陶和灰陶的花纹联系比较，我们就可以对于三千年前的生产，得到些更明确的印象。古代的中国人，是非常爱好美丽调和的色彩并且还 特别会配合色彩 的。当时的丝绸，必然还有各种不同的式样。更有可能，已在素质丝绸上，加有精美彩绘和刺绣。

三千年前的周代，是封建社会的起始。周代尚实际，重农耕，发展生产。政治制度特征，是把奴隶社会结束，把所有生产上的奴隶地位解放为农奴。成了农奴的，各自领得份土地后，每年必需缴纳一定生产收入给诸侯国王统治者，男的缴纳粮食，女的就缴纳布帛。“男耕女织”因此不仅是一种政治号召，其实是国家一切开支消费的主要来源、维持封建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社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封建制度中的诸侯邦君分布于全国各地，在五等爵的制度下，各有一定领土，就需要一定的仪制排场、一定数量等级的车服旗章，因此对于高级丝绸的要求，也自然日益增加。精美丝织物特别受社会重视。《禹贡》所称的“织文”，究竟应当是种什么样的花锦，我们无从知道。至于《诗经》《左传》《国语》提起过的“贝锦”“纯锦”，却可以经同时相关工艺花纹联系，得到一些印象。《周礼》称“染人”“慌氏”，就是由政府主持染练生产，并指导一般生产的专官。并且用法律规定，特别精美的生产，不许上市鬻（yù） 卖。凡一般性生产，具有货币性的绢帛，都得经过检验，品质不合、尺码不足的，既不能缴纳赋税，也不能随便出售。关于养蚕种桑，和栽培采集植物性各种染料，如各种蓝草和紫草，都有专官主持。（楚国有蓝尹）采集野生的栎斗、山栀子、五倍子、槐花等等，都有一定时期，载于古代有关农事的《月令》中。用灰和矾染练纺织物的技术，更积累了丰富经验知识。直到现代，广大农村处理家机纺织物时，还照常得用到这种古老技术。

还有一点极重要，就是这些常用的植物性染料，有许多是各地都能就地取材，非常便宜的。这更是一种大发现！这种种，是古代有关农事文件和诗歌都曾提起过，而且一部分技术到如今还保留到乡村生产的。

丝绸中的多色彩锦，最早出现的时代，我们还缺少具体知识。传说织锦起于帝尧时代，这个正和《禹贡》所谓“织文”，我们实在还无地下知识可以证实。商代有花纹的绸子，是格子几何纹，有可能是复色的，因为这种原始规矩花纹，若较早使用于竹料植物，或芦蒲类材料，格子式编织纹是极容易处理的。商人尚白见于周代记载，我们也由此可以推想，蓝靛的种植制造，还不会如何特别发达。楚国最早有“蓝尹”工官，兰草的种植，或从南方较早得到发展。

对于古代丝绸锦缎的生产，比较可信的文献是《诗经》《左传》《国语》《史记》。文书的记载，一致说明在西周以来，锦类生产已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当时诸侯间的报聘，锦是珍贵礼物之一。“文锦”“贝锦”“纯锦”“重锦”是当时记载中常见到的。布帛虽为国家赋税，生产被普遍提倡，但是特种生产还是有区域性。古代锦出陈留襄邑，薄质丝绸刺绣则出齐国临淄。因生产集中， 社会需要却分散于全国 ，所以在周代中叶的春秋时代，大致就已和矿冶、煮盐、制漆等等生产一样掌握了生产原料和工人。既然是封建诸侯，就自然形成一种官工业的作坊制。先是原料占有可自给自足，不久即产量超过本身需要，不能不借重商贾分散成品，并换取其他必需品和奢侈品。

中国古称“士农工商”为四民，四民之一的商人，在封建社会中，阶级地位本来不怎么高的，生活并且处处受法令限制。但是随同社会生产的发展，商人因贸迁转贩得来的利润，越积越多，就逐渐共同形成一种庞大的势力，影响到政治和经济。汉代伟大历史家司马迁在他著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起这件事。到了战国时代，凡占有原料或生产品到一定数量的，收入就等于一个有一千农奴的诸侯。（例如布帛、生丝及染料中的栀子和茜草，有一定数量的人每年都可收入约二十万钱，有二十万的购买力。）这个记载恰恰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封建诸侯的经济地位，如何受新…… 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情形。特别是晚周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封建诸侯的经济地位，反而日益低落。一部分城市手工业集中的结果，原本用定型农业经济作基础的素朴封建社会制度，势不可免要为新起的商业资本所破坏，终于崩溃。没落下来的封建领主，不能不向四民之末的商人举债。新兴商业地主于是代替了旧日贵族地主，形成战国时代的新经济形态。促进这个变化的生产，自然包括许多方面，不过最重要的四五种生产， 丝织物是其中一种 。

周代早期的丝绸锦绣，我们还没有正式出土的记录。但是用历史文件作经，用同时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瓦器精美花纹作纬，并且把时间稍后一些的战国和汉代丝织物花纹比较看看，我们却可以推想，其中有好些花纹，当时都可能已经反映到锦绣生产上。这些丝织物，到春秋以来，不仅是已具有最高货币价值，同时还具有最高的美术价值。和中古时代封建社会十分重视的雕玉一样，诸侯对周代王室的朝贡、诸侯间平时外交上的聘问、战争后的赔款，和彼此间一般性的婚丧庆吊，都少不了要用到它。应用的情形，在《诗经》《左传》《晏子春秋》《楚辞》《战国策》都常常道及。享用的仅属于封建领主、公子王孙和一部分宾客谈士，（并一部分的武装衣甲上）生产的却完全是优秀智慧的女工。一面是剥削者不劳而获，一面是生产者积年累月的劳动辛苦，对照异常显明。所以古代中国诗人，就常把这种矛盾，当成一个主题，对劳动者充满同情，对剥削者加以辛辣的讥刺。

历史进入战国末期，显然因为铁工具的大量生产和普遍使用，新的土地的开发，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生产，也更加提高了丝绸的生产。这方面的知识，过去专家学人，大都是单纯从文献上着眼，结合一部分金石刻纹来分析，实在无从具体明白。后汉诸儒说诗说经，为六经有关衣着名物作注释，已增加许多附会。到宋人说经自以为是的态度，和在这种态度影响下产生的《三礼图》《古玉图》等等，更把人引入迷途。直到清人任大椿作《释缯》，前后近二千年的著述考据、认识都侧重在文字和上层建筑的礼制相联系，至于实物的纹饰和有关生产的发展，却极少注意。因近五十年各地出土材料的陆续发现，知识才比较明确。特别是长沙楚国墓葬文物的新发现，如有花纹的绸子，有文字和绘画的绸子，彩绘分明、服饰完备的木俑和许多式样新异、花纹精美的漆器，给我们的启发和教育格外大。镜子上的花纹，更增加了我们对于古代丝绣花纹的知识。

关于这个时期的丝绸生产和处理使用到各方面的情形，从近五十年来各地出土的青铜器和雕玉上，也反映出一部分。如猎钫壶上的采桑图，可看到当时从事生产的第一个步骤。安阳殷墟出土遗物，除了一柄青铜斧上遗留下那片花纹外，还有些麻布类花纹，在其他铜器上出现。又出了几个雕玉人形，器物虽然极小，雕刻衣着也简单，但依然给了我们一些商代人装扮式样，比文献明确而具体。又还有几个在洛阳出土的战国时的铜和银子作的人像，有个弄鸟的女孩，所穿的有花边的短衣，还很像是西部来的毛织物文罽（jì）、细旃（zhān）一类材料作成的。洛阳金村出现的一组佩玉，有两个舞女样子的雕像（图5），可以看出古代长袖善舞的舞衣制度。河南汲县出土的青铜鉴上种种人物形象，更可以看到当时水陆交战中武士的衣甲形象。辉县新出土的一个大而破的薄铜鉴上花纹，且可发现祭事、乐舞、游猎种种不同生活的服饰。特别重要是一些头上戴角的刻画，可能和古代巫祝相关。

长沙楚墓发现的漆奁（lián），上面穿着大袖口小腰身的十一个女子，和帛画上那个女子，更给人一种十分生动现实的印象。重要的是衣着式样，例如楚墓俑种种不同的衣襟处理和一定斜度的形式，都反映到当时的真实，可以证实历史文献上的衣制。照战国时宋玉的文章叙述，这种衣服大多数是用精美细薄彩绸料子作成的。

战国时青铜器中的金银错镶嵌法，使用极普遍，中国丝绸加金的刺绣，或其他技术加金，大致也产生于同一时期。

到汉代，丝织物生产和其他生产同样 有了更大发展 。战国以来几个生产高级丝绸的专区，都有国家工官来继续主持生产，在长安还另有东西织室。工官费用一年用到五千万钱，在当时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的耗费。这些生产一部分作新的统一国家下经常来使用，一部分就成为汉代 主要输出品 。东至今朝鲜，西及今内蒙古、新疆以及国外如罗马、波斯，都得到广泛的欢迎，因之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一种主要媒介物。换言之，即中国的丝绸锦绣生产，到这时已 起始供应了世界市场的 需要 。照历史文献记载，当时中西交通多从西北陆路。西北羌胡民族并且特别喜欢中国锦绣。《史记·匈奴列传》称，每年外送锦缯到万匹。从近五十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古坟中，在新疆古楼兰遗址中得到的锦绣，完全证明了当时的丝绸品质和纹样。这些出土遗物的花纹，和在朝鲜大同江边古坟中得来的丝绸，花纹大体都是相同的，更可证明历史文献和《盐铁论》等记载当时情形，这些丝绸虽出现于汉境的边沿区域，其实是 当时 中原的标准花样 。锦绣中如最著名的带文字的“韩仁绣”“新神灵广”等锦，多作山云、鸟兽、骑马游猎装饰图案，和当时反映于陶漆金银错图案相通，用深青或红色作地。绫罗类多作水纹和菱形纹，五色具备。绣件有在锦上加绣的，有在杂色帛上加绣的，花纹和同时或较早的金银错完全相似，绣法多用锁丝法（直延续到现代，技术还用到）。西北出土的绫帛类，很多种直到现在还保存原来的鲜艳色泽，可以见出汉代以来染色知识的进步。至于薄质细绸，经纬组织，有比唐宋以来细绢还精细，正和史传所赞美的齐纨鲁缟、白穀（gǔ）细缯相合。这时期的生产，除河南、山东，川蜀出品也已经日益著名。

关于这类生产品在应用上的情形，则除丰富石刻外，近年来朝鲜、我国长沙出土漆器上的人物画，陕西、洛阳出土的彩绘陶俑，寿县、淮阴出土的大型木俑，四川彭山出土的大型陶俑，绍兴出土的人物车马铜镜，特别是东北辽阳汉墓出土的生动活泼颜色鲜明的彩绘壁画，为我们更具体的提出了许多证据，解决了许多过去无从明白的问题。不仅关于丝绸花纹的知识具体了，如何运用也明确多了。

看看这些来自不同地方，使用不同材料，表现不同问题，服装却大体相同的人物画，我们即可更深一层理解古代中国人在丝织物染织刺绣工艺上和种种不同美术成就上，都是异常独特，而且民族风格鲜明显著的。原因是既有个优秀传统可以取法，且在技术上深深知道从不断改进中丰富内容，因此每一代都各有不同的成就，且能启发更新一代的创造精神。中国丝织物生产，也因此在世界上永远能在领导地位上继续发展。

到汉代末年，中国锦缎制作过程，有了一回极大的革新，是大发明家马钧，对于织机提花部分的改良。他把提花部分由本来五十镊改作了十二镊，简化了提花手续，影响到后来生产，实在极大。至于这种改良对花纹的影响，若从现存汉代锦缎和魏晋六朝锦缎比较，却看不出太大不同处。因为目下可得到的实物，材料还不多，将来更多新的发现，必然可把这个发展过程弄清楚的。 jWnPipNp+hIzPt3XurmSF4Kjyv9ksVyzRCjzcrKSpTRqqhB3FaBM2hZoAJm4Fy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