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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中国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函谷关两侧的关中与中原地区，关中平原成了争夺天下的最佳起点。而中原地区缺乏适合防御的密闭地形，屡被关中军队攻克。
关中平原四周都是大山，有著名的“关中四塞”，只要控制了四塞，外面的力量就很难攻入关中。“得关中者得天下”的军事地理优势也由此而来。
秦国巩固了关中地区后，并没有向东方进攻，而是攻占了“天下之砝码”的四川，这样既获得了物资支持，又获得了上游的优势战略地位，从而为统一中原创造了条件。
赵武灵王是唯一一个找出对抗秦国可能性的人——进攻秦国的北路。很不幸，他的发现并没有在赵国落实，却成了秦国统一之后防范游牧民族的战略要点。
秦国统一六国的战略，分为北线、中线和南线。历代秦王在三线中首先挑选最强大的国家作为敌人，而与其他国家暂时结盟，如此循环，将各国蚕食。
秦的统一可概括为：扎根关中，先取四川，同时拥有关中与四川，占据上游，再从北、中、南三路依次打击中原。这是秦汉时期的军事密码。
2015年7月底，甘肃省博物馆内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展览。展览的主角是一批从法国返回中国的文物，最著名的是几片巨大的鸷鸟形金饰片。
这些文物在两千多年前曾经属于秦国早期的国君，直到20世纪90年代被盗墓者掘出。
文物的出土地点在甘肃省礼县的大堡子山。经由盗墓事件的曝光，人们才发现这里就是秦国早期的都城所在，时称西犬丘。大堡子山位于甘肃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在西汉水之畔，西周时代曾经是少数民族西戎的地盘。
关于秦人的来历，有人认为他们本来就是戎狄之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周初从东方迁徙过来的。不管怎样，在西周末年，秦国仍然是一个不起眼的边缘国家。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西北游牧民族犬戎联合申国与缯国攻陷了西周的国都丰镐（也叫宗周），杀死周幽王，占领了关中平原。
关中平原是周朝的发源地，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当这里成为犬戎的领地时，新立的周平王只能带着他的臣子们向东撤离，过了函谷关，退向现河南洛阳一带。在当时，洛阳一带号“成周”（也叫洛邑），平王东迁后，成周成为新国都。历史上称此后的周朝为东周。
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离开了大堡子山，率军进入关中平原，护送周平王到成周。周平王为了感谢，封他为诸侯，并表示如果秦襄公能够收复关中平原西部，就把这里当作其封地。
周平王的分封只是客套话，因为关中平原已经从周王室手中丢失，成了犬戎的牧马场。秦国当时弱小，又如何能与善于打仗的犬戎相抗衡？
周平王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封为未来留下了巨大的变数。更为要紧的是，周王室东迁之后，关中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必然为另一个势力的崛起铺平道路。
那么，关中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就要从关中的地理位置说起。
周文王将目标转向商王朝的东方之地时，绝没有意识到造物主在西方已经给了他一份大礼。这就是关中平原，也就是现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平原地带。
平原宽五十公里，长三百多公里，以现代的眼光看并不算大。但在周朝，关中之外的大部分领土都处于荒芜之中，仅有的文明区域只是现在的河南大部，以及河南与山东、河北、山西交界之地。在有限的已知世界内，关中平原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域内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必然成为一代王国的开基之地。
在商周时期，以函谷关、崤山为界，其西为关中，其东为中原地区。在中原，最重要的地区大都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内。现在河南省的粮仓是郑州以东的大平原，但在周朝，那里水网纵横、沼泽密布、坑坑洼洼，并不适合人们居住。只有在河南中部和西部靠近山区的土地上才适合人们生存，这些土地大都位于现在的洛阳到郑州之间。另外，还有一些适合耕种的土地分布在河南与山西交界的山区，以及与河北、山东交界的山脚平原。这些土地适合耕种，却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即缺乏地理上的安全性。
在周朝之前，商城是商朝的大城市（位于现河南安阳的殷墟），这座城市规模巨大，被称为“大邑商”。然而，商城的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它的西面是太行山脉，东面是黄河。在商朝，黄河的河道并非今天的河道，而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流去，在天津附近入海。
安阳位于黄河与太行山之间，属于这个区域中最安全的位置，如果从东面攻击大邑商，必须渡过滔滔黄河，从西面则需要翻越高耸的太行山脉。大邑商在南面有一个巨大的弱点：这里有一条天然的通道，敌方只要顺着这条道路前行，就可以轻易到达商城。
这条通道处于黄河与太行山之间，位于黄河北岸。在山西、陕西和河南交界地带，奔涌的黄河从北方而来，突然拐了个九十度的大弯改向东流。在黄河的北岸是太行、王屋等山脉，而在黄河与这些山脉之间有一条平坦的过渡地带，只需要越过几座低矮的山丘，就可以经过现在的济源、庆阳、焦作等地，畅通无阻地到达大邑商。
周武王的军队就是从洛阳北上渡过黄河，在黄河北岸再沿着这条路东进，攻克大邑商，建立了周王朝的。
图2 关中平原四面皆险
商城尚且有这么大的弱点，其余地区更是无法安守。
崤山以东的区域没有形成封闭的防御地理，崤山、函谷关以西的关中地区却是天然的防御宝地。它形成了一个盆地地貌，在盆地的正中心是海拔较低的关中平原，平原主要由渭河与泾河两座河谷组成，适合农业生产。盆地四周则是一圈易守难攻的高山，从地理上保护关中平原不受侵略。
在盆地的南方，是一道巨大的山脉——秦岭，诸多山峰海拔三千米以上，将盆地与陕西南部的汉江谷地分开。在盆地的北方，是一系列被总称为北山山系的山脉，与陕北高原隔离。在盆地的西方，宝鸡以西迅速爬升，进入南北走向的六盘山。广义的六盘山又分成两列山脉，北方是六盘山，南方是陇山，这两列山脉把盆地与西方的甘肃和宁夏分开。在盆地的东方，黄河以南，顺着秦岭余脉向东形成了几座小的山脉：小秦岭、崤山、外方山、熊耳山、伏牛山，黄河以北则是太行山、中条山，将中原与关中盆地隔开。
在古代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动力的时代，上述山脉构成了巨大障碍，任何人想攻打关中地区都充满了艰难险阻，无法做到奇袭或者快速奔袭。
如果要攻打关中，在这些群山中只有几条通道可以通过，这些通道就成了兵家必争的关塞之地。在盆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个关塞最紧要，它们构成了著名的关中四塞。
在东面，洛阳和西安之间的黄河南岸，是著名的函谷关。黄河南岸有着典型的沟壑丘陵地貌，这里的大地上就布满了巨大的冲沟，高达数百米，任何人想要通过，都必须在这些巨大的冲沟中翻来翻去，把体力耗尽。在河南三门峡陕州区与灵宝市之间，有一条规模巨大的冲沟，如果军队顺沟行进，可以较为容易地进入西面的关中平原。人们走在沟底，望着两侧的山脉，如同走在箱子底部，这就是函谷关名字的由来。
自古以来，函谷关就是从关中到中原的必经之路。从关中盆地沿渭河进入黄河谷地，再顺着函谷关进入三门峡一带，最后离开黄河河岸，向南突破小秦岭和崤山，进入前往洛阳的大道。这条道路经历过无数次军队、皇帝、文人墨客的造访，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连接两京（长安和洛阳）的大道。
在南面，庞大的秦岭山脉中，有几条河谷南北向纵切秦岭，成了古人翻越秦岭的通道。最重要的有以下五条：
第一条，在宝鸡附近有一个大散关，从此向南可到达汉中地区，这就是著名的散关道，也叫故道或陈仓道；
第二条，在散关道以东，有两座山谷纵切了秦岭，它们分别是北面的斜谷与南面的褒谷，时人就从斜谷进入，直达秦岭的山脊附近，再顺着褒谷下行，到达汉中地区，称为褒斜道；
第三条，褒斜道以东，又有一对山谷纵切秦岭，连接了关中与汉中，是为傥谷和骆谷，此道路称为傥骆道；
第四条，继续向东，又有子午谷沟通了关中与汉中（也可以去往现在的安康地区），被称为子午道；
第五条，继续向东，在长安的东南方有一座山谷，经过蓝田和武关，前往湖北的襄阳地区，称为武关道。
上述五条道路中，前四条都是通往汉中，再从汉中进入四川，第一条还可以向西南方向进入甘肃南部。第五条则是例外，它沟通了关中与湖北，可以不经过中原，直接从湖北北上南阳盆地，再斜插越过秦岭进入关中。
在这五条道路中，商周时期最有战略意义的是第一条和第五条，其余各条由于道路险阻，在当时还不适合大军行动。在西周时代，周王对楚地的征伐大都走第五条武关道，而西部的戎狄则通过第一条散关道骚扰周王。边远的秦人要想进入关中盆地，也必须经过大散关附近的宝鸡。
大散关与武关，成了关中四塞中的两塞。
在西北方，挡住盆地外戎狄的则是六盘山。从宁夏境内贺兰山开始，沿着黄河到达中卫，再从中卫沿着清水河进入一块小平原，这就是现固原地区。
从固原继续向南就到达六盘山下，越过几道黄土山梁，可以进入一条泾河的支流，经过平凉与泾河汇合。从固原到平凉之间的六盘山就成了西北著名的军事要地，历史上称为“三关口”；在三关口西侧有一道巨防，称为萧关。
东面的函谷关、东南的武关、西南的大散关和西北的萧关，成了防护关中平原的四个最重要关塞，即关中四塞。
西周王朝之所以能立足，就是因为掌握了关中四塞的险要。掌握好四塞附近的控制权，外人就很难攻入关中地区。
然而，关中盆地也并非无机可乘。比如，西周的灭亡就在于对西北方向的控制乏力。面向西北的萧关外的固原是一片缓冲地带，如果西周能够同时占领萧关和固原，那么固原就能成为萧关的前哨，避免敌人的袭击。西周后期，固原一带成了少数民族犬戎的势力范围。犬戎经常越过萧关进攻西周腹地，并最终从这里出发攻陷西周的都城，灭了西周。
在现河北省易县，有一片巨大的废墟记录着两千多年前的战争。
战国时期这里叫燕下都，如今的遗址内仍然耸立着数座巨大的夯土墩台，它们是当年宫殿的遗迹。根据当地的传说，燕昭王招贤和燕太子丹请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这片遗迹上曾有十几座巨大的土丘，其中就有著名的京观遗存。
所谓京观，是指战争中，战胜者把战败一方死者的头颅收集起来，集体埋葬形成的土丘。燕下都京观的发现，表明古代中国在战国时期就有收集人头聚集成塔的习惯。
2015年7月底，我在燕下都城南五里的解村看到了那几座土丘。这种土丘曾经有十四座，此时只有三座有显著的地表凸起。
其中的一座土丘上有一个巨大的盗洞，地上散落着大量的头骨碎片和牙齿。据估算，一座土丘下埋葬着上千个人头，十四座土丘内的人头总数应有数万个。
至今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战士死于哪场战争，最可能的是发生在燕王哙三年（公元前318年）的子之之乱。根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王哙学习尧舜禅让，将王位让给国相子之（可能也是燕国宗室成员），太子平随即发动反叛，引起了一场燕国内部的大屠杀。齐国和中山国乘机侵略了燕国。直到太子平继位成为燕昭王，这场动摇了燕国根基的内乱加外患才终告结束。
这些人头可能就是在子之之乱中死难的士兵。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子之的人马，还是太子平的人马，抑或是赶走齐国侵略者时遭斩首的敌方士兵？
在战国时期，类似规模的屠杀不计其数，人头墩在中华大地上也不止一处。甚至这一处并不算最大的，只是它穿越了历史，保存到现代，让我们体会到当年的血雨腥风。
在春秋时期，战争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战争双方并没有想要灭绝对方，而是点到为止，最终是为了签订条约，得到对方几座城池。
到了战国时期，战争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并吞手段，最终的目的是消灭对方的国家。秦国消灭赵国抵抗力的有效手段，就是将对方的年轻人都杀光。于是，战国时期的战争变得血雨腥风，失去了春秋战争文质彬彬的特征。秦国最早体会到战争的变化，也更加娴熟地进行对敌国有生力量的屠杀。
而在秦国崛起之初，他们首先要做的不是与六国厮杀，而是怎样从化外的一个边缘小国变成立足关中的强国。
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后，整个关中盆地成了犬戎的牧马场。诸侯多跟随平王逃往函谷关以东，只有秦国地处偏远，留在了西边。
此刻的秦国是在陇山西面、位于甘肃礼县的崇山峻岭间生存。而周王室离开后的真空以及犬戎无力建立政治结构，给了秦国足够的机会。
秦人占领关中平原的第一步，是从秦襄公时期开始的。由于西部面临游牧民族，压力太大，秦襄公决定将势力向平原移动。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他率领人马进攻盘踞在岐邑的戎人并战死。他的儿子秦文公随后将都城迁往陕西眉县附近的汧渭之会，进入关中平原的西部，控制了现宝鸡地区。
文公在汧渭之会一共统治了四十六年，他将盘踞在平原中西部的戎人赶走。秦国的胜利让留在西部的周朝遗民看到了希望，他们成了秦国的忠诚拥护者。
公元前697年（周桓王二十三年，秦武公元年），秦武公继位，这时距离周平王东迁已经七十多年，秦国通过几代国君的努力，终于彻底将整个关中平原据为己有。
然而，直到战国时期，秦国仍然没有办法将关中所有的战略要地掌握在手中。对它的威胁有来自东方的魏国和东南方的楚国。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晋国下属的三个次级封君取代原来的晋国君室得到了诸侯的资格，强大统一的晋国分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韩、赵、魏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中，赵国地处东部，不与秦国直接接壤，而韩国和魏国控制了数个战略要地，对秦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分散的是魏国。魏国的领土包括黄河以西（河西，现陕西北部）、黄河以东（河东，现在山西境内，临近陕西与河南的黄河大拐弯处，以国都安邑为中心）、黄河以北（河内，现在河北境内）、黄河以南（河外，现在河南，以后来的国都大梁为中心）四大部分，从现陕西延安一带一直延续到河南开封。
在关中地区，除了四塞之外，在关中平原的东北方向还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位于现在的陕西韩城方向，顺着缺口可以从陕西的关中平原越过黄河到达山西的汾河谷地。不过，这个缺口有个天然的屏障：黄河。也就是说，秦国的陕西和魏国的山西之间只隔着一条黄河，如果秦国想保持疆域的安全，就必须全部占领黄河以西的土地，以黄河作为天险进行防卫。如果东方国家（魏国）跨过黄河，秦国就会感觉到危险。
魏国的第一个正式国君魏文侯是个拥有雄才大略之人，一方面，他重用李悝、吴起、乐羊、翟璜、西门豹等人，聚集了大批的名将文臣；另一方面，他一眼看穿了关中平原的战略地位，避免与其他山东五国争斗，而是将秦国的关中平原作为主攻方向。
在三家分晋之前，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魏国侵入黄河以西，在少梁（现陕西韩城）筑城，取得了军事据点。
随后在吴起、李悝的联合攻势下，魏军进攻位于关中平原的郑地（现陕西渭南华州区），并占领秦国洛河（注意：是位于陕西的北洛河，不是位于洛阳的南洛河）与黄河之间的大量据点，将战线推进到泾河一线。随后，魏国筑起一道长城，加强了对黄河以西地区的控制。此时，魏国的国都就设在黄河东岸的安邑（现山西夏县境内），距离中原地区路途遥远，却距离秦境很近，可见魏文侯的军事重心所在。
魏文侯的扩张让秦国的关中地区不再完整，随时受到魏军的威胁。此后几十年，秦国被迫收缩防线，与中原地区断了联系。
但秦国的麻烦并不仅仅在其东北方向（河西地区），还在于函谷关。起初秦国与晋国分别占有函谷关两侧，三家分晋后韩国继承了晋国函谷关东侧的土地。随后，魏国攻占少梁
，将函谷关西侧的土地也据为己有，这个对秦国价值最大的关塞也不再被秦国控制。
在东南方向，由于楚国的扩张，秦国也无法通过武关威胁楚国。
函谷关和武关的断绝，使得秦国无法染指中原事务，被山东六国长期当作夷狄。为了向东扩张，秦国必须打开函谷关、武关通道，并占领魏国的河西之地。
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秦国激发出了最强的动力。在历代秦王的领导下，秦国一直致力于两方面的变革：第一，从制度上建立一种能够供养庞大军队、激发士兵斗志的财政和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必须比六国的更加持久，也更加能够组织起庞大的军事供给；第二，消灭六国的有生力量，让他们因为人员不足，从财政和社会上出现总的崩溃。
致力于战争的财政和社会制度是由商鞅建立的。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连续两次进行变法，将秦国社会打造成一部专门为战争服务的财政机器。
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条。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在商鞅变法之前，各个国家实行的是分封制，国君并不能直接统治国家的所有土地，他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了一些下级封君，让他们代自己进行统治。在已经分封出去的土地上，国君不能直接插手经营，这就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商鞅在全国建立了郡县制，各郡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一指派，减少了下级封君离心的可能性。他还在民间建立什伍互保连坐之法，五家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政府的税收也大大增加，可以组织更加庞大的军队。
第二，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虽然土地属于农民，但农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通过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每一个农民就都被“标准化”了，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生产粮食，并通过政府控制的流通渠道将粮食输送到秦国的战争机器之中。
第三，实行军功授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和军事挂钩。一个人只有在军事上有所贡献，才能得到爵位。爵级共二十个级别，一个人先受封低级爵位，下一次再受封，就可以累积到更高级，依次累积，直到最高级。爵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高。
第四，秦国由于发展晚，土地充足，而山东六国的土地不够，人口众多，商鞅就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土地，并免除他们三代人的兵役，专心种田。这些人就转化成秦国的生产机器，而参军打仗则由原来的老秦人承担。
一个生活在秦国的人，不管他做什么职业，都被一整套的国家制度纳入军事体系之中。这个体系能够产出足够的军人和粮食，完成对外作战。
秦国的军事体系建立之后，对外扩张成了必然。商鞅也借此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眼光卓越的军事家。在他的策划和努力下，秦国扭转了百年的颓势，从魏国、韩国、楚国手中收回了关系命运的几大战略要地，重新巩固了秦的疆域。
在秦孝公继位四年后的公元前358年，秦国出击伐韩，再四年后伐魏，拉开了巩固关中的序幕。最能表现商鞅谋略的是夺取魏国河西之地的战争。
魏文侯之后，魏国几代国君都失去了先辈的睿智。魏文侯始终知道最大的敌人是秦国，然而随后的魏武侯、魏惠王却缺乏目标的单一性，将重心逐渐转移到中原地区，时常发起韩、赵、魏三国的内斗，又卷入与齐国的战争，最终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两次被齐国击败。
就在魏国东线失败的同时，西线的秦国乘机发动战争。秦孝公派遣商鞅率军收复河西，魏军派出公子卬迎战。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是朋友，他写信给公子卬，回顾以前的交往，希望能够见面缔结盟约，维持和平。公子卬按照春秋时期的君子战争规则欣然前往，但商鞅毫不留情地采取了战国时期的小人规则将公子卬扣留，失去了主帅的魏军大败。
这场战争迫使魏国割让了河西所有的领土。由于失去了河西，距离秦国太近的国都安邑已经不再安全，魏惠王不得不将国都迁到东部的大梁（现河南开封），远离与秦国作战的前线。
魏国的迁都意味着它已经将重心转移到东部，不再参与西部的纠纷，秦国可以舒服地在黄河以西活动，并逐渐占领韩国和魏国在函谷关一带的战略要地。
在南方，秦国也在与楚国交界的武关一带加强军备，修筑关塞。武关、函谷关的天险从此掌握在秦国手中。关中地区巩固了。占领关中四塞，意味着秦国已经成为独一无二的大国，拥有着其余六国无法比拟的战略地位，下一步自然就是向东扩张。
然而，秦国稳固了关中之后并没有再接再厉向中原扩张，而是又走了一步谁也想不到的妙棋——进军四川。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在西部发生了一起足以影响战国军事格局的事件。
秦惠文王是秦孝公的儿子，他一上台就杀了商鞅，但继续采用商鞅的所有改革措施。秦惠文王时代是战国时期变动最大的时代，各个国家的国君不满足于称“公”或者“侯”（周天子的下属），纷纷也和周天子一样改称“王”。随着称呼的改变，列国战争频发，苏秦在函谷关以东的六国间频繁穿梭，进行合纵，联合六国共同抗击秦国。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7年），秦国周边出现了两起需要用兵的事件。第一起，秦国东面的韩国派兵攻打秦国，秦王想出兵迎击，顺便入侵韩国教训它一下。第二起，秦国南面隔着崇山峻岭，有两个处于中原文明之外的国度，分别是位于现在重庆地区的巴国和位于现在成都的蜀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出现了争执，纷纷派遣使者翻山越岭向秦国求助。秦王看到这是一个并吞巴蜀的好时机。
然而，秦国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双线出兵，到底如何决策，群臣们在朝堂上议论纷纷，意见不一致。
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伐韩派的客卿张仪和伐蜀派的大将司马错。二人观点迥异，却各有道理。
张仪的理由非常充足：韩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位于天下的中心，攻取韩国，就有了号令天下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地位。相对而言，作为化外之地的蜀国简直无足轻重。两相对比，伐韩比伐蜀有利得多。
在战国中后期，韩国和（丢失了河西的）魏国的领土面积是七国中最小的，也是军事实力最弱的，却处于七国的正中心，是连接各国的战略要地，被称为“天下之枢”。
在现代地图上，当年韩国的土地包括河南西部和南部的丘陵山地，加上山西南部一部分山谷地带，以及河南东部平原上的国都新郑；
而魏国的土地主要在河南东部的平原，河北、河南交界地带，以及山西西南部的河谷盆地。
这两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恰好是从秦国的关中平原去往中原地带的主要道路。从秦国往中原去的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走函谷关的大道，这条路在黄河以南，从函谷关出来所经过的土地大都属于韩、魏，如陕地属于魏国，宜阳和成皋、荥阳属于韩国；另一条道在黄河北岸，也就是黄河与中条山、太行山之间的狭长通道，道路同样被韩、魏阻断，中间的上党属于韩国，两端的蒲坂、皮氏、汲等地属于魏国。
除了秦国与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的交通需要经过韩、魏之外，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从燕赵通往楚国，这条路同样要从韩国和魏国经过。正是因为沟通了南北和东西的交通，韩、魏才成了天下的枢纽之地。
张仪的计谋是：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第一次出兵只针对韩国，甚至为了袭击韩国，要主动去联络魏国和楚国；秦国从北方进攻，截断韩国北方的领土上党，魏国从中间袭击韩国黄河两岸的腹地，而楚国则从南部袭击韩国的国都。
击败韩国之后，秦国可以谋取更大的目标：韩国曾经的国都宜阳与周天子所在的成周距离很近，秦军利用攻韩的机会，可以顺便出击，直抵周天子最后的领地，胁迫周天子，取得象征天子权势的宝鼎，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
一旦得到韩国和周天子的领土，秦国就取得了天下之枢的一半，为接下来进攻其他国家做好地理上的准备。
张仪认为，与韩国的地理位置相比，蜀地所在的四川只是僻远之地，与中原的联系非常松散。如果要从秦国去往四川，必须先穿越秦岭（走子午道）前往汉中，再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金牛道）进入四川盆地。由于地理位置遥远，取得四川对秦的意义也不大。
张仪的分析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人们普遍认为，决定天下命运的是中原腹地，秦国既然处于西面，就应该时时刻刻想着去占领函谷关以东的中原领土，逐步蚕食，最后统一，至于西南、西北并不是主要的战场。
幸运的是，有一个人反对张仪的提议，他就是秦国的大将司马错。
司马错的观点与张仪相反，他认为暂时放弃韩国，进攻四川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这个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司马错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在司马错去世两千多年后，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提出了一个概念：间接路线战略
。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就是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并不直接向目标前进，而是适应环境，随时做好改变路线的准备，积攒必要的“势”，万事俱备之后，再向最终目标发动总攻。司马错的观点恰好与哈特的战略一致。
为什么不直接攻打韩国？司马错认为，秦国的目标虽然是统一天下，但如果这个目标过早地暴露出来，会让六国更加警惕，联合起来对抗秦国。
韩国的地理位置重要是六国皆知的事实。所以，当秦国攻打韩国的关隘、图谋周王时，韩国和周王会立即觉察到秦国的野心，转而向齐国和赵国求救。
同时，秦国想联合楚、魏一同伐韩，而韩和周为了拉拢楚国和魏国，会把周王的宝鼎送到楚国，把韩国的土地割让给魏国，再一同抗击秦军。到最后，秦国的野心暴露无遗，却没有捞到任何好处，战略彻底失败。
秦国之所以达不到目的，终归此时它的实力没有强大到可以灭亡六国，缺乏足够的“势”。土地不够多，兵不够强，国家不够富裕，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秦国未来的征战都会遭遇困难。
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司马错给出的答案是：走间接路线战略——伐蜀。通过征服蜀地来扩充土地，增加财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最后再进军中原，统一全国。
蜀地虽然偏僻，却是西南地区最强大的一个，又恰逢内乱，攻取蜀地就等于秦国在西方的势力得到最大化。对秦最重要的是：蜀地已经极其富裕，可以利用蜀地的财富备战。
实际上，如果要统一（当时认为的）全天下，一个关中地区仍然不足以积累足够的财富，可是加上蜀地，情况就不同了。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把韩、魏当作天下的枢纽，那么蜀地就是天下的砝码。秦国无法凭借关中与山东六国抗衡，可是加上蜀地这个砝码带来的资源，胜利的天平就朝秦国倾斜了。
除了资源之外，蜀地的战略地位其实也并不低。秦国的敌手中最强大的是楚国。楚地方圆五千余里，与韩、赵、魏、燕四国总和相当。楚国依靠着巴山秦岭的天险、汉江长江的天堑，足以抵抗秦国的进攻。但楚国也有一个弱点：它位于长江中下游和汉江的下游地区，而其上游正是汉中和蜀地。如果秦国控制了这两条江水的上游，就可以顺流而下，利用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压迫楚国。
所以，要想并吞六国，首先要占领蜀国，在不知不觉间获得资源和地理上的优势，趁别国还没有注意到，秦国就已经成了最强大的国家。
司马错的提议也是第一次将四川的战略地位提了出来。在中国古代军事历史的关中时代，蜀地一直是胜利天平上决定胜负的砝码。如果一个国家只占据关中地区，那么因为资源不够，很可能无法统一中原；可如果同时占领四川和关中，就具有了统一的资本。
不仅仅是秦朝，在楚汉相争中，四川也支撑着刘邦的补给，它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却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
秦国的幸运在于，司马错的提议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却出人意料地被采纳了。执行战争命令的就是主张伐韩的张仪。当年十月，秦国大军从子午道越过秦岭，乘巴蜀战乱之机，将蜀地收入囊中。
由于蜀地在六国的关注之外，当秦国走出这个重要的胜负手时，六国都毫无反应，不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在朝秦国倾斜。
直到秦国利用蜀地的地理优势进攻楚国时，人们才意识到秦国占领蜀地是多么重要的一步。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前后，强大的秦国迎来了不速之客。一队赵国的使节出现在秦国国都咸阳，获得秦昭王的接见。
秦昭王看见使臣里有一个人相貌不俗，举止威严。更不同寻常的是，其他使节在与此人打交道时，都不由自主地带着恭敬的痕迹，即便想掩饰，也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接见完毕，使节的队伍离开秦国国都。秦昭王仍然纳闷，这个人不像是位居人下的臣子。出于好奇，他派人骑马追赶，试图再问个究竟，却发现此人已经骑快马先行离去。
这是一个俄国彼得大帝式的故事，秦昭王见到的这个人就是当时他最大的敌手之一：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冒险进入秦国国都，就是来探察秦国的虚实和地理情报的。就在秦国迂回四川获得资源和地理上的双重优势时，赵武灵王也发现了一条大迂回袭击秦国的通道。这条通道对于战国时期的人来说，是具有开拓性的。
如今，在内蒙古包头北面的山中，仍然保留有两道古代的长城，分别是秦统一后修建的石长城和赵武灵王当年修建的赵长城。
从包头去往固阳的211省道上，从大庙村分出一条岔路通往石拐区，有一道低矮的土堤时隐时现，伴随着公路一直向东。这条土堤就是当年的赵长城。
赵长城没有修建在高高的山脊上，而是修建在两座小山脉中间的谷地里。它只是一道边墙，很少有敌楼。如果敌人攻打长城，必须首先翻上北面的山脉，然后冲到谷地里，在谷地最深的地方遭遇这道长城。
由于坍塌和被土埋没，赵长城已经成了一道不明显的土堤。随着现代的开山筑路，有的地段把土挖开，露出了长城的剖面，可以看见雄伟的夯土墙体。在长城边上，偶尔可以看到后来各个朝代屯戍的痕迹。
赵武灵王修建的这道长城，表明赵国的北疆已经延伸到黄河“几”字形最北端的阴山深处，那里无法进行耕种，却有着无比重要的军事价值。秦统一后，秦始皇不满足于赵长城的简陋，派遣大将蒙恬在赵长城北方几十公里的一道山脊上劈山取石建了石长城。与赵长城建在谷地不同，秦长城选择建在山脊上，进攻难度大了很多。当时秦朝的疆域比起赵国又向北推进了几十公里。
赵武灵王之所以跑到遥远的北方修筑长城，正是要绕道进入关中平原，对秦国进行打击。他是战国后期唯一一位制订详细计划打击秦国的君主。当其他国家纷纷迎合秦国时，赵武灵王却奋发图强，为进军秦国做着准备。
此时，秦国的关中四塞已经成形，武备森严，从武关和函谷关入境已经不可能了。赵武灵王发现了一条遥远的道路，可以绕过武关和函谷关，进入关中平原。
在关中平原四面的群山中，只有北面的北山山系是低矮且布满豁口的，赵武灵王就是想绕过太行山，从北面进入河套和陕北高原，再打通北山山系进入关中平原。
后来秦始皇也意识到从河套到国都咸阳这条道路的重要性，故主持修建了一个伟大的工程：秦直道。秦直道从咸阳出发，穿越陕北高原，越过黄河，终点就是包头。
图3 秦取四川与赵武灵王攻秦战略
如果赵武灵王的战略得以实现，这条路就是赵国打击秦国心脏的出兵之路；但因为秦朝的统一，赵武灵王的发现成为秦朝防范北方匈奴人的运兵道。
当时，赵国的北方还有中山等白狄国家，以及更加北方的少数民族（林胡、东胡、楼烦等）。为了增强赵军的战斗力，与少数民族周旋，赵武灵王决定改穿方便打仗的少数民族服饰，减少笨重的战车使用，利用马匹和弓箭增加机动性。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成了战国后期最著名的一次军事技术改革，并直接影响了未来军事发展的方向。
赵武灵王花了十年时间灭掉中山，进入少数民族的区域，将赵国的疆域直接推至黄河河套以北，占领了现在内蒙古的云中、九原，作为进攻秦军的后备基地；并越过黄河到达陕西北方的米脂、延安一带，初步具备了打击秦国的能力。
也就是在这时，赵武灵王率队冒险潜入秦国国都，完成了对秦国的最后探察。
为了专心做进军秦国的军事准备，他甚至将王位让给儿子赵惠文王，自称“主父”。
不幸的是，他决定让位给儿子，事实上铸就了自己的毁灭之路。
虽然让了位，但赵武灵王在两个儿子（赵惠文王与安阳君）之间一直态度不明，致使两子内斗。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被赵惠文王围困。三个月后，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带着无数的征服梦想，活活饿死在沙丘宫。
赵武灵王离世后，赵国的政治从对外扩张变成守成，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雄才大略，也没有人能够看到那条北方遥远地带的道路有多么重要，进攻秦国成为泡影。
不过，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为赵国留下了一支兵强马壮的军队。到了战国后期，赵军的战斗力已经成了秦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也正因如此，赵军成了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军队。
在赵武灵王被饿死八十五年后，沙丘宫迎来了又一个著名的帝王——秦始皇。在巡行全国的途中，秦始皇到达沙丘时患病身死。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高平这座城市仍然仿佛只为一场战争而存在。
我还在去往高平的火车上时，就看见铁道旁的墙上出现了长平之战的地图和宣传画。我打开任意一张高平地图，被许多怪异的地名所吸引：企甲院（弃甲院）、箭头村、围城村、王降村、三军村……这样的地名有几十个。在火车上，老人们向我推荐：一定要去谷口村和骷髅王庙看一看。
实际上，高平就是一座建在古战场上的城市。在两千多年前，这片战场曾经尸骨遍野，丹河水为之变色。长平之战中，赵军投降的一共四十余万人，被秦将白起悉数坑杀。
在战国时期，一个国家能够组织的兵力最多只有百万之众。在所有国家中，秦国和楚国是最强大的，能够达到百万，其余国家的兵力都只有几十万人而已。长平一战，赵国的大部分军队被消灭，秦统一之前，赵国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表1 苏秦、张仪时代七国的军事实力
由于地理的关系，韩、赵、魏三国在抗秦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其次是楚国。仅以秦国武安君白起发动的战争来计算，除了长平之战坑杀赵国四十多万人之外，白起还在伊阙之战中斩首韩魏联军二十四万人；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战役中，斩首（加沉河）魏赵联军十五万人；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斩首韩国五万人。
另外，在秦惠文君七年（公元前331年），秦军斩首魏军八万人。秦惠文王（惠文君称王后改元纪年）七年（公元前318年），斩首韩、魏、赵、燕、齐和匈奴联军八万二千人；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斩首楚军八万人。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攻克宜阳，斩首韩军六万人。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斩杀楚军两万人；秦昭襄王十年（公元前297年），再斩杀五万人；秦昭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75年）攻魏斩首四万人；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攻韩斩首四万人。
秦的统一，实际上是将山东六国的人口资源消耗干净，使得他们无力反抗才得到的。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以血腥消耗人口为代价获得胜利的例子并不多。在大部分时候，战争是为了让对方臣服，而不是消灭。
我们总是把秦国的统一当作一个事件，实际上它是很长时间段内各种事件积累的结果。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并吞六国，是秦孝公时期打下了基础，并由历代秦王通过蚕食逐渐积累优势。
秦孝公之后，继承了他的扩张思想的是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和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
秦惠文王时期主要的政策制定者是张仪，张仪的主要任务是破坏诸侯的合纵政策。在当时，由于秦国的军事优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六国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秦国；纵横家苏秦推出了合纵政策，游说六国国君共同抗秦。张仪的任务就是帮助秦国破掉六国的合纵，他采取了新的措施：连横。
当时，韩、魏地域狭小、实力有限，而赵国、燕国、齐国与秦国没有接壤，赵武灵王虽然试图打通北方通道进攻秦国，却还没有引起秦国的重视。
在秦惠文王和张仪的眼中，对秦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楚国。以领土而论，楚国比秦国还要大，是齐国领土的两倍半，几乎与燕、赵、韩、魏四国领土相当。以军事而论，只有秦、楚可以组织起百万军队。双方领土相接，在武关形成对峙。这样的楚国成了秦扩张最大的障碍。张仪十年的工作重心，就在于孤立楚国、削弱楚国，击碎六国的合纵梦想。
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313年），身为合纵国首领的楚怀王在郢都（现湖北荆州偏北）的宫殿中迎接了一位不速之客：秦国使者张仪。
张仪向楚怀王推销连横之术，认为秦、楚本是友邦，不应兵戎相见。然而真正打动楚怀王的却是张仪的许诺。为表诚意，秦国向楚国献出商於地区的六百里土地（商於之地在武关之外、秦岭之南，本来属于楚国，后来被秦国夺得）。这片土地的面积很大，相当于韩国面积的三分之二。由于它已经越过了秦岭山脉，深入楚国的腹地，一直让楚国如鲠在喉。
对于土地的渴望让楚怀王昏了头，他干净利落地与齐国绝交，又派人前往咸阳去接收土地。然而，回到咸阳之后的张仪却消失了，三个月内一直称病不出。楚怀王认为秦国的拖延是在检验自己的态度是否坚决，于是派人去临淄（现山东淄博）的宫廷内大骂齐王。齐王大怒，决定与秦联合。
楚怀王的一厢情愿换来的是耻辱。秦国拒绝承认割地一事。楚怀王明白自己上了当，决定对秦国采取军事行动，结果，八万楚军被秦国歼灭。楚国没有得到商於之地，反而丢失了军事价值极为重要的汉中地区东部。
汉中地区是沟通关中和四川的交通要地，秦国虽然已经征服了四川，但如果汉中不稳定，关中和四川的联系就会中断。在此之前，秦国只是占领了汉中地区的西部，这次终于得到整个汉中。
更让楚怀王感到耻辱的是，欺骗了他的张仪随后再次出现在他面前。这一次，张仪来要楚国的黔中郡。
这时，秦国并吞巴蜀的优势就显现出来。黔中郡的郡治位于现湖南西部的沅陵，是楚国的南方领土，本来与秦国距离最遥远。但秦得到四川盆地之后，重庆地区已经与黔中郡接壤了；更重要的是，秦国的四川盆地富饶，而楚国的黔中郡是边缘的贫瘠之地，没有办法与四川盆地相抗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仪的威胁就显得更加现实。张仪声称，如果楚国不割地，秦军就要从四川顺江而下，直捣楚国国都。至于黔中郡，秦军也可以越过武陵山，顺沅江而下，收入囊中。
昏庸的楚怀王在威逼之下决定求和，割让了一部分黔中郡，与秦国缔结和约。黔中郡的割地，让秦军在楚国的南方有了进攻点，形成了夹击之势。楚国更加危险了。
在秦国历史上，对统一贡献最大的是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他在穰侯魏冉和将军白起的帮助下，南征北战，将楚国、魏国、韩国、赵国一一削弱。他的继承人完成统一已经是临门一脚了。
秦昭襄王的战略，可以视为中国战略思想的高峰之一。
在我看来，他熟练地挑选对手，每一次都先认准最强的那个对手进行打击，而与其他弱者联合。当把强者削弱后，他再从其余对手中选出下一个最强的，如此反复，直到所有的国家都疲弱不堪。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其他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秦式和平，或者被动迎战。
在秦昭襄王时代，赵国已经完成北方攻势，占领了大片少数民族的地区，从北方河套地区与秦国接壤，赵国对山西北部的占领也让秦国与赵国在黄河两岸对峙。韩、魏两国作为一个整体虽然已经沉沦，但它们的领土包括黄河两岸的许多战略要地，也必须一一夺取，以便成为进攻赵国、齐国、楚国的跳板。南方的楚国虽然被削弱，却仍然是六国之中最强的国家。秦昭襄王必须从北线（对赵）、中线（对韩、魏）和南线（对楚）这三线中来回移动，决定下一个目标。
他首先把目光瞄准最强大的对手楚国。这时的楚国仍然是楚怀王当政，为了迷惑楚怀王，秦国先和楚国结盟，让韩、赵、魏等国再次怨恨楚国。随后，秦国寻找借口进攻楚国，由于楚国对秦的态度游移不定，其他国家便袖手旁观。当进一步削弱楚国后，秦国再次提出结盟，邀请楚怀王在武关和秦王相会，商讨和平条约。
楚怀王一到武关，就被劫持到秦国国都咸阳，最后客死他乡。
秦国劫持楚王，目的是逼迫他进一步割地。这次秦国想要的是巫郡和整个黔中郡。巫郡位于长江三峡附近，黔中郡位于湖南的沅陵，如果要从秦国控制的四川进入楚国所在的湖北，走长江则必经巫郡，走沅江则必经黔中郡，楚国丢失了这两处领土，意味着国家的西大门朝秦国洞开。
令秦王没有想到的是，囚禁中的楚怀王拒绝了秦国的要求。楚国也另立新君，表明了与秦国对抗的决心。
秦昭襄王依靠阴谋夺取楚国领土的计划失败了，只能动用武力解决问题。但为了准备对楚战争，秦国不得不暂时把注意力转到中线的韩国和魏国。
如果要继续攻打楚国，必须经过武关进入南阳盆地，再南下楚国的国都郢（现湖北荆州）。秦军一旦到达南阳盆地，就必须考虑侧翼的危险：在南阳盆地的北方，隔着伏牛山就是韩、魏的地界；如果韩、魏从北方袭击秦军，与南方的楚军相配合，则必然导致秦军的被动。
为了解决侧翼问题，秦军首先要对韩、魏发动进攻，切断韩国和魏国南下的路径。于是，就有了秦统一中国第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伊阙之战，这也是白起登上战争舞台的一战。
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军对伊洛盆地（洛阳所在）以南的新城发动攻势，试图掌握从洛阳地区前往南阳的通道锁钥。韩、魏派出大军前往解救。此刻，指挥秦军的就是左更
白起。
白起放弃新城据点，率军抄了韩魏联军的后路，把韩魏联军向南压缩。在伊水谷地的深处，有一处叫伊阙的山谷，这里两山并立，伊水从中流出，越往上游，峡谷越狭窄，庞大的韩魏联军在谷地中无法施展，被白起尽数歼灭。
在伊阙之战中，韩魏联军共被斩杀二十四万人。这场战争消灭了韩国和魏国的主力部队，
两国再也无法组织起对秦国的攻势。秦国乘机继续扩大战果，将魏国的河东之地据为己有。在河南、陕西、山西交界地带，即黄河大拐弯处，山西境内有一块三角突出地带，如果秦军从黄河南岸进入中原，这片三角带就是很好的侧翼突袭基地。秦军占领这片三角地之后，出入关中已经毫无阻碍，函谷关天险已成坦途。
除此之外，秦军还占领了韩国在山西汾河谷地的领土武遂
，为秦军提供了一条沿着汾河谷地进入太原的道路。经过此次战役，秦国已经与赵国领土接壤了。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在解决了侧翼问题之后，秦国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着手解决最大的对手楚国，直接向其国都进军，也开启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千里跃进。
楚国的国都郢在如今的荆州城东北角、长江岸边。
楚国选择郢作为国都，有着无比的地理优势。郢所在地是长江流域的江汉平原，在平原的北面是桐柏山，西面是巴山、巫山的天险和长江三峡，南面则是武陵山连绵的山地。东方腹地广阔庞大，提供了无尽的粮食和兵力资源。这样的地理位置对于楚国是有利的，对进攻方的秦国却充满了艰辛。
由于秦国在楚国的西北方向，如何越过北面和西面的山地，就成了秦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传统上，秦国进军路线是走武关，进入南阳盆地，再越过大洪山、荆山垭口到达郢。但这条路也是楚国最严防死守的道路。
秦国打通巴蜀之后，另外两种选择出现在秦国的战略版图上。由于巴蜀在战国时期仍然属于化外之地，楚国很难想到秦国会借助巴蜀跃进江汉。
秦国镇守巴蜀的是老将司马错。根据秦王的命令，司马错从陕西进入四川，再沿着岷江进入长江，到达重庆，在此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翻越巍峨的武陵山脉，进入湖南的洞庭湖盆地，沿着沅水占领黔中（现沅陵，之前秦国已经割走了一部分）。黔中这个楚怀王到死也不愿放弃的地方终于归秦国所有。占领黔中后，秦国就抄了楚国南部的后路。
司马错的另一路大军沿着长江而下，进入三峡，进攻西陵，对楚国的西部进行包抄。这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沿长江攻击。长江由于峡谷众多，一直是人类通行的障碍，直到三国时期才正式确立了长江的交通地位。秦国利用长江是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探索之一。
在西路和南路进攻的同时，秦国的北路军也从传统线路逼近楚国。秦王命令白起掌管北军。由于楚国必须三路分军把守，应接不暇，白起乘机攻克了大片领土，将战略要地鄢（现湖北宜城东南）、邓（现河南邓州）均收入囊中，并与中路军一起攻克西陵。到这时，秦军完成了对楚国都城北、西、南三面的包抄。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秦军攻陷。秦军到处掠夺，还将楚先王的陵墓尽数烧毁。
楚国残余的势力将国都迁往陈（现河南周口淮阳区），随后又前往寿春（现安徽寿县），进入淮河中下游地区。江汉盆地被划入秦国版图。
至此，楚国的战略地位一落千丈，不再对秦国构成威胁——秦国最大的对手被除掉了。
并吞楚国西部之后，秦国最大的敌人瞬间转换成赵国。在其他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之时，赵国保持着兵强马壮。赵武灵王改革的成果持久地影响着这个国家。
赵国的地理战略地位也很高，它位于韩、魏的北面，如果赵国保持强大，秦军在出击韩、魏时，很可能会遭到赵国在背后的袭击。同时，只要赵国存在，秦国就很难越过赵国去攻打北面的燕国和东面的齐国。
赵国还是一个领土广阔的国家，它拥有北方的草原地带，也有险峻的太行山区，易守难攻。更有太行山东麓的国都邯郸，远离秦的边界。秦国要想进攻，必须进行远程打击，不管是对士兵还是后勤而言都是很大的麻烦。
应对赵国，秦国必须还从韩、魏入手，层层推进，将韩、魏在黄河两岸的战略要地一一收入囊中，推进到赵国的边界上，再实行打击。
此时，秦国已经得到韩国的宜阳、南阳和魏国的河内、安城等地。秦军以新获得的楚地为依托，从南方向魏国的大梁发起进攻，并在韩国的华阳大败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人。这次战役彻底打击了韩国和魏国的军事实力，从此以后，韩国几乎没有能力给秦国制造麻烦，而魏国也没有能力帮助邻国。
随后，秦国直接对赵国发动攻击，在通往邯郸、位于太行山中的阏与要道时被赵奢领军击败。这证明，秦军远离家乡，进攻半径太大，突破并不容易。
就在此时，一个巨大的机会摆在秦军面前。
这个机会来自韩国的上党地区。上党地区是现在山西境内以长治为中心的一片山间高地，其东侧和南侧是太行山，西北侧是太岳山，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山西与河南的要道，也是晋中山地去往黄河的重要通道，同时还处于从关中通往赵国国都邯郸的路途中间。秦军要进攻邯郸，最便捷的途径就是经过上党，再穿过东面的太行山，直达邯郸城下。
战国时期的上党地区位置重要，韩、赵、魏在此辖区界线复杂，大致以浊漳水为界，北部属于赵国，南部属于韩国。
除了上党地区，韩国的主要领土位于黄河以南的新郑一带。上党地区与韩国南部国土之间由一条狭窄的中间地带相连接，在这狭窄地带上有三个主要城市——平阳、野王和南阳，都位于黄河以北和太行山以南。如果秦军占领这三个城市，就切断了韩国南部和北部的联系，可以逼迫韩国让出上党地区。一旦上党地区被秦国并吞，就可以作为打击赵国的前线基地。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率军攻克韩国南阳，正式将韩国上党地区与国都隔断，韩国国土被分割成两部分。
秦军的本意是逼迫韩国割让上党，然而，这个计策被上党的守将冯亭识破。为了断绝秦军的念头，他率部投奔赵国。秦王大怒，进军赵国，双方在上党以南的长平形成对峙。
图4 长平之战示意
在赵国，曾经的抗秦英雄赵奢已经去世，赵军的指挥权归于老将廉颇。在如今的高平一带，人们至今还能指出廉颇修筑的石长城所在。
赵国的长平防线一共三道，廉颇到任时，位于最西面的防线已经失守，最东面的防线则是一条建在山脊上的石长城。为了占据险要，廉颇率领赵军退居石长城；为了形成纵深，他又在石长城以西，沿着一条叫丹河的谷地构建新防线。丹河防线位于失守的西防线的东面和石长城的西面，如果丹河防线失守，赵军就可以全体撤退到石长城进行防守。
在廉颇的指挥下，虽然赵军的损失不小，却阻止了秦军的推进。假以时日，秦军粮草耗尽，就是赵军胜利之时。
但这时，赵王不满廉颇的防守策略，派遣赵括替代廉颇，提前发动进攻。
白起假装撤退，引诱赵括率领赵军主力离开了石长城，前往中间的丹河防线。
当赵军主力离开石长城之后，白起派遣奇兵包抄到丹河防线以东，夺取了石长城。这样，赵军就被秦军包围在西防线和东防线（石长城）之间。所谓丹河防线其实只是沿着丹河的一片谷地，缺乏高度。石长城本来是赵军防御秦军用的，现在却被秦军用来截断赵军的退路。
白起的做法，实际上是战术层面的迂回作战，即正面撤退，侧翼迂回到敌人后方，形成包抄，将敌人围困。如果是有经验的将领指挥赵军，是可以识破白起的战术的，只要牢牢守住最后一道防线石长城，秦军就无法将赵军围困。
白起围困赵军之后，又派另一支奇兵冲击赵军的中部，将赵军斩断，分成两截。
四十多万赵军就此被困在狭小的丹河谷地中，前后两段都自顾不暇，无法协同突围。四十多天后，粮草匮乏的赵军试图突围，主将赵括身死，四十多万赵军被白起活埋。
到秦赵长平之战结束时，六国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对于六国而言，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丧失殆尽。韩、赵、魏三国的主力部队已经被消灭。齐国、燕国虽然由于偏安而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却无力与占据了半壁天下的秦军抗衡。楚国的实力大打折扣，只有防守之力，无力组织进攻。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经过两个短暂在位的秦王之后，年幼的秦王政继承了王位。在吕不韦、李斯等大臣的辅佐下，秦国开始了最后的统一阶段。
统一最大的障碍仍然是赵国。长平之战后，赵国又崛起一位优秀的将军——李牧，在赵武灵王开创的军事传统下继续与秦军抗争。秦军花了九年时间才最终攻克邯郸。
赵国灭亡后，秦国统一的步伐迅速加快。此时，韩国已不战而降。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王翦直接向北进攻燕国，燕国灭亡。两年后，王翦的儿子王贲在伐楚前顺便灭了魏国。楚国的抵抗更久一些，经过李信的一次失败远征后，王翦重新披挂上阵，灭了楚国。秦的终极统一战争，从第一次出兵到最终结束，花了两年半时间。当秦军进攻齐国时，这个曾经的东方大国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就投降了。
从最初的落地关中，到缓慢蚕食关东地区，再到获得四川基地，进攻楚国，最后摧枯拉朽般地横扫六国，秦国的成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中地区的封闭环境，有利于秦国统一关中，又有利于秦国守卫边境，防止六国攻入家园。
第二，兼有关中和四川后，足够的粮食保证了军事供应。
第三，秦国国内的行政较为简单，再加上高效的商鞅变法，秦国被打造成一台战争机器，从民间压榨出最大的能量用于战争。
第四，关中、汉中、四川地区的上游位置，便于秦国包抄进攻楚国，击溃这个最大的敌人。
第五，关东地区的碎片化，让秦国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连横，各个击破。
在秦统一的过程中，关中地区的优势地位显现无遗，也为那个时代提供了胜利的法门：第一，同时占领关中和四川，就有了足以对抗中原的资源优势；第二，对于关东地区的人来说，如果不想被关中打败，就要避免关中和四川掌握在同一个敌人手中。汉高祖刘邦就是采取第一点统一了天下，汉光武帝刘秀则是利用第二点挫败了关中的敌人。
在关中时代，秦统一的难度也是最大的，由于处于摸索阶段，许多战略都是由秦国的尝试而定形。比如，对楚地的打击必须从上游着手，并分路包抄，才可能有成果，这一点被后来的王朝屡次利用。
历代的将军循着秦的足迹排兵布阵。加上人心适应了一统的局面，统一的难度在逐渐降低。秦国花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统一，到了汉高祖时期只需要五年就可以复制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