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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攻南宋国都临安（现浙江杭州），蒙古人选择现在甘肃境内的达拉沟作为出兵起点，以云南大理为中间点，实现了上万里的大迂回，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最有想象力的进攻之一。
宋元时期，沟通南北的主要通道有三条，分别是长安（汉中）四川道、南襄隘道以及淮河平原交通网。北方进攻南方，通常选择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一条或者几条。
蒙古人在传统的三条道路上都遭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从机动战变成攻坚战。他们必须重新掌握机动性，才有可能击败南宋。
蒙古人重新获取机动性的方法，是首先进攻云南，再以云南为基地，从南方包抄打击重庆与湖北地区，形成大迂回。
为了进攻云南，蒙古人在西部开辟了几条前无古人的进军通道，完成了这个上万里的大迂回。
得到云南后，蒙古人在数千里的战线上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协同作战，却由于一个人的死亡而功败垂成。
甘肃与四川交界的一个小山沟，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场伟大奇袭的起点。
达拉沟位于白龙江的上游地区。现代人想从内陆去往这个偏僻的山沟，必须从西安出发，跨越巨大的陇山山脉，去往三百五十公里外的甘肃天水，再从天水向南，到达二百三十公里外的陇南市。从天水到陇南同样要翻越好几座山谷，才能进入迭山山脉以南的一个河谷盆地，陇南就坐落在这个小盆地上。这里看上去相当偏僻，除了市区，四处都是高山大壑，在古代已经属于极偏远的地区。但陇南仍然不是故事的起点。
陇南所在的河谷叫白龙江谷地，是由白龙江冲刷而成的。从陇南开始，白龙江继续向东南方奔流几百公里，汇入嘉陵江。而要想到达本书提到的现场，不是沿河向下，而是向着河流上游方向再西行两百多公里。
这两百多公里都是沿着白龙江所在的峡谷前行，谷地极端狭窄，最宽处只有几百米。在峡谷的南北两岸，是两列高耸入云的山脉。这两列山脉近在咫尺却截然不同，南侧是著名的岷山山脉，北侧是迭山山脉。
在河谷靠近迭山山脉的一侧，有一座小城叫舟曲。在舟曲附近，河谷越发狭窄，由于山太高，这里是滑坡、落石、泥石流的高发地带。
从舟曲继续向前，到达迭部县。在这里，白龙江已经缩成了一条季节性的小水沟，抬头可以望见岷山山脉巨大的雪峰，已经是河流的极上游，再往西走，地势突然变平坦，由此进入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从陇南到迭部虽然只有两百多公里，却路途艰难，开车往往需要一整天时间。
从迭部县城出发，向东走三十公里，从白龙江的北岸过到南岸，就会看到一条湍急的小河（也是白龙江的主要支流）在岷山山脉上劈开了一座山谷。顺着小河走到山谷的尽头，形成了一片山间小盆地。这个小盆地才是达拉沟的所在。
达拉沟如此偏僻，但在南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这里却驻扎着一支远征的大军，在如今荒芜的树下和草甸中，曾经人声鼎沸、马嘶刀鸣。当时，达拉沟还不叫现在的名字，而是被称为“忒剌”。
在来到这里之前，远征军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他们从现在的蒙古国境内赶来，经过我国内蒙古、陕西北部、宁夏，到达甘肃境内，又从兰州附近的临洮穿越迭山山脉，才到达达拉沟，
光集结就花费了整整一年。
这支大军的统领叫忽必烈，当时他的身份是蒙古大汗蒙哥的弟弟。副统帅则是刚从俄国回来的大将兀良合台——骁勇善战的速不台之子。
蒙古人如此大动干戈，他们攻击的最终目标竟然是南宋国都临安。
从达拉沟到临安的距离在两千二百公里以上，蒙古人在这里集结重兵，到底如何才能打到目的地？
当时蒙古人已经占领了现在山东、河南、江苏的许多地方，距离目的地最近的不过只有三四百公里，为什么蒙古人不直接从更近的地方发起攻击，反而要找数千里之外、隔着重重高大山脉的西部小山沟作为出发点呢？
解读这次战争，我们能充分领略作为世界战争大师的蒙古人的谋略。
南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蒙古人与南宋联合灭金。从这时开始，失去屏障的南宋直接与蒙古人对垒了，双方开始了连年的战争。
最先进攻的是南宋。南宋的目的是收复被金国占据的三大京城：“东京”汴梁（现河南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现河南商丘）。这三大京城都在黄河以南，借助收复“三京”，可以巩固黄河南岸的防御系统，将北方游牧民族限制在黄河以北。
事与愿违，南宋收复三京之战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激发了蒙古人的好战性，于是战争就演变到了下一个阶段：蒙古人进攻，南宋防守。
不过战争也并非一面倒：蒙古人在进攻南宋时，发现南宋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堪一击。实际上，南宋可能是蒙古人自从离开蒙古高原后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
在宋蒙对峙时期，双方的分界线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从东面靠海的海州（现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出发，直到西面的西和州（现甘肃陇南西和县）。南方与北方有数千里的分界线，因山脉阻隔，沟通南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北方的军队若想占领南方，必须从这三条通道经过。
这三条通道中的西道，是从长安（现陕西西安）——当时已经被蒙古人控制——出发，翻越秦岭，到达南宋控制的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走古代的蜀道进入四川，这也是三国时期魏国灭蜀的主线路。如果能够控制四川，便可再从四川顺长江而下横扫湖北、湖南，甚至直达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西晋灭吴之战的主线路之一。
西道是三条通道中绕得最远的一条。从南宋朝廷视角来看，这条路过于迂回，且必须通过两个最艰难的关口——从汉中到成都的蜀道，及连接湖北和四川的长江三峡，蒙古人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打通这些关口。
从西道往东，就遇上了巍峨连绵的秦岭山脉。在中国古代，秦岭就是天险，几乎是不可通过的，只有绕过秦岭寻找进攻机会。在秦岭东侧有一系列小山脉，如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这些山脉从河南西部一直延伸到安徽，将北方与南方隔开，也不易通过。
但是，这一连串小山脉之间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在历史上称为南（阳）襄（阳）隘道，也叫方城隘道。宋蒙对峙时期的中道就位于这条隘道上。
南襄隘道从现在河南的方城县，经过河南的南阳市到达湖北的襄阳市，从襄阳可以继续向南走陆路，到达长江边的荆州，也可以在襄阳顺汉江而下，走水路到达湖北武汉（宋朝时叫鄂州）。
从荆州和武汉，可过江去往湖南，也可顺江而下进攻江西和江苏。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道都是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宋蒙对峙时期，蒙古人占领了中道北端的唐州（现河南唐河县及其周边区域）和邓州（现河南邓州），也就是将南襄隘道的南阳部分占领了，而宋朝则占据了襄阳，双方形成对峙。
从中道再往东，又是连绵的桐柏山和大别山，这些山脉向东南方延伸。在两山的东侧，终于到达了位于现在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河平原地区。淮河就是从桐柏山发端向东流入大海的。
按常理讲，既然到达了平原地区，那么这里的道路系统就应该是四通八达的，也是最利于进攻的。淮河平原却是个例外。这里河湖纵横，布满沼泽，非常不利于行军。蒙古人擅长骑马，无法适应在河湖地区作战，不容易发挥其机动性。
在淮河平原上，人们经过数千年的交通实践，利用这里丰富的河网系统，也能找到几条比较容易行军的水陆交通线路。而这一系列的水道和陆路的综合通道就名为东道。
其中最著名的通道是：从曾经的北宋国都开封出发，附近有数条淮河的支流，分别是东面的汴河、中间的涡水及西面的颍水。北方的军队可以从这几条水路出发，进入淮河。再从淮河转入陆路，或者仍旧走水路，进入长江。
在长江北岸又有两个著名的战略要地，分别是扬州（位于现江苏）与和州（现安徽马鞍山和县）。在扬州的江对岸，是另一个著名重镇京口（位于现江苏镇江），当年宋高宗逃避金军追杀，就是从这里渡江。而在和州的对岸有一个城市叫当涂（现安徽马鞍山），这里拥有长江上著名的江岸礁石采石矶，驻兵采石矶附近，就可以封锁长江水道，防止北兵前来。
既然从北方攻打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那么蒙古人选择哪一条为主攻方向呢？世界上的大部分军事行动往往会采取以一路主攻，其余方向佯动（牵制敌人兵力）的策略。
但蒙古人很少采取“一路主攻，其余佯动”的做法，而是习惯数路大军并进。由于他们的机动性太强，在每一个方向都配备了实力雄厚的大将，几路大军是竞争关系，他们争先恐后，谁能够先突破谁就是主攻方向。这种做法在北亚、中亚和西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敌方根本无法配置兵力在广阔的战线上做出有效抵抗。在某一处被突破后，蒙古人就蜂拥而入，整条战线一溃千里。
在最初的宋蒙战争中，蒙古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三路并进进攻南宋。蒙古人陷入巨大的困境：南宋的疆域太庞大了，地形也过于复杂，超过了蒙古之前并吞的任何国家。要想在如此庞大的战线上进行机动作战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在中亚，两路大军之间往往只隔两三天行程，通过快马传递消息就可做到各路军之间的协调与协作。而宋蒙之战中的这三条通道之间却隔着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行程，三路大军之间很难协调，更无法取得联系，在进攻中纷纷变成了局部的孤军奋战，从机动战变成了阵地战。
在西道，如果要从西安进攻四川，首先要拿下的是汉中地区。汉中是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的一块小盆地，是入蜀道路的中点，当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根据地就在这里。南宋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人顺利地攻克汉中，获取了进入四川的跳板。
此后，蒙古人数次进入四川盆地，甚至攻陷成都，但他们接下来碰到了困难。他们试图从成都平原沿长江三峡进入湖北的宜昌、荆州地区，一旦过了三峡，就可以乘胜攻克湖南、湖北，但南宋守将孟珙在三峡部位扎住了口子。蒙古人经过数次尝试，不仅无法突破三峡，甚至连四川都守不住。他们每次攻克城池后，都因为后勤以及当地人反抗等问题，无法久守，最终不得不撤出四川盆地。
与此同时，南宋蜀地守将余玠也找到了抗击蒙古人的正确做法。四川盆地内部和边缘分布着许多小山，他在各地的山上建起一系列城堡进行死守，将蒙古人擅长的机动战变成了攻坚战。蒙古人在西道的进攻虽然让四川成了废墟，却无法取得更大的进展。
在中道，蒙古人曾短暂地占领襄阳，但随后南宋建立了完善的防护体系，让蒙古人在中道也丧失了机动性，双方开始持久战。
而在东道，蒙古马队不熟悉水战，骚扰后也无法形成稳固的进攻点。
传统的三条通道都无法取得突破，罕有对手的蒙古人第一次尝到僵持的滋味。善于快速作战的他们被迫进入农耕文化区的战争模式，双方围绕着一城一池展开了争夺，蒙古人被困在南宋广袤的土地上。
要想打破这种僵持，就必须重新机动起来，回归蒙古人习惯的作战模式。
这时，蒙古人想到一位将领曾经提出的极其大胆的主张，正是他的奇谋让一场千里跃进式的奇袭载入史册……
站在滔滔金沙江边时，我心中想的是一位名叫郭宝玉的元朝将领。
郭宝玉，字玉臣，自称是唐朝著名将领郭子仪的后代。他曾经在金国为官，后投降蒙古。当时，蒙古人还没有灭金，成吉思汗向他询问如何才能夺取中原时，郭宝玉提出了大胆的主张：开辟第二战场。
他认为，金和南宋对于中原的山川地理都很熟悉，要想奇袭非常困难，只要对方不犯错，蒙古人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赢得胜利。
蒙古人最大的优势是机动性，因此，必须开辟新的进攻路线，出其不意，才能更快速地灭金，乃至灭宋。
郭宝玉看中的进攻区域在西南。在南宋、金的西南方，是位于现西藏的吐蕃和位于现云南的大理。西面是中原的上水方向，一旦蒙古人将吐蕃、大理收入囊中，再顺流直下，夺取中原会方便得多。
郭宝玉提出建议时，蒙古还没有灭金，因此他主要针对的是金。当时蒙古人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是金灭亡之后，蒙古人在对南宋作战的三条战线上都碰了钉子，才终于想起当年郭宝玉的提议。于是，进攻西南的战略终于上了台面，大理进入蒙古人的视野。
蒙古人决定先拿下大理，再以此为跳板合围南宋。
大理与临安的距离在2 500公里以上，比从达拉沟到临安还要遥远。在宋朝，云南并不属于宋朝版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用玉斧在地图上划界，将云南划在界外，宣布宋朝不谋求并吞云南。即便蒙古人能够打下云南，又如何千里跃进去打击南宋呢？
这就要从蒙古的另一个战略与云南的地理位置谈起。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是最会机动作战的军队。与其他游牧民族不同，为了获得机动性，蒙古人还是最会打迂回战的民族。
所谓迂回，包括战术与战略两个方面，二者的区别是规模的大小。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正面进攻，派遣骑兵绕到敌后夹击，这是战术方面。许多军事家也都擅长战术迂回，但在战略上能够做到迂回的统帅就不多了。战略迂回要求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开辟另一条行军路线，迂回数百乃至数千里，以求达到奇兵的效果。
比如，在攻打金时，蒙古人包抄其后路（主要位于现河南），就从现在的陕西转战汉中，顺着汉江绕到湖北境内，出现在金的后方，与北面的军队配合，形成包围圈，最终灭金。那次迂回的直线距离达数百里。
在宋蒙战争中，当从北方进攻南宋的三条路线都演化成持久战之后，蒙古人想到的也是在南方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与北方形成夹击之势，快速将宋军击败。
可是，与迂回夹击金相比，迂回夹击南宋的难度要大得多。迂回夹击金只不过数百里，要想迂回夹击南宋却必须达到数千里才有可能。
南宋的南方疆域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和四川南部。广东的南面是大海，无法迂回。广西的南面是一个叫安南的国家，安南是南宋的属国，保持着独立性。南宋面向安南的重镇是老苍关（现广西南宁附近），如果能够从南路攻破老苍关，就可以继续北上桂林。
在桂林附近有一条古代著名的通道。南流的漓江和北流的湘江两个源头近在咫尺，秦朝开辟了一条人工运河叫灵渠，将两个源头连在一起，这里就成了古代沟通岭南与中原的首选。人们从湖北进入湖南，沿着湘江向南，到达源头附近，再通过灵渠进入漓江水系，也就进入两广地区。
蒙古人可以反其道而行，从漓江北上湘江，顺湘江而下，经过潭州（现湖南长沙）直达鄂州，在鄂州附近与北路军南北夹攻，将两湖地区（湖南和湖北）收入囊中。一旦失去两湖地区，南宋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安南比南宋弱小，容易攻取。因此，只要蒙古人先得到安南，就可以借助安南进攻南宋。
问题是当时安南距离蒙古人控制区域达数千里之遥，中间隔着南宋，蒙古人又从哪条路去攻克安南呢？
除了南宋可以通往安南之外，第二个可以通往安南的地区叫大理国（位于现云南）。
蒙古人如果能够拿下大理国，就可以顺红河而下前往安南。
云南的战略重要性不只是通往安南的中间站。实际上，大理国除了绕道安南之外，还有着其他数条通道可以共同压迫南宋。
宋朝通往云南的道路，在四川境内与现在的成昆铁路基本吻合，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凉山，再经过攀枝花之后进入云南。但进入云南后，并没有沿现在的铁路向东拐往昆明，而是直接向楚雄方向延伸，经过大姚、姚安，最终到达大理。
也就是说，蒙古人得到大理，就可以反向走这条路进入四川盆地和成都地区，对四川形成压力。
不过，蒙古人最感兴趣的还不是利用云南压迫成都，而是想突破长江三峡和两湖地区。从云南出发还有另外几条路，除了通向安南和成都之外，在云南东部，另一条古代经常使用的道路，是从云南的昆明和曲靖经贵州的六盘水、毕节到达四川宜宾（南宋时称叙州）和泸州的道路。到泸州后，可以顺长江继续去往重庆府。
在南宋末年，重庆以及北面的合州钓鱼城已经成了余玠防卫体系中最坚固的堡垒，蒙古人从北方进攻合州，一直无法攻克。如果能从云南出发，截断钓鱼城的后方，再南北合击，那么重庆地区就可能落入蒙古人手中。有了重庆，就可以继续顺江而下进攻三峡。
从云南出发还有两条路也非常重要：一是从云南曲靖，横穿贵州，到达湖南怀化，进入两湖盆地；另一条是从云南直接进入广西，与从安南进入广西的道路相会合，再顺着漓江、湘江进入两湖。这两条路绕过三峡，直接出现在两湖盆地，威胁性更大。
不管是进攻重庆，还是借道广西、贵州进攻两湖，蒙古人的选择都很多，几条路线都提供了充分的机动性以包抄和夹击。一旦得到两湖和重庆，蒙古人就可以从东西两面夹击宜昌和长江三峡一带，将荆州、襄阳地区收入囊中。
总结起来，如果蒙古人能够拿下大理，进而拿下云南甚至安南，就可以获得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并至少开辟两条新的进攻线路：第一条是经过宜宾、泸州，从重庆南部打击重庆；第二条是经过贵州、安南或者广西进入湖南，从南方夹击湖南、湖北地区。
两条进攻线路都在南方，将牵制南宋一半的兵力，使得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南宋军事力量更加分散，也利于蒙古人的快速打击。这样做比一味从北方三线进攻，层次要丰富得多，也更符合蒙古人的性格。
在蒙古人的战略中，云南已经提上日程。但云南与蒙古人控制的陕西、甘肃之间，仍然隔着广阔的四川地区，南宋在四川的守卫力量并不弱。那么他们到底怎样越过四川，去打击云南呢？
这难不倒被称为“战争之王”的蒙古人。
在蒙古人之前，云南曾与来自中原的军队发生数次冲突。中原军队大都采取了两条进攻路线。
在战国时期，楚国人庄蹻进入云南，成为一代滇王。之后秦朝开发出一条五尺道，从四川的宜宾，经过云南的昭通或者贵州的毕节，再从曲靖进入昆明附近。
秦朝和汉初，由于云南的中心在昆明，道路的终点大都在滇池，古滇国的国都也在滇池附近。古滇国的历史直到现代随着滇王墓葬的发掘，以及当年汉朝皇帝赐给滇王的金印出土，才从重重迷雾中浮现。
汉武帝时，由于张骞在西域听说有一条从四川经过云南进入印度再去往中亚的道路（现在称作“丝路南道”），汉朝开始加大对昆明以西的开发，大理和洱海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时，人们又找到了另一条路（称为新道）：从成都经过西昌、姚安，直接去往大理。
唐朝时，五尺道已经衰落，新道反而成了最常用的道路。
南宋时期，大理已经成了云南地区的中心。不管是走老道，还是新道，如果要去往大理，在进入大理盆地（也叫洱海坝子
）之前，都必须经过一个小盆地，也就是现在的弥渡坝子。
在弥渡坝子和洱海坝子之间有一座小山岭叫定西岭。越过定西岭，就可以进入洱海盆地。
古代大理地区的统治者都知道定西岭的重要性，于是在定西岭下建了一座城池叫白崖城。所以，要想进入洱海坝子，必须翻越定西岭；要翻越定西岭，又要先拿下白崖城。
就算翻越了定西岭，进了洱海坝子，仍然不见得能够打下大理。
从定西岭方向进入坝子之后，首先到达的是洱海南岸的东侧。在宋朝时，洱海南岸还是一片荒地，大理真正的繁华位于洱海西岸的平地上。
洱海坝子是一座不平坦的盆地，在盆地中间是叫洱海的湖泊。洱海周长一百二十八公里，是一个形似耳朵的湖泊，南北长，东西短，东西两岸间距只有几公里。出于形状的原因，南北两岸地方很狭窄，且布满了沼泽地。在洱海的东面，也没有平坦的土地，而是直接与山地相接。只有在洱海的西侧才有大片的平地。
宋元时期的大理都城位于现在的大理古城，就在洱海西侧的平地上。由于战略需要，古城的位置选得特别有利于防守的一方。首先，古城的东面是洱海，西面是巨大的苍山山脉，这两面被山水阻断，无法进攻。只有南北两面有两条通道可以到达大理城。要想进攻大理，必须首先绕到洱海南面或者北面，再利用这两条通道进城。
但大理国在通道的两端各设立了一个关口：在北方的叫龙首关，也叫上关；在南方的叫龙尾关，也叫下关。
如果从白崖城和定西岭方向进入洱海盆地，人们一般会选择南面的龙尾关。但龙尾关并不好攻打，因为从洱海流出一条河（西洱河），把洱海南岸和西岸隔开，龙尾关就在西洱河的北侧，要想攻打龙尾关，首先必须渡过西洱河。
西洱河与苍山交界的地方，是巨大的悬崖绝壁。从地形上，龙尾关被夹在东面的洱海、南面的西洱河与西面的苍山之间，很难攻克。
唐天宝年间，大将李宓越过定西岭进入洱海盆地后，在攻打龙尾关时，大败于西洱河边。至今，大理的下关区域还有两座巨大的坟茔，分别称作千人冢和万人冢，就是当年唐朝将士战死之后尸骨所埋之地。天宝年间的战争让人们认识到大理是一个非常难以攻打的地方。
如果蒙古人还是按照唐军的线路进攻大理，那么必须克服好几个障碍：首先，李宓是走从成都出发的新道进入云南前往大理的，而成都还掌握在南宋手中；其次，经过白崖城和定西岭时必须与大理军队鏖战；最后，突破大理在苍山洱海之间的防御工事（龙首关或者龙尾关）也是个难题。
这三个障碍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决定蒙古人的成败。
但如果仅仅从前人的路线去揣测蒙古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蒙古人并没有选择传统的线路，而是走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天路”。
南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八月，忽必烈大军来到了现甘肃南部的临洮。之前，为了准备这次远征，忽必烈调动了一切资源。蒙古人把各个征服的地方分给不同的宗王治理，忽必烈治理的土地在现陕西、山西一带。由于山西解州产优质盐，忽必烈把盐当作报酬付给商人，让他们把粮食输送到嘉陵江上游的军队。为了更充分保证军需，还在陕西凤翔一带屯田积攒粮食。最后，为了筹措经费，他还模仿南宋和金发行了纸币，“又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
蒙古人打仗习惯于奇袭，但绝不是偷袭。在临洮，忽必烈派遣三位使者前往大理劝降。但由于山重水复，三位使者都没有到达目的地。
大军从临洮出发后，顺着洮水向南，到达洮州（现甘肃临潭）。这里的南部有两座平行的大山，分别是迭山和岷山，两山中间部位是白龙江，这两山一河阻断了蒙古人的去路。
在崇山峻岭间，却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过两山一河。在迭山的西部，有一条叫车坝沟的山沟穿过迭山，顺着这条山沟就可以进入白龙江河谷。
图1 蒙古人新辟的进军路线
过了江，忽必烈的大军在岷山的达拉沟中做最后一次集结。
如果顺着这条山沟继续南走，越过岷山山脉，就会到达川北地区著名关口黄胜关，过了黄胜关，有一条小路通往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地区。
对于现代人来说，松潘地区意味着风景名胜九寨沟，但对古代人则意味着这是一条通往四川盆地的道路。
这条路大致与今天人们去往九寨沟和松潘的公路重合。从成都去往九寨沟旅行的人们如果坐汽车前往，会从成都经过都江堰市，再北行经过汶川、茂县、松潘、川主寺，就到了九寨沟附近。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条河叫岷江，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建在岷江上。古代从四川通往川北、甘肃的道路就是顺岷江直上。如果蒙古人想要攻打云南，把这条路反过来走——顺着岷江向南进入四川盆地，应该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道路。
但蒙古人却并不满足于这条路。实际上，就在达拉沟，忽必烈突然决定，将大军分为三路，向着数千里外的云南进发。
三路大军中，只有最不重要的抄合、也只烈率领的东路军选择了岷江道。在达拉沟与其他两路分开后，东路军从达拉沟翻越岷山，经过黄胜关到达川主寺，沿着这条路到达成都的西面，在都江堰附近，擦过成都和四川盆地的西边缘前往雅安，再顺着如今的成昆铁路线方向行走，沿着人们常用的新道到达云南边境，渡过金沙江后，从云南姚安县去往大理。这条路虽然是最普通、最好走的路线，但由于许多地段经过宋朝国境，并不容易通过。蒙古的东路军看上去更像是一支牵制部队——为了吸引南宋军队的火力，而不是主攻方向。
东路军之外，忽必烈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以及大将兀良合台的西路军，才真正展现了蒙古人的想象力。他们选择了两条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不可思议的道路。在当时的人看来，岷江以西横亘着无数的高大山脉，这些山终年积雪，处处是悬崖峭壁，是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蒙古人到底从哪里通过，才能不经过四川盆地，直插云南呢？
在现在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部，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有数条巨大的南北流向的河流，除了已经被开发的岷江之外，在西面还有大渡河（以及上游支流大金川）、雅砻江（及其复杂的支流系统）、金沙江。这几条河流在宋朝还较少被注意到，但对于早已居住在那里的羌族和藏族人而言，却并不是不可跨越的天险。特别是大渡河与雅砻江通道，只要顺着河两岸的高山一直向南，就可以与金沙江最终汇合，越过金沙江，进入云南。
忽必烈的两路大军就利用了这两条通道，在崇山峻岭间穿越，在山高谷深的川西大地上纵横驰骋，超越了当时人们能够想象的极限。
其中兀良合台率领的西路军在翻越岷山后向西疾行，经过晏当（现四川壤塘县），利用雅砻江河谷向南到达金沙江。如今的人们虽然无法完全复原当时的线路，但整个路线极有可能是经过现阿坝县、壤塘县、炉霍县、新龙县、理塘县，再擦过稻城北部，进入乡城，翻越大雪山进入云南的中甸（如今被称为香格里拉），从中甸南下丽江，到达大理北郊的龙首关。
忽必烈亲自率领的中路军是主力军，则可能选择了大金川—大渡河河谷向南，经过现若尔盖县、红原县、马尔康市，沿着大渡河直下金川、丹巴、康定、泸定一带，到达南面大渡河边的满陀城（又称盘陀寨，在现四川汉源县附近）。从这里渡过大渡河后，沿着安宁河谷的青溪古道一路前行，经过现在的西昌、盐源，进入云南的宁蒗县境内，此时距离丽江和大理都不远了。
在现在云南境内，还有一支保留了走婚传统的族群，叫摩梭人，《元史》中称之为“摩娑蛮人”。摩梭人现在主要分布在泸沽湖地区，而在宋、元时期分布更加广泛，他们在金沙江流域也有活动。当蒙古大军经过时，摩梭人没有抵抗，而是迅速归顺，成了蒙军的帮手。
蒙古大军利用北方常用的羊皮筏子迅速渡过金沙江。南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十二月，这两路（中路和西路）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南宋控制区域，进入云南，完成了对大理的进攻集结。
此时的大理已经处于衰落之中。蒙古人渡过金沙江后，忽必烈按照蒙古传统，不搞偷袭，再次派人前往要求大理投降，结果使者被杀。忽必烈来到龙首关，大理国王段兴智和权臣高泰祥仓促出战，被击败，只好退回龙首关和龙尾关之间的大理城，借助地理优势死守。
此刻，蒙古的东路军也赶到了。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可能驻扎在龙首关，而东路军可能从龙尾关前来。就算三路大军集结完毕，忽必烈仍然没有直接攻打大理，继续采取震慑策略。他派人从北面绕到苍山之后，在现大理漾濞县境内的苍山西坡，有一条小道可以直上苍山山顶。在现苍山玉局峰和龙泉峰之间，还有一个叫洗马潭的小池塘，据说就是当年忽必烈翻越苍山洗马之所在。
蒙古人把旗帜立在苍山顶上，在山顶可以俯瞰大理全城，这也意味着蒙古人只要冲下苍山，就突破了龙首关和龙尾关防线，直达大理城下。
眼见大理失去了苍山天险，大理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泰祥只好逃跑，大理城被攻占。
接下来的两年，蒙古人在大将兀良合台的指挥下，以大理为基地，向东、向南横扫整个云南地区，完成了对云南的直接控制。
南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兀良合台进攻安南，于第二年逼迫安南国王向蒙古人请降。安南一直没有像云南一样受蒙古人的直接管辖，只是属国。蒙古人由此也就可以借道安南进攻南宋了。蒙古人第一阶段的战争以全部实现目标而结束。
在得到云南之后，蒙古人如何利用云南攻打南宋呢？这就进入了战争的第二部分。
南宋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平定云南和安南后，蒙古人获得了西南方的交通要道，蒙哥开始了他即位以来对南宋的首次重大军事行动。
这次行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在最广阔疆域内同时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联合作战，进军路线和战场涉及现在的宁夏、甘肃、陕西、四川、重庆、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云南、广西、贵州等地。总结起来，可以称为“三大战场”和“五大方向”。
所谓“三大战场”，仍然以南北交界的三条通道而言，也就是西面的四川战场、中间的两湖战场以及东面的江淮战场。但与之前攻击不同的是，为了进入这三大战场，除了北方的三大方向之外，又增加了两个从南方进攻的方向，这两个新的方向是由于蒙古人得到了云南才打通的。
具体来说，针对四川战场，有两个方向。北方，蒙哥大汗亲自率领大军从陕西进入汉中地区，再利用汉中通往四川的道路，从北面进攻四川。同时，在南方，镇守云南的兀良合台也派出人马，从云南经过泸州直趋重庆，与蒙哥大汗在重庆附近会合，扫平四川。之后，两支大军再一起从长江向湖北地区扫荡。
针对两湖战场，蒙古人也采取两个方向共同攻击。忽必烈和大将张柔率军从北方进攻鄂州。南方，则由兀良合台率领人马，带着云南的部队进入广西，再从广西进入湖南，与北方的忽必烈形成合围。
淮河战场离临安最近，由大将塔察尔率领，进攻方向在荆山（位于现安徽蚌埠怀远县境内），是淮河与数条支流的交汇处。蒙古人不习水战，所以这条线路更多是牵制性的，让南宋不得不分兵防御。
在四川战场，南路军迅速打通了云南东北通道，将前来防卫的三万人击溃之后，夺取了两百多艘船顺金沙江而下，直趋重庆与合州。
与此同时，北方大军也迅速行动，经过汉中向四川前进。从汉中进入四川一般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是走剑阁的金牛道，这条路主要通往成都地区；而另一条更少人走的道路被称为米仓道，汉中正南方有一座米仓山，翻越了这座山就进入四川盆地的东部，古人常常翻越米仓山前往重庆。
蒙哥大汗同时利用这两条道路，与南路军会兵于合州钓鱼城下。只要攻克了这座城，南宋在四川的抵抗就基本瓦解了。
与前几次进攻不同的是，此次蒙古人占领四川不是以扫荡为主，而是要长久占领，并与进攻湖北的军队合力向临安进军。
蒙古人在四川接近成功时，进攻两湖的部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湖南地区，最重要的据点是潭州。兀良合台的云南方面军接到的命令就是从云南跃进到湖南，占领潭州。他招募了上万当地人，加上三千骑兵，从云南进入广西，在现在南宁附近的老苍关击溃六万宋军。之后乘胜追击，进入桂林，经现在的怀化地区进入湖南，直抵潭州城下。在潭州，他击溃了南宋二十万守军，围城月余，也基本完成了任务。云南方面军的战绩是：大小打了十三次战役，杀敌四十余万，从未败北。
从北面进攻鄂州的忽必烈和张柔方面军在渡过淮河后，也在三个月内扫平江淮地区，并顺利渡过长江，将长江南岸的鄂州重重围困。一旦攻克鄂州和潭州，湖南、湖北的两大据点就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了。
如果再与重庆的西路军会合，湖北西部的荆州、襄阳地区也就保不住了。一旦湖南、湖北失守，再加上江苏和安徽的长江北岸地区易手，那么南宋的江东（江南）部分就很难维持。
就在此时，局势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
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八月，蒙哥死于钓鱼城下。蒙哥可能死于疾病，但对于宋人来说，他们更愿意认为他死于南宋的炮火。
大汗的死亡，让几乎没有弱点的蒙古人突然显现出一个最大的破绽：大汗死后，蒙古各路诸侯必须集结到漠北的斡难河边举行新汗的选举。诸侯之间的钩心斗角，导致他们纷纷撤军，集中力量争夺汗位。
忽必烈是蒙哥之后最有权势的人，也最有可能继承大汗之位。他试图继续进攻鄂州，为争夺汗位留下可以称道的成果，但随着政治斗争形势的恶化，他不得不与南宋签订合约，迅速北返。
南宋在接近崩溃时突然间获救。蒙古人这次撤兵，让赵氏江山又延续了二十年时光。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想象力的一次军事行动竟然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以失败告终。
不过，蒙古人远征云南并非毫无成果。在此，我们不去总结蒙古人获得了什么，而是看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
蒙古人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云南首次设立了行省。在秦汉时期，云南部分地区属于朝廷；唐朝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到了宋朝，大理虽受册封，但相对独立。是蒙古人的军事行动，在云南实现了直接管辖。
在现湖南桑植县境内，有一支白族人。他们的祖先就是跟随兀良合台征战湖南的云南士兵。据说，当蒙古人决定撤军时，兀良合台就地解散了云南部队，让他们自行回家。大部分人归入云南，还有一小部分留在湖南，在深山里披荆斩棘，开辟出另一片天地。
我们常说，在战争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像蒙古人的奇袭，最终却败于一个人的意外死亡，这就是人和因素。
实际上，战争是有规律可循的，最基础的要素就是地理。
地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他因素都是变化的，只有地理是相对固定的。天时是不固定的，虽然季节有规律，但天气每天都在变。所谓人和，也充满了偶然性，不容易把握。只有山川是近乎静止的，只要掌握了地理规律，就可以计划一场战争，至于人和、天时，都是人们在根据地理制订了作战计划之后才去考虑的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都是很好的地理学家。以蒙古人为例，许多蒙古将领在从蒙古汗国到俄国，再到西亚、高加索、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巨大范围内调兵遣将，他们的活动空间比徐霞客不知道大了多少倍，出行也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必须在短时间内摸透已知世界的地理特征，才能准确地设计出大战略。
蒙古人最常用的战术是分兵迂回、出其不意地快速打击，至于其他起到心理震慑作用的残酷手段，却并不是战场上的决定因素。
蒙古人如此，其他历次战争的胜利者也都必然对地理有清晰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自古及今战争的逻辑。
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是逐渐升级的。比如中华文明的扩张从三代时期的陕西、河南开始，地图逐渐打开；到战国时期，加入了华北、四川、西北；再到秦汉时期，珠江三角洲也进入人们的视野。至于长江成为战争中的一极，已经是三国时期的事了。宋元时期，西南、东北也进入战争考量，现代的疆域才逐渐形成。
在每一个时代，地理规模的不同，导致其地理特征也有区别。而这些地理特征，就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总而言之，地理是讨论战争逻辑的基础。
本书试图分析的，不是人们早已经熟知的《孙子兵法》，而是利用具体的战争，引导人们熟悉中国的战争地理，理解在秦汉时期为什么得关中者得天下，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什么那么高瞻远瞩，南北朝时期的长江争夺战，安史之乱的睢阳坚守，这些战争之所以如此发生，其背后的逻辑都在于地理所带来的大战略。
于是，让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中央王朝形成之初的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