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跟一位商业人士谈到自己的工作,他突然惊呼道:“我女儿常在睡梦中尖叫,肯定是心理创伤造成的。我带她去见心理医生,医生告诉我说‘只是噩梦而已’。我早知道那绝不仅仅是噩梦。”他说得没错。他的女儿在一次常规急诊手术中受到了严重惊吓。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她常在睡梦中惊叫哭泣,同时身体几乎完全僵硬。女孩的父母担忧不已,却无法叫醒她。极大的可能是,医院期间的经历使她有了创伤性反应。
许多人,跟那位商业人士一样,在人生中的某个点上,亲身经历或在亲近的人身上看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虽然并非所有那些难以解释的事情都是心理创伤症候,但许多都是。给人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士往往从致创事件的角度,而不是从心理创伤本身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解释。由于我们没有办法精确地对心理创伤进行定义,所以我们很难识别它。
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在诊断心理创伤时依据的正式定义是,“由应激事件引起,而该事件超出了平常的人类经历范围、几乎会给任何当事之人带来严重困扰”。这个定义围绕以下“不同寻常”的经历展开:“严重危及当事人的生命或身体健康;严重危及或伤害到当事人的孩子、配偶或其他亲近家人或亲密朋友;家庭或社区被突然毁掉;目睹他人因某种事故或遭受暴力而被严重伤害或杀死。”
这种描述在治疗的起始阶段有几分用处,但是却太过模糊,容易造成误导。谁能说得清什么事件“超出了平常的人类经历范围”“几乎会给任何当事之人带来严重困扰”呢?定义中提到的事件确实有一定的限定作用,但是这限定中又存在灰色地带,因为还有许多其他会引起创伤的事件。车祸、摔倒、疾病以及手术等都被人类的潜意识视为威胁,但在人的意识中,它们又被归在平常普通的经历范围之内。然而,它们常常也会使人遭受心理创伤治疗。此外,强奸、飞车、射击以及其他悲剧经常在许多社区中发生;这些可能会被视为平常普通的经历,但是它们却常常会引发心理创伤。
要治愈心理创伤,关键要识别它的症状。因为心理创伤症候很大程度上是原始反应带来的结果,所以识别起来往往很难。我们不需要对心理创伤下定义;我们需要的是从经验意义上了解它会带给人什么样的感受。我的一个客户描述了以下体验:
我和我五岁的儿子在公园里玩球,突然他把球扔到了离我很远的地方。在我去取那个球的时候,他跑到了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去捡他发现的另一个球。就在我拿到我们之前一起玩的那个球的时候,我听到了汽车尖锐刺耳的刹车声,声音持续时间很长,很响亮。我立刻明白乔伊被那辆车撞了。我的心似乎一下子沉了下去。我全身的血似乎都停止了循环,向我的脚下沉坠下去。我的脸瞬间失色,我开始向街上人群聚集的地方狂奔。我的腿沉重得像灌了铅一样,到处都看不到乔伊。然而我清楚地知道他就是这场车祸的受害者。我的心抽得很紧,缩到了一块儿,而恐惧充满了我整个胸腔。我推开人群,瘫倒在乔伊一动不动的身体上。汽车把他的身体拖行了几英尺 之后才停下来。他的身体被擦伤,他浑身是血。他的衣服被撕破了。他一动不动。我失魂落魄,茫然无措。我发疯般地试图把他的身体拼凑到一起。我试图擦掉他身上的血,但是却把血弄得到处都是。我努力想把他破碎的衣服整理好。我不停在想:“不,不可能。呼吸啊,乔伊,呼吸。”好像我的生命力能注入他静止不动的身体中一样,我不停地趴在他身上,把自己的心脏贴近他的心。我觉得自己仿佛抽离了现场。我的身体渐渐麻木。我只一遍遍重复刚才的动作。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经历过类似心理创伤的人其实知道心理创伤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做出的相应反应也都是基本而原始的。这位不幸的女士表现出来的症状极其清晰显著。然而许多人的症状相对更微妙些。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反应进行探究,从而对创伤性经历进行定性。
1976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26个年龄在5~15岁之间的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小镇外的校车上被人劫持。绑架者把他们塞进两辆黑乎乎的厢式货车内,驾车去了一间废弃的采石场,然后将他们囚禁在一个地下穴窟中,囚禁过程大约持续了30个小时。他们后来逃脱了,然后立刻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在那里,医生给他们做了身体检查,就将他们送回了家,甚至连粗略的心理检查都没做。据两位内科医师回忆,这些孩子都“好好的”。这些医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也没有意识到需要对这些孩子的后续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几天之后,当地一位精神病医师被请去给这些孩子的家长做演讲。他着重指出,26个孩子中可能只会有1个会出现心理问题。他的这个说法是当时精神病学界的一种普遍认识。
事件发生8个月后,另一位精神病医师勒诺·泰尔开始对遭受过心理创伤的儿童进行科学的跟进研究,这是最早的此类研究之一,研究对象包括上述孩子。结果,泰尔发现,这26个孩子中不是只有1个出现了创伤后遗症,正相反,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表现出了严重而长期的创伤后遗症,这后遗症影响到了他们的心理、身体以及社交机能。对这其中的许多孩子而言,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他们逐渐频频出现噩梦,出现暴力倾向,在私人和社会关系方面都无法正常表现。这一后遗症如此折磨人,以至于后面的几年里这些孩子的生活和家庭架构都被彻底摧毁。唯一一个受影响较小的孩子是一个14岁的名字叫鲍勃·巴克莱的男孩。以下将简要介绍这个男孩在这个致创性事件期间的表现。
孩子们已经被囚禁在“那个洞”(废弃采石场中的一个拖车,被埋在几百斤重的尘土和石块下)里将近一天,突然其中一个孩子倚到了一根木柱上;这根木柱是用来支撑车顶的,因为本来就仅是权宜将就,所以这一靠之下木柱就倒塌了,然后车顶开始坍塌,尘土和石块向孩子们砸下来。此时,大多数孩子都已经呆若木鸡,毫无反应,他们几乎都无法动弹。有些孩子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们开始尖叫。这些孩子明白,如果不能快速设法逃脱的话,他们就会全部死在这里。也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鲍勃·巴克莱得到了另一个男孩的帮助,两人开始一起往外挖。有了鲍勃带头,这些孩子们终于在车顶上掘出了一条窄窄的隧道,并由此进入了采石场中。
在整个逃脱过程中,鲍勃能够应对危机并一直保持积极行动能力。虽然其他孩子都跟着他一起逃出来了,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在逃脱被活埋命运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的恐惧。如果没有人强烈敦促他们逃跑的话,他们可能仍待在那里,绝望而无助。如木鸡一样的他们,需要在他人的引领下重获自由。这种迟钝顺从跟专门解救人质的军事小组观察到的行为非常相似。这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通常,人质会一动不动,除非你反复命令他们。
鲍勃·巴克莱带领着其他孩子走向自由,他成功地应对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挑战。那一天,他无疑是乔奇拉市的英雄。然而,对他的人生、对心理创伤研究感兴趣的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像其他25个孩子那样表现出令人饱受摧残的创伤后遗症。他还有行动能力,他从僵直反应中顺利走出,而其他孩子则完全被打垮了,丧失了行动能力。有些孩子受惊吓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在真正的危险已经过去很久之后,他们还深陷在自己的恐惧中,行动深受限制。
这是受过心理创伤治疗之人表现出的主要形态。他们无力克服自己的经历带来的焦虑。他们仍处在那个创伤性事件的淫威之下,精神垮败,惊恐万分。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了恐惧的囚徒,无力重新开始生活,而其他经历了类似事件的人也许压根就没有这种持久的症状。心理创伤只会对一部分人产生影响,这实在让人费解。然而这不过是创伤的其中一个神秘之处而已。无论某个事件看起来多么吓人,并非每个经历的人都会有心理创伤。为什么有些人,如鲍勃·巴克莱,可以成功地应对这样的挑战,而其他人,虽然看起来智力和能力都毫不逊色,却会被彻底摧垮呢?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讲,对那些已经产生了心理创伤的人而言,这个现象会带来怎样的启示?
初入此行的时候,我对心理创伤治疗一无所知。我对它的理解初次取得重大突破是在1969年,整个事情完全在意料之外。当时有人请我去治疗一位女士,她叫南茜,正饱受强烈的惊恐症的折磨。这种惊恐发作严重到她都不敢独自出门的地步。一位精神科医生知道我对身体/心理治疗法(这在当时还是鲜为人知的新兴领域)感兴趣,所以将她转诊到我这里。他认为放松训练也许会对她有所帮助。
然而放松并没解决问题。在第一次诊询时,我还满怀天真,心存美好期冀。我试图帮助她放松,没想到却令她的惊恐症全面发作。她全身瘫软,甚至无力呼吸。她的心脏先是怦怦地剧烈跳动,然后几乎像是停跳了一般。我非常害怕。我害怕自己就这样把人给害死。我们都陷入了噩梦般的恐慌中。
恐惧掳获了我。然而我仍设法保持着清醒。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一只猛虎向我们扑来。这种感受完全扼住了我,我大声疾呼道,“一只猛虎要攻击你。看,老虎向你扑过来了。跑到那棵树那儿,快爬上去逃命!”让我吃惊的是,她的腿竟然开始以奔跑的姿态颤动。她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把一位正好路过的警察招了进来(幸好我的工作伙伴想尽办法解释清了事情的缘由)。她开始发抖,然后开始抽泣,并全身抽动。
南茜持续颤抖了将近一个小时。她回忆起了童年时期一次可怕的经历。当时她只有3岁,被绑在手术台上接受扁桃体切除手术,手术使用的麻药是乙醚。由于不能动而且呼吸困难(这是乙醚的常见反应),她出现了可怕的幻觉。童年的这段经历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跟乔奇拉市那些遭受心理创伤的孩子一样,南茜遭遇了极大威胁,被彻底打垮,并因此在生理上被困在僵直反应中。换句话说,她的身体已经彻底放弃了逃命,无法采取行动。这种听天由命不但使她失去了安全感和天然本性,而且使她彻底失去了真实而健康的自我。创伤性事件已经过去20年了,但它带来的微妙而隐秘的影响渐渐开始显现。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她突然爆发了严重的惊恐发作。后来,她就有了开放空间恐惧症 (不敢独自出门)。这种恐惧如此极端且荒谬,所以她知道自己必须看医生了。
在经历了初次诊询中的大突破之后,南茜离开了我的办公室,用她的话说,她感觉“仿佛又重新找回了自己”。虽然我们又继续进行了好几次诊询,诊询期间她还有轻微的颤抖,但是她的惊恐发作再也没有像初次问诊时那样严重过。她停服了用来控制惊恐发作的药,随后进了一所研究生院,并在那里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她再也没有惊恐发作过。
当时遇见南茜时,我正在研究动物捕食者和猎物行为。南茜在惊恐发作时表现出来的瘫痪状态跟上一章中描述的黑斑羚的状态之间的相似性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大多数被捕食者在被某个大型动物攻击而几无逃脱可能时会进入“僵直”状态。我很确定,正是这些研究使我在那一刻急中生智想出了那只不存在的老虎。之后的数年时间我一直努力想弄明白南茜的焦虑发作以及她对那只虚构老虎的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期间我走过不少弯路。
我现在明白,真正促使她痊愈的不是情感宣泄,也不是对童年时期那次扁桃体切除手术的重新体验,而是因为,在从被动呆滞的“僵直”反应中走出来、积极而成功地实施脱逃的过程中,她实现了能量释放。老虎的意象唤醒了她的本能,使她迅速而积极地做出了反应。在南茜的经历中,我的另一个深刻理解是,那些能使我们成功地应对威胁的资源,也可以用来治疗我们的心理创伤。这不仅在创伤性事件刚发生时会起到作用,而且在事件发生数年后也可以奏效。
我了解到,疏浚旧时记忆、重新体验旧时的情感痛苦,对治疗心理创伤而言并非必要。事实上,严重的情感痛苦有时会给人带来二次创伤。要想从心理创伤症状和恐惧中解脱出来,我们需要做的是唤醒我们身体深处的生理资源,并有意识地利用它们。我们有能力积极主动地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改变我们的本能反应路径,但如果我们继续无视这种能力,我们会继续画地为牢,深陷痛苦中不能自拔。
鲍勃·巴克莱积极地设法将自己及其他孩子从地下室中解救了出来,他借此将这次事件对自己造成的心理创伤降到了最低。为什么跟其他孩子相比他受到的心理创伤较小?关键就在于他在解救自我和其他孩子的过程中将被聚集起来的能量消耗掉了。在那一刻,他不仅仅是个英雄,他还成功地将能量和恐惧释放了出去,从而不至于让自己的神经系统因为这些能量和恐惧而承担过重的负荷。
南茜在遭受了20年的折磨之后也成了英雄。在对老虎形象做出反应时,她的腿当时做出的奔跑动作使她也将能量和恐惧释放了出去。这种反应帮助她的神经系统摆脱了多余的能量——她在应对扁桃体切除事件带来的威胁时调动起来的能量。她在初始致创事件过去很久之后成功地唤醒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及积极自救能力,就像鲍勃·巴克莱那样。这种举动给鲍勃和南茜带来的长期影响非常相似。因为从那种折磨人的后遗症中走了出来(这种后遗症令许多心理受创者都饱受磨难),所以他们都能照常继续自己的生活。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了解到,如果治疗过程更和缓、更循序渐进地进行的话,治疗效果会更好。我慢慢了解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天生具备治愈自己的心理创伤的能力。
如果我们不能从心理创伤治疗中走出、不能完成整个本能反应过程的话,这些中断了的行动就往往会逐渐危害到我们的生活。没有痊愈的心理创伤会使我们过于小心谨慎、怯懦拘谨,或者会使我们陷入日渐收紧的死循环圈中:旧事再现、反复受侵害及不明智地使自己暴露于危险中。这样,我们就会反复受害、反复接受治疗。心理创伤有时能摧毁我们的人际关系,扭曲我们的性体验。性行为具有强迫性,性行为反常、混乱或受抑制,这些都是心理创伤,而不仅是性创伤——最常见的症状。心理创伤带来的影响有时是普遍的、全球性的,也有时是微妙而隐秘的。解决不了自身的心理创伤时,我们会感觉自己是个失败者,或者觉得我们的求助对象辜负了我们。我们其实不必将这种失败或辜负感压在自己或他人身上。要想真正解决心理创伤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加深认识,了解如何治愈它。
除非我们明白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不但与心理相关,而且与生理相关,否则我们就会对心理创伤束手无策。创伤治疗的核心在于,我们要能够认识到,创伤意味着动物本能出了偏差。如果有意识地对之加以利用的话,这些本能能促成我们从创伤应激障碍症候向健康状态的转变。
任何行动必须有始有终。无论起始点在何处,终点总是美好的。有始而无终的行动才会给人带来不快。
——让·热内(Jean Genet)《小偷日记》( Thieves 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