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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一：不确定性不仅是常态，而且是经营的条件与机会。
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的第五章“共同进化”中说：“‘生命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它繁殖的不变性，而在于它繁殖的不稳定性。’生命的密钥在于略微失调地繁衍，而不是中规中矩地繁衍。这种几近坠落乃至混沌的运行状态确保了生命的增殖。”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不稳定性或者打破常规是进化的一个条件。
他在第十七章“开放的宇宙”的第四节“打破规则求生存”中说：“自然界层出不穷的怪事几乎跟所有生命的数量一样多，每一种生物在某种意义上都在通过重新诠释规则来为自己找活路。……进化是更深层的改变，它改变的是构建结构本身的架构，也即如何产生变化的方式……”变自生变是他对变化的一种理解，并且是立足进化角度的积极理解，因为规则或现状的改变往往会触发事物或新生事物的发展与生长。这个过程遵循着进化的规律，即向着积极的方向进化，同时，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量变引发质变的哲学原理，从量变到质变也是一种变自生变。因为变自生变，成长的过程因变化的积累而不再冒进，它从一个变化到另一个变化，从而使事物的发展具备连续性。也因此，人类、组织和社会在遇到不稳定性或挑战时才可能不会消亡乃至实现永续，因为这种不稳定性本身就是一种变化，是下一个变化发生的基础。但是，变自生变首先得有变，基于此，才有可能生出质变的转折或激发出更大的从量变到质变的涌现。
这种涌现，其原理在于，当个体逐步集合为整体时，巨变就会涌现出来。凯文·凯利在第二章“蜂群思维”中对此进行了举例说明：“‘对于涌现（emergent）——尽管看上去多少都有点跃进（跳跃）——的最佳诠释是，它是事件发展过程中方向上的质变，是关键的转折点。’这是摩根1923年的著作《涌现式的进化》中的一段话。那是一本非常有胆识的书，书中接着引用了布朗宁的一段诗，这段诗佐证了音乐是如何从和弦中涌现出来的：而我不知道，除此（音乐）之外，人类还能拥有什么更好的天赋，因为他从三个音符（三和弦）中所构造出的，不是第四个音符，而是星辰。
我们可以声称，是大脑的复杂性使我们能够从音符中精炼出音乐——显然，木头疙瘩是不可能听懂巴赫的。当聆听巴赫时，充溢我们身心的所有‘巴赫的气息’，就是一幅富有诗意的图景，恰如其分地展现出富有含义的模式是如何从音符以及其他信息中涌现出来的。
‘蜂群思维’（hive mind）的神奇在于，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它，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在控制着整个群体。它的神奇还在于，量变引起质变。要想从单个虫子的机体过渡到集群机体，只需要增加虫子的数量，使大量的虫子聚集在一起，使它们能够相互交流。等到某一阶段，当复杂度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就会从‘虫子’中涌现出来。虫子的固有属性就蕴含着集群，蕴含着这种神奇。我们在蜂箱中发现的一切，都潜藏在蜜蜂的个体之中。”
有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诞生是变自生变的例证。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这所现代化城市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场变故。1871年，芝加哥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火灾，这场火灾的起因至今尚无定论，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农场的奶牛碰翻了油灯，进而引发蝴蝶效应，最后导致整座城市的建筑几乎被烧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芝加哥大火”。这是一场没有人期望的变故，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人们唯有用积极的生长来应对。大火之后，芝加哥开始了一座城市的重建。这场变故让整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开始意识到在城市建筑上要重视防火，全新的变革由此开启，钢结构的摩天大楼由此诞生。芝加哥成为美国第一个拥有摩天大楼的城市，被誉为“摩天大楼的故乡”，曾雄踞世界最高大楼多年的西尔斯大厦也坐落在这个城市。这种钢结构的摩天大楼不仅是建筑学的重大发展，更推动了钢铁产业的发展和美国城市化建设的进程。
这就是一场大火引发的或者说逐步涌现出的连续变化。从一幢大厦到一座城，从一座城到一座座城市，钢结构不仅仅支撑起了一栋建筑，更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柱产业，支撑起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伴随着持续的实践，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不论是建筑理论还是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的确是在美国的钢铁产业中诞生的，钢铁的旺盛市场需求哺育了钢铁企业的成长，管理的效率革命又让市场供应更加有效。美国历史频道的史诗级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的第七集记录了美国城市的崛起。伴随着在高空中钢结构上作业的建筑工人的画面，纪录片说，“新的一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前沿：冲上云霄。钢结构塑造了全新的城市面孔，这可能是美国最伟大的发明：现代化立体城市”。这就是变自生变。有些改变已经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改变发生之前的过去，可是，这个改变同样孕育着正在发生的未来，如果我们能认知到这一点，正视改变，视其为创造美好未来的条件，我们就有机会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凯文·凯利将变自生变视为一条自然规律，这种自然规律正符合老子所说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宇宙逐渐形成的过程。
孔子启发我们，“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教导我们要珍惜时间，因为时间一去不复返，而时间又孕育着快速的变化，所以，珍惜时间，我们就有机会。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Carlo Rovelli）在《时间的秩序》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开阔的视角来看待变化和未来。关于对未来的期许，他说：“过去与未来有别。原因先于结果。先有伤口，后有疼痛，而非反之。杯子碎成千片，而这些碎片不会重新组成杯子。我们无法改变过去，我们会有遗憾、懊悔、回忆。而未来是不确定、欲望、担忧、开放的空间，也许是命运。我们可以向未来而活，塑造它，因为它还不存在。一切都还有可能。”而对于未知的确信，他也给予了我们充满智慧的启发：“注视着太阳缓缓落下，哥白尼看到了世界在旋转。凝视一杯水，玻尔兹曼看到原子与分子在剧烈地运动。我们看着杯中的水，就像宇航员从月亮上看着地球：宁静，闪闪发光，湛蓝。在月球上，无法看到地球上生机勃勃的生命，无法看到植物与动物，无法看到欲望与绝望，只能看到一个蓝色的球体。在一杯水的表面之下，也有着类似的勃勃生机，由无数分子的运动构成——远比地球上的生物更多。”坦白说，有些事物，不论是变化还是美好，我们看不到，不代表其没有发生或者不存在，我们要确信美好事物是存在的或者是因变化而生出来的。就像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但是在流逝中也呈现出变化，并且孕育着生命与传奇。如同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创造的“心流”理论，当我们的身心嵌入时间创造美好时，人心与时间流逝的协同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充实，这就是生命的心流。
我们想象不到的两件事物之间也许存在因果关系，这其实也是变自生变。比如，世界时区的诞生是因为火车的发展，空间的改变拉动了时间的改变。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讲述了这个过程，“19世纪，电报出现了，火车变得很普遍，也很快捷，城市之间的时钟同步就成了问题。如果每个车站显示的时间都不相同，管理火车时刻表就会很尴尬。标准化时间的首次尝试是在美国。最初人们提议，整个世界确定一个通用时间，比如，把伦敦的正午时刻称为十二点，这样纽约的正午就在十八点左右。这个提议没有被采纳，因为人们习惯于地方时。1883年，人们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时区，如此一来，就只需在每个时区内使用标准化时间。这样，时钟的十二点与当地的正午之间最多有三十分钟的出入。这个提议在世界各地逐渐被采纳，不同城市的时钟开始同步”。有了时区的概念，世界各地的时间不再混乱。和而不同的时间格局形成，让万物可以在一个协同的时间下有序运行。很多巨大的变化都是从变化中生出来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用健康积极的心态看待变化。如果能，我们就会创造出许多看似“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新变化，而这些变化还会继续孕育新的变化。
我非常欣赏那些从顾客的视角看待变化、敏锐把握变化并将变化转化为新机会的企业。在这一点上，新希望、阿里巴巴、腾讯、谷歌等大型公司乃至不断涌现出来的一些新锐公司都做得非常好。哪怕这样做会有风险，甚至会出现失误，它们依然坚持不断地调整自己，不断地感知不确定性，不断地寻找可能的改变与机会。
企业总是希望可以寻找到持续发展的路径与方法，而成功的关键是领导者对于变化的理解以及从中生发出战略的能力。 IBM前任总裁郭士纳说：“核心领导者的存在对转型成功有着深刻的影响。”通过最近十几年的观察，我也发现，企业如果不能从变化中寻找机会，不进行彻底的自我超越，不做组织与文化上的转型与创新，而仅仅在经营上做调整，是很难取得成效的。而要做到以上几点，领导者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企业责任的主体以及组织文化的主体是领导者，领导者必须亲自主持企业转型。如果缺失了领导者转变这个环节，转型很难进行。顾客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头，来自顾客的变化会生出更多改变，但企业家需要对此肩负责任，引领因此而产生的变革。
每一家企业都需要领导者担当起发现变化、引领转型的重任。这意味着一方面领导者需要坚定地推动变革，另一方面也需要领导者清晰地理解环境，把握变化中的机会，并坚定变革的方向。
继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高光时刻之后，李宁公司逐渐陷入困境，2012年更是迎来了自1990年创立以来的首次亏损，亏损金额达到19.79亿元。这之后，公司持续亏损，累计亏损金额达30亿元，不得不大量裁员、关店，公司陷入至暗时刻。创始人李宁于2015年重新回到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带领公司转型。在李宁的带领下，公司回归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品牌信念，三年后，有了“中国李宁”的新生。2018年2月7日，李宁亮相2018纽约时装周，成了第一个登上该服装周T台的中国运动服装品牌。T台上，模特上衣正中央的“中国李宁”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让人印象深刻。由此，李宁开启了中国风新风格，组织的发展也有了新生机。
李宁的确做到了首席执行官的担当，他做了两件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是改变李宁当时的经营状况，让当期业绩扭亏为盈，如《青年报》的记录，“他通过重振多品牌计划、精简门店、增强电商销售等途径，带领公司重新走上正轨。2015年下半年，李宁体育扭亏为盈。”二是为李宁品牌找到了新生命——“中国李宁”，用中国文化赋予李宁产品新的意义和力量。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这个新生命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和可能性，这也正体现了李宁的核心价值“一切皆有可能”。2021年6月，李宁公司市值突破2000亿港元，李宁率领公司再度创造了骄人成绩。
中国风成为李宁公司一直坚持的发展方向，不仅体现了创始人李宁的远见，也为组织拥有更长久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理论的角度来看，服装是一种典型的“人为饰物”，这种外显是内在价值观的一种表达。比如，不同时期的着装打扮通常会反映不同时期的价值观，看一个时代是保守还是开放，只要看人们的装扮就能窥见一斑。个体的价值观也会从装扮上表现出来，乔布斯的着装风格就体现了他对简洁的追求。所以，外显的服装行业其实是和顾客的内心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行业可以说是因顾客而显著改变的代表行业。对此，中国服装行业的一些领先企业尤其是运动品牌不仅有了敏锐的觉察，还在市场反应上表现出了灵敏的自我驱动力，主动去迎接变化。李宁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除此之外，丁世忠率领的安踏也在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世界级的运动品牌陆续进入安踏的品牌矩阵，隐藏在这种战略背后的，其实是丁世忠的一颗强大的中国心。丁世忠倡导“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心愿，更反映了顾客价值观的变化。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对本土品牌的崛起充满期待，这种顾客价值观的变化是大势所趋，更是企业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这种心的一致性，让品牌和顾客的共鸣感越来越强。作为中国运动服装行业的翘楚，李宁和安踏都是在这样的整体格局变化之下成长起来的。领导者的变革之心，加上一些企业强有力的行动，使中国的运动服装企业在世界运动产业舞台上呈现出了中国体育健儿那样的强大力量。
这的确是这些中国企业家勇于担当的体现。当国潮风尚来临时，不乏唱衰或批判的声音，大部分企业不敢冒这样的风险，担心担不起国人的高度期望。但总有人会去尝试，会在产品和品牌上做出改变，会拿出脚踏实地的行动，如李宁和安踏的领导者。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他们本身没有引起变化，但他们敢于拥抱变化，顺势而为，进而有了我们所看到的变自生变。
这些品牌以及品牌的领导者可以给很多中国企业以信心的提振。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诸多世界优秀企业进入中国，在这些企业面前，我们刚刚起步的企业尚显稚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巨大反差和挑战本身就是机会，意味着充足的生长空间。
这些优秀本土企业的实践也表明，一个好的企业领导者一定能坚定地因应变化引领变革，他会把每一个变化视为挑战，并毫不犹豫地带领整个组织进行变革；他会把每一个变化视为机会，而不是阻碍，用创新与变革来拥抱机会。每当看到不同寻常、有别于以往的新生事物时，领导者都要深入分析，不断思考未来市场和行业将会如何演进。战略只有在更大程度上顺势而为、符合趋势，才会与时俱进；只有紧跟趋势，利用变化，才可变中求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