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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社会将要消失，这是本书提出的观点。虽然当下依然是雇员社会，但雇员社会的消失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这符合人性和人类发展的规律。作为对未来社会的洞察，社会学和经济学会帮助我们认知和相信这一点。总体来说，人是不断追求解放自己的。当然，这要依靠自身的不懈努力来争取。
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解释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原理，“所有制”和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两个手段
。这两个手段的共同规律是积累，当有产权保证时，它们就可以存储和传递。上一代人在物质和智力上所获得的东西不会随着取得这些东西的人的消失而消失，这让文明得以积累和进步。语言也是个存储器，存储的是才智上的文化，所以，接受一种语言其实是接受前人创造的一种文化。其中的关键点是所有权，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必须有的一样东西。可是，所有权究竟归谁，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甚至在早期，一部分人是没有自己的所有权的，随着自身的不断努力，以及一代代能力的提升，他们才获得了对自己的所有权，有些人还因自己的超强能力让这个所有权变得更加有价值。这样的人不仅摆脱了过去的束缚和依赖，还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自由和话语权，让自己强势崛起。看产权理论
中人的进化，我们可以看到人就是这样靠自身的努力一点点被解放出来的。
“经理人”和“核心人才”的现代角色都是这样进化出来的：在西方社会，作为一种激励，一部分劳动者被赋予了所有权。因为管理能力可以提升劳动效率，现代企业组织对管理能力的需求日益增加，管理能力逐渐开始独立成为一种资本，这使得现代企业不能只拥有所有权。1933年，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观察到，在200家美国最大的非金融公司里，经理人已经在公司股权分散的条件下控制了这些企业的大部分资产。这被称为美国企业制度史上的“经理革命”，这场革命造就了一种“与所有权分离的经济权势”，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伯利-米恩斯假说”在50年后的1983年被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进一步修正。他们认为，确切地说，股份公司并非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公司，而是在财务资本与管理知识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订立了合约的公司。这推动了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地位的上升和财务资本地位的相对下降，促使管理能力和专业技能作为独立交易的人力资本进入企业合约。这也让企业合约演变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约，从而让人力资本这种独特的产权形式占据了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的重要地位。
人类一直在不断地争取自身的解放，凭借能动性，人从被支配的状态中逐步解放，不论是被自然支配还是被别的角色支配。我们刚刚讲过，早期一部分人没有自己的所有权，自己的所有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别人通过一点一点地赋予其所有权的方式来激励其劳动。当这部分人终于得到自己的所有权时，其人身就获得了解放。通过产权变迁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管理知识”的出现在其中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企业所有者的强烈需要，使这些真正懂管理的人不仅获得了企业的经营权，还一步步获得了企业的所有权，这就是美国一百年前的“经理革命”。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标志，意味着知识可以真正当资本来用了。也就是说，谁拥有知识，谁就拥有一定的所有权，而不仅仅是经营权。这时，知识是可以兑换资本的，由此，企业的所有权变成了两种：传统的现金资本和现代的知识资本。这是典型的个体崛起带来的共享。当个体强到一定程度时，就像“经理革命”中的经理人一样，就能共享组织，让组织的“所有制”发生改变。自强是共享的前提。今天以及未来更长久的共享时代都是奋斗的结果，背后是人们的自强不息。当然，也可以说是“智”强不息，因为是知识的日积月累让人更有力量，也让我们对“知识就是力量”更加确信。
知识的出现使人们可以拥有知识资本。因此，有知识的人可以成为企业所有者，这就是知识对人的解放。在这个过程中，“经理人”这个角色率先“冒”出来，随之而来或崛起的是一系列知识工作者，专业知识人才由此不断地被解放和提升。未来，随着更多知识工作者的出现和价值释放，这些人会越发得到重视。未来社会很难再使用“雇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与企业的关系，也不能再用简单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激励，就像美国“经理革命”中企业所有者必须拿出企业“所有权”来“共享”才能进一步激励经理人一样。所以，未来，雇员社会将要消失，共享时代已经或注定会到来。由此，雇佣关系会进化为共生关系，大家互为主体，相互尊重和支撑，一起共生。
除了从产权发展的角度来认知这个观点，我们还可以回到人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是有个性的，也应当是有个性的，我们不能泯灭个性。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一种压制关系。
社会学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保持人的个性
。让人有个性，是为了让大多数人活下来。孔德之所以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原因是他开始关注现代社会。在他之前的社会学先驱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更多的是以贵族社会为蓝本，但同样已经开始倡导社会协调一致的概念。延续孔德对现代社会的关注，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继续研究工业社会，结合现实问题对人性做出了深刻的洞察。他解释了社会必须尊重个性的原因——有个性的社会才能让大部分人活下来。人越多，生存竞争越激烈，一部分人就会被淘汰。而分化是和平解决方法，它让每个人拥有个性，从而减少竞争。因为彼此不同，所以不需要淘汰大部分人。在这种每个人都具有个性的社会，人要成为不可替代的生物。这就是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积极洞察，也是他对工业社会分工的深刻认知。我们也因此知道了为什么人要拥有个性并且社会要鼓励个性。
可是，这还不够完整，或者说存在物极必反的一面。涂尔干也洞察到了这种现代社会可能出现的“病态”。分化的社会在带来更多个性的同时，也有可能让集体意识淡化，从而让社会表现出病态。在现代社会，如果代表集体意识的共同信仰和道德准则被削弱了，社会就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同时，个性发展至极还会令大家只关心自己，不会彼此关心，失去整体的概念，以致本应百花齐放的个性可能因不共生而互残，造成内耗和混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病态就是“混乱”，由此导致的较为普遍的病症是道德败坏，极端的病症是自杀，正因为如此，《自杀论》是继《社会劳动分工论》后的又一部社会学巨著。这个书名悲观，但直抵人心，它不但启发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分工或分化带来的隔离上，要彼此关爱和尊重，寻找希望，更启发组织和社会要给予人更多希望，为人们提供更多公平的机会。
由此，我们要包容个性。所谓包容个性，指的不只是期望自己的个性被包容，更是包容对方的个性，是彼此包容，进而发挥各自所长，做到协同共生，组织也会因此而海纳百川。
涂尔干为病症开出的药方是“组织”和“教育”，通过组织让人们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回归集体。作为直接承载人的载体，组织发挥了桥梁的作用。涂尔干最初是教育学者，所以他站在教育学的角度上为人们指路，他认为，现代社会还是要激活人的个性，但需要的是有“自治”的个性，而教育是让人懂得自治的过程。由此，现代社会需要集体意识，但也有义务使人们保持自己的个性。教育并非让人学会服从，而是帮助每一个人发展个性，这种个性是让人具有自治、思考和选择的意识。在涂尔干看来，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个人和集体联系起来，进而让个人成为社会的栋梁。可见，教育并非一刀切和绝对刚性或强势，而是有其柔性和社会目的所在，否则在强压步调一致的同时反而可能会扼杀个性和抑制社会进步。这种教育中可能存在的偏激同样是组织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它会导致组织僵化而缺乏创新能力，这时的个体与组织都需要重新被激活。
至此，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谈“激活”这个概念，以及在激活的对象上为什么我们要谈“激活个体”，同时还要谈“激活组织”。谈个体会涉及组织，谈组织也会涉及个体，两者是有机结合的。如同东方文化的阴阳智慧，我们不能只在意一维或单方，不能走向极端，而是要寻求平衡。雇用逻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失衡，现在，组织需要向共生的平衡方向进化。大家还会明白，为什么今天不能只谈分工而是更要在意协同，为什么不能只在意自己生长而是还要在意“共生”。协同共生促进人、组织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未来的趋势。我们也会因此知道那个“管理的常识”——管理是管事并不是管人的，我们在待人上不应命令和控制，而应该尊重人、理解人，这正是管理的“理”之意。
再来看看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对平衡个体与社会的讨论
。社会要发展，往往需要个体做出牺牲，当社会凌驾于个体之上时，可能会迫使个体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自己的本性，这可能给个体带来痛苦与不安，所以，社会需要对此做出平衡，应该对人有关心和理解。而当组织这个中间载体出现的时候，作为更贴近人的组织，在管理上也需要关心和理解人，这就是“理人”的根本逻辑。这也正体现了组织的包容性，这种包容实际上指的是对个性的包容，是能够容纳不同人的个性或多元性，这对今天的组织如何面对多样化的人群也是重要启示。
苹果公司等之所以能够创新，就是因为可以兼容不同专业。苹果公司的创新有艺术家在提供养分，不只是科学家。如同库克2021年在与年轻人“何同学”的对话中所说，“创新没有唯一的公式。苹果公司有一种创造与合作的文化，两者结合会产生巨大的创新。我们的员工有不同的技能，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可能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背景，有软件专家、硬件工程师，还有专注服务的人，有的可能是音乐家、艺术家，他们致力于设计卓越的产品，因为这个相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他们共同迸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为此，创新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团队，为他们提供一个包容的环境，让他们能相互滋养，汲取能量。我们的员工在意自己所做的事情，希望创造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因为在意，他们有时半夜起来打电话告诉别人一个好的想法，因为他们知道通过分享和交流能进一步完善并推进创意，在苹果公司一加一永远大于二，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组织管理承载了重要的社会职能，并且让组织因为人们的个性释放而拥有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涂尔干也在强调个体“自治”。文明程度越高，社会对我们的“克制和付出”的要求就越高。在他看来，文明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因为人类自我克制才有了文明，是文明把人变成了人的样子。
回到个体自身的作为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强个体。真正的强个体不仅拥有极强的能力，而且有意愿为组织做出一定的牺牲，让自己能融于组织。NBA勇士队的库里就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强个体，他以TCC，即信任（trust）、承诺（commitment）和关怀（care）为信念。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他主动与团队合作并承诺做出贡献，进而带动勇士队展现出团队风采和力量。而NBA也拥有组织管理的平衡智慧，做出了组织该有的作为。在2014至2018赛季，库里率领勇士队四年夺三冠，但总决赛的MVP（最有价值球员）却都颁发给了库里的队友。这充分体现了NBA对更多个体或奉献者的关注和关心。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库里的个人牺牲和主动奉献精神。NBA的平衡智慧还体现在常规赛MVP的设置上，这是真正的“个性”奖励，是颁发给个人能力强的球员的。库里在2014至2016赛季蝉联两届常规赛MVP，足可见其个人在联盟的统治力。这项个人成绩外加总决赛冠军充分体现了个人与组织的有机融合。这甚至可以说是团队运动的完美体现，有个人英雄，也有整体绩效。有意思的是，2022年，当勇士队再次夺得冠军时，总决赛的MVP终于颁给了库里。这时的库里已是一名34岁的NBA“老将”，获得这个奖项让他没有遗憾，让他的职业生涯更加圆满，也圆了很多球迷的梦。
2022年，当库里率队在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顶着重压逆袭成为总冠军后，这名老将抱头坐在地上，百感交集，泪洒赛场。队友们聚在一起，共同拥抱满含热泪的库里。随后，库里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父亲，那个画面定格了许久。在四年三冠后，他经历了伤病、沉寂与复出，最终带领勇士队重返总决赛。在总决赛中，面对强大的对手，在大比分落后的逆境下，他们顽强翻盘。他作为最有价值球员实在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也正因为如此，颁奖时全队齐呼“MVP”。
进入NBA后，库里一直效力于勇士队，并且和勇士队一起成为传奇。勇士队原是一支在联盟垫底的球队，在库里加入后，这支队伍不断创造良好战绩—2009至2016这七个赛季的常规赛战绩分别为：26胜、36胜、23胜、47胜、51胜、67胜、73胜。2016年，勇士队凭借“73胜9负”一举打破了公牛队于1996年创下的“72胜10负”的历史纪录。2017年勇士队以“16胜1负”的成绩几乎横扫整个季后赛赛场，又创造了季后赛历史纪录。这一路，库里和球队不屈不挠，披荆斩棘，不仅创造了伟大的球队战绩，也开辟了彼此奉献的小球团队打法，让NBA不再是高个儿的天下。
库里之所以被很多人喜欢，一方面是因为其个人能力超群，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对整个球队有巨大的帮助。人们愿意和这样的人相处，因为可以一起创造价值，可以共享成就，还可以将彼此的力量共同凝聚成团队或组织整体的力量从而取得原本遥不可及的冠军荣誉。由此可见，强个体的更强之处在于其能和组织一起变得更加强大，从而成就更多人。
社会学主张社会秩序，但往往并不主张压制，它强调的不是一方压制另一方，而是个体与社会的平衡。最早的社会学先驱孟德斯鸠主张社会协调一致，他认为，权力不能无限制地延伸，社会的各个部分要像宇宙中的星体那样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和睦相处。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在弱化等级。社会学创始人孔德主张用科学和工业来重塑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文化基础是科学而非迷信，物质基础的获得也不再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实业。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学者和实业家会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孔德引领的社会改造方向，这样的社会能给予知识和商业更多机会。为了让等级制更加平衡，孔德在世俗等级秩序上增加了精神秩序。当然，这也许是一种理想式的表达，但充分体现了社会学家想帮助人们摆脱等级的愿望。而事实是，如产权变迁的现实，一些充满理想又脚踏实地的个体真的可以冲破世俗的等级。
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趋向控制而是趋向平等这一观点，比较社会学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给出了更现实的证据。他是贵族出身，父亲曾任多省省长，但他主张社会平等。这种认知除了受社会学先驱孟德斯鸠关于社会结构概念的影响，更多来自现实的刺激或触动。1831年，当26岁的他有机会到美国考察时，他开始看到美国社会和欧洲社会的不同。他看到的美国主仆关系竟然和所谓上等人之间的关系很像，他感受到，在美国社会中，欧洲社会残存的等级差别在日渐消失。这种主仆关系消失的平等社会才是一个升迁有望的社会。在贵族社会，人的社会地位是与生俱来的，这导致贵族的停滞不前和平民的升迁困难，人性难以继续完善，从而抑制社会的升迁。这种比较发现，让他成了比较社会学家。而过去百年，美国社会的进程似乎也验证了他的洞察。他发现，美国之所以没有形成贵族所有制而是形成了不分贵贱的道德体系，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幅员辽阔，不存在土地稀少的问题，贵族所有制难以形成；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美国社会保存了其创立之初的价值体系。基于此，他提出职业没有贵贱之分，一切正当的职业都是可敬的。
现在，大家应该更能理解“雇员社会将要消失”的意思。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更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也能变得更加自主。每个人都不是被动地为别人做事情，而是都在为自己的成长而主动努力，用内在的动力改变人生。个体被激活后，社会也会因此变得更具活力。对于这样的个体，组织不再也不能沿用传统的雇用方案，更难以用控制人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而是需要更多地给予理解、关怀和赋能支持，让其与组织一起取得成就，从而获得双方的共生。雇员社会的消失换来的是更多个体的希望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