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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分意外地来到了生物学领域。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试图从生物学的角度寻求乐趣问题或美学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多见的。文学属于文化的范畴，这样的分类至少在我们目前的语言使用中是有缺陷的，因为这说明文学是可有可无的，如有必要可以抛开，将财力和精力用在遗传学的研究上。文学是一种奢侈品，在困难时期人们无法负担。这种观念的历史可能比启蒙运动还要久远，但它大错特错。
正如上一章所述，讲述他人的故事，描述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不仅仅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为模式之一，也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原因。即使在历史上最绝望最黑暗的时期，人类也从未停止叙事。叙事从来不是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它可能看起来如此，因为叙事就像空气一样，一直存在于我们周围，因而被忽略，我们叙事，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回顾历史，你会发现，越是在困难时期，叙事就越多，所述的故事也越具有创造力。而且，困难时期本身就是人们爱听的故事题材。
语言是群体生活的产物，在其出现早期，语言基本上就等于叙事。因为，除了交流群体成员的性格特征、意图和情绪信息之外，它还能做何用处呢？当然，关于食物的信息也很重要。哪里有水源？哪里会出现一群野马？采取什么策略捕马成功率最高？但无论是早期还是现在，叙事是为了调节群体中的复杂关系的。谁下达命令？谁执行命令？谁看守营地？谁一同外出？谁有什么样的情绪？谁正暴跳如雷，需要小心对待？
叙事能够削弱攻击性，能像闲聊一样建立联系。这与猩猩梳理毛发起到的作用相当，只不过效率更高。猩猩一次只能给一名同伴抓虱子，而人可以同时与很多人交谈。
叙事将群体凝聚在一起，叙事的地点是营地的篝火旁，还是去水源的路上并不重要。谁的故事更有意思，谁能把故事讲得更引人入胜，谁就能聚集更大的群体，建立社会，创造使用工具的传统，甚至创造出可以延续千年的文明。霍皮印第安人（Hopi-Indianer）有句谚语：会讲故事的人统治世界。叙事能够带来快乐，这只是一个感官上的额外作用。我们喜欢叙事，因为它是生物学上正确的、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或者说数百万年前是如此。如果我们连对生存有益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致去做，那可就有大麻烦了。
当然，这种叙事是数百万年来的趋势和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模式，而非个体行为。人们可以放弃生儿育女，可以放弃摄入食物，比如出于政治原因绝食抗议，甚至可以在看不到生命意义的时候，选择放弃生命。
但是他们能做到放弃叙事吗？或者，有人会自愿放弃叙事吗？可能有人会说，一些僧侣会偶尔沉默不语，甚至永久禁语。但是，不语的僧侣只是不和他人言语，他们并没有放弃与自己沟通，更不会放弃与他们信奉的神明沟通。
因此，在以叙事为线索的编年史中，所谓的书虫或者讲故事的人并不是没有体力逃离狮口的羸弱书生，而是洞察人类心理的专家，是智者，是圣人。他们一直在苦苦思忖团结共存的问题，将其见解和发现告诉族人，或写下来供后人参考，使后人能从中获益。几百万年来，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环境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他们自己的氏族。因此，人类需要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考虑他人不同的动机和性格，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人类还应知道自己在这个复杂群体结构中的位置，最好再制订出一些关于未来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