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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要理解文字意义的形成和应用，也唯有透过能凝聚“我们——意向性”的特殊群体才能办到。美国哲学家、语言分析学家威拉德·冯·奥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提出的比喻，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里，一只兔子从眼前跑过，当地人喊道：“Gavagai！”单凭这个词，来访者不可能理解其含义。“Gavagai”是什么意思？是指兔子还是兔子的颜色？是指兔子奔跑的动作还是兔子的性别或年龄？是在建议别人对兔子做什么吗，比如追赶它？是在说明兔子应该做什么吗，比如赶紧跑开？还是说兔子代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关联意义？比如太阳即将升起，或者从追赶兔子的猎人跑来的方向，有一只大型猫科动物，你必须小心提防，因为它身上有危险的“Gavagai”？
语言所指的东西五花八门，然而，当语言被放在一个共同的背景下，就像被放在同一个剧院的同一个舞台上，共同的背景下此时存在着共同的意向，事情就会变得清晰明了。托马塞洛对奎因的比喻进行了修改，以说明这一点。假设在一个村子里，村民们要去抓鱼，他们从一个专门放渔具的小屋里拿来一个水桶和一根杆子，然后走到小河边，分别站在河的两岸，一人握住杆子的一端，让水桶停在中间，浸在河水中。来访的外地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他之前至少参与过一次。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当地人抓起小屋前的一根杆子，指着它喊道：“Gavagai！”这个来访者就会知道，当地人希望他去拿个水桶，一起去捕鱼做晚饭。此时“Gavagai”指的就是水桶。如果来访者到达小河边，当地人又对他说：“Gavagai！”这个词可能意味着“拿”这个动作，当地人想让他再拿一个装鱼的容器来，因为先前的容器已经装满。不管是何种情况，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下，才能从众多可能的解释中分辨出正确的那一个。托马塞洛说，儿童大部分的语言习得都遵循这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