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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向性”不仅是建立工具文化的决定性前提，也是在声学信号的基础上发明语言的决定性前提。一旦人从根本上获得了认知能力（在一个共同的经验下建立一个共同的意向性，同时用动作吸引注意力和给予暗示），下一步就不远了。指示动作有了声音的补充，声音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步替代了动作的作用，比如有些人说话时会激动地手舞足蹈，但是他的声音仍然起主导作用。例如，一个人指着一处水源，表达的意图可能是饮水解渴、洗脸洗澡、埋伏在灌木丛中等待猎物。如果他在做出这个动作时嘴里发出“啊——哇”的声音，哪怕他离营地很远，这声“啊——哇”也能传到营地中同伴的耳朵里，唤醒他们曾经共享的经验，通过心智化的过程让它再次出现，只不过这次是作为想象的共同经验出现。说话者将手放到嘴边，意味着他口渴。他喃喃自语“啊——哇，饮——渴”，可能意味着他必须喝点水。而如果他指着自己行动不便的父亲说“啊——哇，饮——渴”，可能意味着父亲口渴了，需要有人递给他一些水，因为父亲自己没有办法走到水源边去。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他说出这个词时，手里拿着长矛，可能意味着他想要去水源边埋伏，等待猎物出现。关键在于，这种表达方式不是这个人单独发明的，也不是仅仅他一个人这么说，而是整个部落或者氏族有一套共用的完整的声音系统，每个“我们——意向性”的参与者都可以理解。
上述关于声音的例子很明显是虚构的，但是这样的过程不无存在的可能。通过声音代替动作，并将自己从真实的共同经验中脱离出来，展示那些不在眼前的事物或过程，只不过展示是在脑海中进行的。正如托马塞洛所说，语言的起源是指向性动作。这两者得以发挥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意向性”提供的必要的和决定性的心理平台。如果简单的交流被置于一个想象的框架中，脱离直接的现实，那么我们可以将此视为第一个叙事的诞生：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样子吗？
今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动作的理解仍然是相似的，肢体动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手段。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到同一背景中，才能顺利分享自己的意图；在分享意图这一点上，他们别无其他选择。例如在意大利超市购物时，即使不懂当地语言，你只要说出“斯帕盖蒂”（意大利语为“Spaghetti”，“意面”的意思）这个词，然后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做出“撒”的动作，店员就会来帮你磨碎硬奶酪。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伸出食指，所有人都会明白，你在提出一个请求，请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东西或场景上，因为大家可能和你一样，觉得这个东西或场景十分有趣或意义非凡。如果你用手指向自己张开的嘴巴，世界各地的人都会猜到你想吃东西。如果你站在嘈杂的酒吧吧台前，挥舞手中的纸币，酒保立刻就“听到”你想要点酒水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