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讲故事的人！

亲爱的莫里斯：

你一定会对我的这个想法感兴趣。我发誓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启发，只不过后来才发现，原来已经有人在我之前就想到了这些！在某个明晃晃的大中午，我突然灵光乍现，脑海中出现了这个想法。

那是正中午的时候，烈日当空，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吕丢克斯（Pollux）这两颗双子星盘旋在太阳周围，我坐在一家意式咖啡馆里。在周围的欢声笑语和窃窃私语中，我突然意识到，人类首先是叙述者啊！我旁边的这些人，如果不让他们讲故事，他们根本就活不下去。然后我便开始思考“叙述”这件事，但是我该从哪里开始跟你说呢，最好的开头可能就是随意起的头。

那么就从这家咖啡馆说起吧。当时正是午休时间，我们坐在一张圆桌前，像是围绕着篝火而坐，我们的注意力都被这篝火吸引。咖啡馆里当然并没有篝火，篝火可没那么常见。

我们就这么围坐成一圈，咖啡送来了。我们搅拌着咖啡，或者手里随便弄些什么，因为眼下也没什么事干。这是一个让人害怕的空当儿，不仅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还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过渡时刻。在这一秒，思绪、目光、意图、对话仍在进行着，我们的嘴巴没有停下来——一个小小的空隙却突然打开了，虽不至于无聊，但也相去不远了。在这一刻，多半会有人开始做这样一件事：讲故事。说实话，就算没有这种空当儿，人们也一样会开始讲故事。

休息时间我都是和同事一起度过的，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女性。她们一直不停地讲述，似乎在身体离开办公室后，想通过这种方式让精神也逃离办公室。之所以讲述，不是出于无聊，也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或交流经验，她们讲故事，纯粹就是想要说话，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她们的话题涉及电影、书籍、新App、烹饪、烘焙，或者诸如玛伦买了婚纱等琐事。大家讲述着各种有趣的、悲伤的、令人感动的事情，有时也会争论几句。我坐在一旁，凝神静听，乐在其中。

有一次谈到避孕，杰姬说：“避孕药会改变人的情感体验。”因此她停了药，现在感觉好多了。

“我也不喜欢化学药品。”玛伦紧接着发表看法，说自己宁愿定期测量体温，“这样我就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若是她怀疑有了，她和她的男朋友，也就是未来的丈夫，会接受这个事实，顺其自然生下来就好了。

然后大家又谈到激素的改变会导致嗅觉发生改变，一个女人服用避孕药可能会使她对男人的感觉发生变化。但是如果她停药就闻不到伴侣的气味了怎么办？大家一阵哄笑。

阿斯特丽德说，她的男高音丈夫在完成生育计划后跑去结扎，但是他十分害怕从此就唱不上去高音了。因此术后他一从麻药中醒过来，就立刻飙了几个高音，确保自己的歌喉和阳刚之气仍在。

“结扎以后，成年男性的音域压根儿就不会发生改变啊。”阿斯特丽德说道，然后笑着啜饮咖啡。

“我也是这样计划的。”玛伦说。她指的是结扎，一旦她和伴侣有了孩子，就去做手术，不过要动手术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伴侣。大家哧哧笑着，不知道她未来的丈夫是否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

在另一次午休时间的聚会上，女士们询问一位有两个女儿的同事怀孕和生产的问题。我们坐在户外的小桌旁，树丛和植物为我们遮蔽了正午的阳光，带来了清凉。移门后面，咖啡馆的老板巴蒂斯塔·塞韦里诺正向他父亲展示手机上新生女儿的照片。他一会儿说德语，一会儿说意大利语，切换自如，且没有一点儿口音。

“你当时痛得厉害吗？”杰姬问卡门。

卡门很惊讶，因为还没有人问过她生孩子的事情，除了她自己的孩子，而她的孩子也只是在过生日时才会问起。不，她已经不记得当时疼得有多厉害了。她跷着二郎腿，双手握着咖啡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她说，生孩子就像爬山，要征服高山，必须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向上爬。

“卡门，你可真是一位登山向导。”杰姬插嘴道。这话说得不无道理，因为卡门热衷于登山和滑雪。

这位年轻的母亲答道，如登山一样，生孩子这种费力的事会让人疼痛，但疼痛不是最主要的，你拼尽全力为的是翻越这座山。在生孩子的过程中，自己能做的本来就非常少，怀孕是一个向你袭来的过程，你根本无法掌控它。在我们所有人诞生在地球上之前，大自然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身为女人，只能心怀敬畏，好奇地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变化。”

在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已经比任何医院的医生和助产士都更理解自己的身体发出的信号。阵痛开始没多久，她就知道分娩可能随时开始。然而助产士们确信，距离真正的“发动”还有一段时间。他们离开产房，想先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几分钟后，卡门的丈夫十万火急地跑到自动售卖机旁，把他们都叫了回去，因为正如卡门预料的那样，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

大家的咖啡杯渐渐见底。“你真可怜！”桑德拉故作同情地对我说，“得一直听女人的这些事情。”

我不会说我为她们接受我做一个沉默的听众而感到骄傲，但实际上我确实很开心，因为听一群女性聊天属于我最早的童年记忆。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我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而是和我的祖母、姑姑，以及姑姑的女儿——我的表妹一起生活。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简陋的农舍，有客厅、厨房和长长的走廊。走廊有道门直接通往猪圈，不过那里已经很久没养牲畜了，只有几只鸡和猫，后来成了放煤的地方。并不平整的砖头地面上有水泥饲料槽，曾经有三四头奶牛被养着用来挤奶。现在那里堆满了杂物，还有一个油箱，油箱上终年覆盖着黑乎乎的油腻灰尘。

农舍没有浴室，我们这些孩子都在客厅里洗澡。我的表妹经常围着灰色的金属澡盆跑来跑去，大喊大叫，很是开心。也许因为她不喜欢肥皂和水，也许因为她纯粹想要乱窜，引得大人来抓她。角落里，电视机一闪一闪，我的祖母坐在沙发固定的位置上，看着女儿佯装恼怒，追着外孙女跑。

祖母坐在沙发的一头，背靠刺绣靠枕，身旁放着油炉，油炉在冬天会被烧得通红，冒着热烟。沙发对面的橱柜上挂着耶稣圣像、镀银十字架和念珠，橱柜与客厅门之间挂着她战死沙场的丈夫的照片。那就是我的祖父，我只在这张褪色的黑白照片上见过他的模样。祖母坐在那个位置，将一切尽收眼底。

有时候祖母让我给她挠背，她背部的皮肤光滑而坚韧。对于我的小手来说，祖母的背十分宽厚，在我指间扭动的时候，就好像熊在树上蹭一样，至少和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熊一样。“来帮我挠挠背！”她一边说一边解开蓝色小花围裙最上面的一颗纽扣。“喔，没错，再往左一点，嗯，好，再往上一点，往右一点，对了，就是这里！”她的脸揪成一团，噘起嘴巴，皱起鼻梁，发出心满意足的声音。我母亲说，我皱起鼻梁、眯着眼睛的样子和祖母一模一样。

不看电视的时候，祖母本可以聊一聊田地里的工作，讲讲因为照片上的男人战死在洛林，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她独自经营一个小农场并拉扯大四个孩子的艰辛。她也可以讲讲祖父，或者我那游手好闲的叔叔。这个叔叔经常带我去酒吧见他那群狐朋狗友。他把美军遗留在农场的一副昂贵的望远镜拿去卖了，并将卖得的钱挥霍一空。但是她从未提过这些，我的祖母从没讲过她自己的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