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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向性”，即合作性的沟通，是语言和叙事的起源，但也不仅仅是语言和叙事的起源。随着“我们——意向性”的出现，很多技术设备的发明和发展也水到渠成。因为从人际关系中产生的心智化模式也可以促进工具的发展，所以工具文化不仅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而且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据推测，大约在二百五十万年前，非洲原始部落的一个史前人类第一次敲击石头时，很可能有另一个人坐在他身边看着，试图理解他的意图。下一次，当他们两人拿起锋利的石头从被猛兽咬死的动物身上刮下碎肉，并敲开骨头时，第二个人突然灵光乍现，想到了改进工具的妙招。他坐下来，动手实现想法，第一个人坐在他旁边，给他提出建议。这时，两个人便拥有了共同的意图，即他们的行为所服务的想法。他们的孩子也在一旁，看着他们敲敲打打，孩子们在日复一日的观摩中也知道了哪种石头适合用来做工具，该怎么抓握工具，哪些位置可以用力敲打，哪些位置则需要小心。孩子们遵循父辈的意图，不仅学习父辈的技术，也承袭父辈的思想。
孩子们虽然踩着父辈的脚印前进，但他们有一个关键优势：他们不需要发明新的工具，只需要在祖先创造的工具的基础上进行工艺革新即可。为了做到这一点，简单模仿已经成型的工具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把握其背后的意向性。他们问自己：“这个工具为什么被制作成这个样子？制作者是出于什么目的制作它的？”
基于此，他们稍加修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工具。只有共享的意向性才能实现发明的积累、文化的积累，这就是“千斤顶效应”（Wagenhebereffekt）：每一次用力地转动，都能使千斤顶的绞盘往上升一点，而棘轮又会防止绞盘回落到一开始的高度。
这一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且跨越了极大的空间距离。正如托马塞洛对儿童的描述：“新的理解能使他们经历文化学习的过程，内化他人的观点，进而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与他人对世界的理解结合，而他人的观点和理解有时体现在远古或远方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工具和象征工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