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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能在彼此身上花费的时间是一种限制性因素。通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说明虱子问题的困境：黑猩猩不会花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时间为彼此梳理毛发，如果他们的群体规模发展到一百五十只，每只黑猩猩将不得不把百分之四十三的日常活动时间用在维持群体稳定上。如果群体规模有二百只，上述比例将会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七。对于一个以互相抓虱子为基础而建立的群体来说，这意味着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维系内部关系。就算能够为此花费这么多时间，群体也将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觅食、进食，以及进行其他活动，很快就会饿死。除此之外，它们的精神需求也会增长。一个由五十只猩猩组成的群体，可能包含一千二百二十五种双向关系，研究人员将这种双向关系称为“二元接触”（dyadischer Kontakt）。一百五十只黑猩猩组成的群体所包含的双向关系为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五种，这对于黑猩猩来说显然太多了，尤其是在飞机上。
邓巴提出一个重要原则：社会沟通对于一个群体的凝聚力尤为重要。沟通的方式影响群体的最大规模。此外，大脑的容量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根据邓巴的说法，大脑具有组织群体成员间复杂关系这一重要能力。
邓巴的观点也带来另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人类学家只需将智人的脑容量数值填入群体规模和脑容量关系图中，就可以推算出远古时期典型的人类群体的规模——大约是一百五十个。这就是该研究中著名的“邓巴数字”（Dunbar-Zahl）。
邓巴推测，语言可能是因为这些简单合理的规律而出现的。因此，可以将语言理解成一种“口头的虱子”。对人口数量不同的七个群体的测量结果表明：人们每天花在与同伴交谈上的时间与远古时期的猴子花在为彼此抓虱子上的时间完全一致，都是百分之二十。
邓巴认为，与梳理毛发这样的服务相比，聊天服务有这样几点优势：第一，它可以同时服务于人群中的好几个人，甚至是很多人，乃至所有人，一句话可以被很多人听到。第二，用交谈的方式“抓虱子”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交谈时还可以做其他事情，比如散步、工作，或者抚养孩童。第三，言语交流包含信息内容，这已成为今日我们进行交谈的主要目的，不过最初这个目的是完全不存在的。语言的作用是交流知识、交流评价、交流谈话者经验之外的事物。动物们对于自己没有亲眼看到的事物一无所知，灵长类动物也不例外。
然而通过语言这一媒介，人类可以获得关于发生在自己感官经验范围之外的事件的知识，因此他们即使身处庞大的社会网络中，也能掌握大概情势。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关于其他人的信息对于叙事人来说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聊天八卦可以消除紧张气氛，人们在聊天中展现出的亲切友好将群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