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古代先民从事农业耕作开始，土壤退化和土壤侵蚀这对问题便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尽管这类危机是人类一手造成的，而且显然是在人类所能解决的范围之内，但是公众、媒体和政治家们却似乎并未像对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或其他社会问题那样严肃地对待土壤危机。然而，我们对土地和土壤资源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逐渐意识到土壤的重要性——它是一种与我们眼中的其他不可或缺之物一样宝贵的资源。不过遗憾的是，有谁会将土壤，或者泥土，视为宝贵的资源呢？

大学时期主修地质学时，我被告知土壤在这一学科内只是不需要被重视的“表土”（overburden）。研究生期间，我的专业是研究塑造和影响地形的过程的地貌学，特别以决定河道源头位置的要素为重点研究对象。在研究覆林山坡的地表径流与土壤侵蚀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树木根系对土壤的加固作用，以及落叶乔木的根系如何撬开岩石并将其混入泥土，进而生成新的土壤。

事实上，最初让我对“土壤侵蚀造成古文明衰落”这一事实有所了解的，并非学校课程和田野考察，而是一本书——正如你手上所捧着的这本一样。20世纪50年代，我在大学书店的特价区找到一本叫《表土层与文明》的书。该书由两位土壤保护学家写成，且绝版已久。考虑到价格合理，我便将它买了下来。与这本书的相遇，犹如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与乐于接受的心灵碰撞的时刻——我的眼前豁然开朗，看待世界的方式从此改变。这本书将我深深吸引，并伴我度过地质学研究的时光。那些滥用土地资源的古代文明，最终为其行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贫瘠风化的土壤摧毁了它们，只留下一片衰败的遗址和穷苦的后代。

在探索全球范围内的景观演变的过程中，我开始对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却鲜为人知的危机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所造成的土壤退化和侵蚀的速度，远远超过其形成的速度。我们正在迅速地消耗肥沃的表土层资源，而它正是支持人类文明长久延续的必需品。当今人类消耗表土层的速度，实在令人惊叹。

20世纪90年代，我所读到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指出，人类活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迁移土壤和岩石的主要动力之一。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地质学家将火山运动和板块迁移——而非人类——视为改变地貌的动力。人类活动通常不被纳入地质学视野下以数百万年为计的“深度时间”范畴，以及地球自身生成及演化历史的讨论中；在漫长的地质时间轴上，人类只能被视为刚刚出现。事实证明，人类活动正以惊人的速度重构世界地貌，在极短的时间内已造成可与地质作用相比拟的影响。此间，我们忽视了对脚下的珍贵资源的保护。在农耕活动中损失的表层土壤无所着落，成为废弃的尘土。

如果地球也有使用说明的话，其第一章或许应该以“如何保护生命的源泉——土壤资源”为标题。这一章应当描述土壤作为地质学和生物学之间的动态媒介的角色，以及其作为联结无机的岩石圈层和勃发的生物世界之桥梁的作用。

当我透过地质学的视角来审视农业发展史时，便看到一幅人类自食其果的图景：我们对待土地的态度，决定了土地对待我们的方式及其时间纬度。我还看到避免悲剧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只要人类不再愚昧地重复无限损耗土壤资源的行为，便可以避免古代文明灭亡的命运。但遗憾的是，当今人类的行为，正是在全球范围内毫无节制地消耗土壤。

在为《泥土》的写作展开的研究中，我发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每几十年就有智者敲响土壤退化的警钟。但是，我们的记忆和注意力持续的时间都太过短暂，那些尽力扭转土壤退化局面的努力，都被所谓更重要的事情所取代。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南部大平原垦荒种粮，出口欧洲以满足其粮食需求；再比如今天，我们培植作为生物燃料原料的作物，以实现作物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考古学家记录了全球范围内土壤流失与古代社会的衰退或灭绝之间的关系。在环境史学资料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森林砍伐造成土壤侵蚀，并最终导致文明毁灭”的论点。不过，根据我早期对西北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地质学探寻，特别是对陡峭林地的土壤侵蚀的研究来看，如此广泛而严重的土壤流失，不可能仅由林木砍伐造成。事实上，只有想方设法地杜绝植被复生，才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我不禁开始怀疑，农业活动或许是造成这一切的真正罪魁祸首。我们面对的谜题是：是否农业活动在造就了文明的兴起、发展和蔓延的同时，也通过更长期的土壤退化及流失过程，播下了引发社会衰落的种子？

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一切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其兴衰由多种因素决定。但我想，或许土地的状况——土壤的健康或衰退——直接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健康程度和应变能力。若是果真如此，那么干旱、战争以及经济的瓦解或巨变，仅仅是引发社会崩溃的最后的助推力，而文明的兴衰之路早已由土地状况所决定。换句话来说，土壤的退化和侵蚀，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某一特殊的事件或情境会导致社会崩溃。地理条件固然重要，却不足以决定社会发展的命运；与地理条件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对待土地资源的态度。

当我确认了在历史长河中，农业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土壤侵蚀的事实后，我希望检视这一问题在当今的严重程度。在古希腊或古罗马时代，没有科学家能够测量农田中土壤侵蚀的速度；但是如今，我们拥有充足的数据，用以检测“农业土壤流失是限制文明寿命的因素”这一假说是否成立。为此，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图书馆里待了数个星期，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全世界土壤侵蚀速度和长期景观侵蚀速度的数据。这些记录当代以及更长历史时期土壤侵蚀的数据显示，如果把全球农场侵蚀掉的土壤堆起来，那几乎会和喜马拉雅山一样高。

想象一下：把煎饼般平摊的土地与世界最高峰扯上关系，似乎不可思议。我们虽不在陡峭的地方耕种，却“成功”地把爱荷华州和堪萨斯州转变成了土壤侵蚀程度可与山国尼泊尔相媲美的地区——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在表土层以超过一毫米的年平均速度消失的情况下，只需几个世纪就足以让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表土层消失殆尽。虽然一毫米的年平均速度听起来并不快，但自然环境中土壤生成的速度比这一速度慢得多。几个世纪的时间，在地质学家看来转瞬即逝；然而，对于再度竞选的政治家、追求下季度利润的公司董事，或者辛苦养家的农民来说，就如同永恒一样漫长。

耕犁农田会使土壤易受侵蚀，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被韦斯·杰克逊恰当地称为“农业的原罪”，并为大众所了解。在自然界中，裸露的土地几乎不会出现在林线以下。想想你曾经走过的草原和森林，那里有多少土壤是裸露的呢？应该几乎没有，或者极少。除去环境本身酸度过高的情况，植被通常会将地表覆盖，其枝叶可以遮挡雨水的冲刷，根茎亦能加固土壤。但裸露的土壤会面临怎样的情况？想想暴雨来临之际，流过新犁过的田地或者施工工地的棕黑色的雨水便知。使土地在一年之中的某些时间裸露在外，这将大大增加土壤侵蚀的风险。这是因为，不论是风还是雨，其对裸露地表的侵蚀速度，都将是自然侵蚀速度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犁耕农业将土壤剥离地面的速度如此缓慢，因此极少有人会费心将土壤——更不要提水土保持——视为“当务之急”。

土壤的形成有赖于生物的参与，而土壤又哺育更多的生命——这概括了过去五亿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植物的进化和生命的兴盛促进了土壤的形成；反之，土壤也孕育了更多、更巨大的植株，这些植株作为食物，又进一步促成更为复杂的动物群落的出现。现代农业出现之前，生物与土壤就一直维持着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在现代农业打破了这种“土壤——生物”关系之后，文明还能维持多久呢？从地质时间维度来看，损害土壤的农业文明纵使发展，也是极为短暂的——没有一种自毁根基的文明能够长久维系。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因土壤退化导致农民弃耕的土地面积，已达到当时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据预测，全球人口在本世纪后半叶将再增加七十亿；毫无疑问，这部分面积大于印度的可耕种土地的损失，对保障全球粮食需求有弊无利。据估算，当今每年全球土壤退化量超过土壤生成量约两百三十亿吨，这相当于每年全球耕地损失1%的存量。以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世界范围的表土层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将消耗殆尽——这种情况就好比一个永远不存款却持续消费的银行账户。

可以确定的是，由土壤的消耗和退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将会在土壤资源完全消耗之前显露出来；这就好像石油价格在供给紧缩后的上涨，在原油消耗完之前，就已经扰动了建立在石油能源基础上的社会。核心问题是，我们何时才会面对土壤不足以满足人口需求的那一天？在那天到来之前，聪明的做法或许是，进行农业改革以预防危机的发生，并为全球文明的发展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基础。

事实上，将“石油峰值”与“土壤峰值”并置而论似乎不大恰当：从全球范围来看，在人类发明犁具时，我们已经处在了“土壤峰值”。尽管如此，我们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在净耗自然资源。如今，另一个转折点又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维系粮食供给的最重要资源的消耗，已经成为全球各地的普遍问题。在这个全球社会相互关联的时代，认为区域食物供给问题与世界安全无关的想法无疑是幼稚的。

有一个观点，是从我的上一本书，即描述人与三文鱼关系历史的《鱼王》，延续至本书中的，这便是：紧急事件发生影响的速度越慢，我们试图予以解决的动力越少。在土壤和三文鱼的两个案例中，“退化”过程缓慢而长久，因而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人们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然而，当今全球的土壤和三文鱼困境，也说明了我们过于重视短期投入和回报所带来的后果。长久以来，我们始终未能积极应对导致三文鱼大量减少和土壤严重退化的根本原因。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它也与全球气候变化这类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问题密切相关：逆自然之道而行，可能在短期内有所回报，但从长远来看，则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如何重新思考传统农业中的智慧，进而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呢？我们或许可以从改变对土壤的看法开始：土壤不只是用来种植植物的培养基质，它也是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动植物所赖以生存和繁荣的生态系统。具体需要怎样做？一方面，在农业活动中应将土壤视为生态系统，而不是迫使土壤适应人类的技术；另一方面，应正视“化肥和杀虫剂的应用使肥沃的土壤变得贫瘠”这一事实。人类对杀虫剂、除草剂和化肥的过度依赖，毒化了我们的食物网络的基础，这并非使文明存续的长久之计。寻找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

应当如何开始重建与修复农业土壤呢？从公众投资来看，应当支持那些努力配合而非对抗土壤生态系统的研究。新的农业实践可以包括如下方面：减少对那些造成土壤侵蚀的常规农业的补贴；增加对发展多年生作物以及低投入免耕农业的支持；推广既能固碳又可提高土壤肥力的、增加土壤有机物质含量的实践；采取能够增加小型有机农场可行性的政策，等等。我并非宣扬农业耕作方式应回到前工业时代模式；我们也不需要在可持续农业和满足人口需求之间二选一。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所谓的“替代性农业实践”的产量，并不逊色于常规农业。不论我们怎样解读，重建土壤肥力都会逐渐成为后石油时代（特别是后低价化肥时代）可持续农业生产的重要方面。

无声的土壤危机，是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如果你像我一样，曾有机会向政策制定者讲起，土壤侵蚀和肥力衰退将会威胁人类未来，你或许也不得不听对方讲一通“可能在几十年后影响未来的危机，对今日的政治形势无关紧要”的观点。但是，覆盖地球表面的那层薄薄的土壤，那层由风化的岩石、死去的动植物、真菌和微生物组成的物质，始终并将永远扮演哺育地球万物生命的“母亲”的角色。土壤，也是所有国家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土壤是否属于“再生资源”，取决于它如何被人类利用。

“人类”在拉丁文中叫“homo sapiens”，意为“智者”。若能停止轻视我们的土壤资源的话，人类仍然有机会，让自己配得上“智者”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