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多么动听而又熟悉的名字，然而它的译音并不准确，准确的译音应该是内鲁达（Neruda）；但诗人自己很喜欢这个“聂”字，因为他说自己有三只耳朵，其中一只专门用来倾听大海。诗人的确有着大海一样的胸怀，大海一样的情感，大海一样的气魄。至于他为什么叫聂鲁达，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是为了瞒过父亲，因为后者不愿意自己的儿子成为诗人，于是他便从一本杂志上找到这个捷克人的名字，那时他十四岁。
聂鲁达原名叫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出生在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此地盛产葡萄酒，他的祖辈即以种植葡萄和酿酒为生。1906年他家迁居智利南部的特木科镇；父亲是一名铺路司机，母亲在他刚刚满月时就去世了，幸好他有一位慈祥的继母。
聂鲁达在特木科读中学时便开始写作。1917年7月他在特木科《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热情与恒心》的文章，署名内夫塔利·雷耶斯，这是诗人第一次发表作品。从此以后，他不断使用不同的笔名在家乡和首都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习作。1919年玛乌莱省举办诗歌比赛，他的诗《理想夜曲》获三等奖。从1920年起，他正式使用巴勃罗·聂鲁达作为自己的笔名。1921年3月，聂鲁达离开家乡到圣地亚哥教育学院学习法语。不久，他的诗《节日之歌》在智利学生联合会举办的文学竞赛中获一等奖。192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晚霞》，第二年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问世，引起智利文学界的瞩目，奠定了他在智利诗坛的地位。紧接着他又发表了诗集《奇男子的尝试》、《戒指》（1926）和小说《居民及其希望》（1926）。
聂鲁达于1927年步入外交界，先后任智利驻仰光（1927）、科伦坡（1928）、雅加达（1930）、新加坡（1931）、布宜诺斯艾利斯（1933）、巴塞罗那（1934）、马德里（1935—1936）和墨西哥城（1940—1942）的领事或总领事。这期间的主要诗作是《大地上的居所》。
1936年6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坚定地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智利政府要他离职。诗人怀着极大的愤怒与痛苦回到了自己的祖国。1937年他发表了不朽的诗篇《西班牙在心中》。然后他又奔走于巴黎和拉美之间，呼吁各国人民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1939年3月他被智利政府任命为驻巴黎专门负责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他竭尽全力营救集中营里的共和国战士，使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来到拉丁美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诗风。他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诗歌创作上。1940年8月他到墨西哥城任总领事，并访问了美国、危地马拉、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等许多国家，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在此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英勇的苏联人民正在与法西斯浴血奋战。聂鲁达到处演说，呼吁人们援助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1943年11月，聂鲁达回到圣地亚哥。他在黑岛买下了一处别墅，在那里着手创作《漫歌》。
1945年在聂鲁达的一生中是难忘的一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获得了智利国家文学奖，并于同年加入了智利共产党。这时候，聂鲁达既感到兴奋和骄傲，又感到忧虑与失望。在巨大的硝石和铜矿区，成千上万没有进过学校、没有鞋子穿的劳苦大众投他的票，然而与此同时，那些衣着华丽的达官贵人却在灯红酒绿中消磨醉生梦死的时光。他经常在荒凉地区最穷苦人家的茅屋里过夜，给他们朗诵自己的诗作，听他们诉说苦难和希望。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在他当时的诗歌创作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1946年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投入监狱。聂鲁达不得不中止《漫歌》的创作。他的住宅被放火焚烧，他本人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被迫转入地下，辗转在人民中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长诗《1948年纪事》，并最终完成了《漫歌》。
1949年2月他离开了智利，经阿根廷去苏联，并到巴黎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他到过欧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积极参加保卫和平运动。1950年他获得列宁国际和平奖金。1951至1952年，他暂居意大利，在此期间曾来中国访问。1952年8月智利政府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人民以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欢迎他的归来。回国后，他过了几年比较安定的生活，除参加国际文化活动之外，专心从事创作，完成了《元素的颂歌》（1954）、《元素的新颂歌》（1956）和《颂歌第三集》（1957）。1957年他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同年再次来华访问。此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剧变使聂鲁达陷入困惑和苦闷，但是对于一个“历尽沧桑”的诗人，希望之光是不会泯灭的。1969年9月，他接受了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在回忆录中说：“每个地方都要求我去。成百成千的普通人，男男女女都紧紧地拥抱我、吻我并哭泣，他们把我感动了。圣地亚哥郊外贫民区的人、科金波的矿工、来自沙漠的铜矿工人、怀抱婴儿等候多时的农村妇女，从比奥比奥河流域到麦哲伦海峡对岸那些受到冷漠的穷人，在滂沱大雨中，在大街小巷的泥泞里，在冷得使人发抖的南风中，我向他们讲话或朗诵我的诗。”这次竞选只是促成人民联盟各党派合作的战略。当人民联盟推举阿连德为共同候选人之后，聂鲁达立即退出竞选，支持阿连德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在此期间，聂鲁达的诗作有《出海与返航》（1959）、《爱情十四行诗100首》（1959）、《智利的岩石》（1961）、《典礼的歌》（1961）、《全权》（1962）、《黑岛纪事》（1964）、《鸟的艺术》（1966）、《沙滩上的房屋》（1966）、《船歌》（1967）、《白天的手》（1968）、《世界末日》（1969）、《还有》（1969）、《烧红的剑》（1970）、《天石》（1970）、《海啸》（1970）、《无用地理学》（1972）、《孤独的玫瑰》（1972）以及政治诗《处死尼克松和赞美智利革命》（1973）等。
1971年4月他被阿连德政府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同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同年9月23日，聂鲁达与世长辞。
在聂鲁达逝世以后，人们又出版了他的诗集《冬天的花园》、《2000年》、《黄色的心》、《疑问之书》、《挽歌》、《海与钟》、《挑眼集》以及回忆录《我坦言曾历尽沧桑》、散文集《我命该出世》等。1980年，西班牙巴塞罗那还出版了他少年时代的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
聂鲁达是一位多产的诗人，生前发表的诗集有数十部之多。他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但都是他心灵的歌。就意境而言，无论是清晰的还是朦胧的，都是他心境的写照；就文字而言，无论是优美的还是粗犷的，都是他心声的反响；就风格而言，无论是婉约的还是豪放的，都是他心情的抒发。在他身上，诗如其人，名副其实。
聂鲁达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低下的社会地位，贫困的童年生活，幼年丧母和父亲外出，造就了诗人沉默、内敛、善于思考的性格以及对大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与向往。聂鲁达与巴列霍一样，他们都是外省人。但是后者出生在一个保留着传统和宗教道德观念的家庭里，而聂鲁达的童年却是在智利南部边境地区的开拓者中间度过的，这些劳动群众大多不信教。因此，巴列霍的诗歌反抗传统，肢解语言，力图打破童年时期所接受的古老神话，而聂鲁达的诗歌则是大自然力量的直接表现：“那里的大自然使我如醉如痴，十来岁时，我已经是个诗人了。我不写诗，但是小鸟、甲虫和石鸡卵吸引着我。”
聂鲁达十六岁时来到圣地亚哥。在寄宿公寓和咖啡馆里度过的孤苦岁月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创伤，这或许是他成为诗人的另一个原因吧。
聂鲁达的第一部诗集《晚霞》作于1920至1923年，这是模仿性的作品。聂鲁达的成名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出版于1924年，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在创作这些诗篇的时候，他刚刚从外省来到首都。爱情抚慰了他孤独的心灵，焕发了他磅礴的诗兴。爱情和大自然是聂鲁达早期诗歌的创作源泉。正如诗人1957年访华时，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会上所说：“……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不写男女间的恋爱，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世间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一个诗人不写祖国的大地、天空和海洋，那他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揭示事物和人的本质、天性。”毫无疑问，爱情和大自然是贯穿这部诗集的两个主题。这些作品自然、流畅、节奏鲜明，将朴实无华的语言与鲜明生动的形象融为一体，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成为世界诗坛发行量最多的诗集之一。后来许多青年诗人都以他为楷模，遗憾的是“画虎类犬”者居多。
人们不禁会问，这些情诗究竟是写给谁的呢？女主人公是谁呢？智利共产党领导人鲍罗迪亚·泰特波姆（Volodia Teiteboim）在其为诗人写的传记《聂鲁达》中，对此有颇为详细的介绍。这些情诗大多是献给两位少女的。诗人分别称她们为玛丽索尔（即“大海阳光”）和玛丽松布拉（即“大海阴影”）。玛丽索尔是一位名叫黛蕾莎·莱昂的姑娘。她深邃的眼睛像广阔的星夜，又像诗人家乡湿润的天空。1920年春天，黛蕾莎当选特木科的“春光皇后”，十六岁的诗人写诗向她祝贺，并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从此，两人之间产生了一段纯真而又动人的恋情。二十首情诗中的第3、4、7、8、11、12、14、17以及那支《绝望的歌》都是写给这位纯真、开朗、快乐的少女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这不仅因为从特木科到圣地亚哥，需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主要还是因为双方的家庭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姑娘的父母对聂鲁达不屑一顾，而黛蕾莎又没有背叛家庭的勇气和决心。这是诗人铭心刻骨的初恋，也是他人生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对于黛蕾莎来说，聂鲁达可能是她深爱过的唯一男人。她始终珍藏着聂鲁达给她的情书和照片。她一遍遍地摩挲着那些泛黄的信纸，阅读那些柔情蜜意的文字，凝视那张年轻英俊的面孔。在与聂鲁达分手后的二十几年中，当年的“春光皇后”，尽管有众多的追求者，却一直孤独地度过悠悠岁月。直到四十五岁的时候，她才嫁给了一位比她小二十岁的打字机技师。1972年，美丽的黛蕾莎在圣地亚哥的侄女家去世。但是爱情并未随之葬入坟墓。正如聂鲁达在《黑岛纪事》中献给黛蕾莎的诗中所说，那往日的爱情，或许在小鸟的坟墓、黑石英、雨水打湿的木头中对抗时间的流逝，化作永恒。
玛丽松布拉名叫阿尔贝蒂娜·罗莎·阿索卡尔。她和聂鲁达一样，也是智利南方人，有明显的印第安人血统。她是首都的女大学生，戴着灰色贝雷帽，有着最温柔的眼睛。和黛蕾莎相比，她不仅内向，而且有几分骄傲和矜持。据阿尔贝蒂娜回忆，聂鲁达比她小一岁。每年九月和十二月的假期，他们经常一起坐火车回家：在达圣·罗森多下车后，聂鲁达回特木科，而阿尔贝蒂娜则去了康塞普西翁。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多之后，离阿尔贝蒂娜家很近的康塞普西翁大学也开设了法语课，所以她只好听从父亲的安排转到那里继续学习。圣地亚哥和康塞普西翁相距五百公里，年轻的恋人又要忍受离别之苦。聂鲁达别无他法，只好用一封封炽热的情书排解自己的苦闷和孤独。从1921年开始到1932年止，阿尔贝蒂娜一共收到聂鲁达115封信（一说为111封）。这些用五颜六色的信纸和墨水写就的情书记录了聂鲁达对阿尔贝蒂娜深切的思念。但后者似乎并没有那么投入。除了偶尔一些充满感情的信之外，她经常迟迟不予回复，即便回复，也是草草了事。对此，聂鲁达起初是感到万般痛苦，后来觉得自尊心受到巨大创伤。1927年，诗人漂洋过海，来到缅甸的首都仰光任领事。他举目无亲，甚至连一个讲西班牙语的人都碰不到。这是他一生最孤独无助、与世隔绝的时候。他一到仰光就把阿尔贝蒂娜的大照片摆在房间的桌子上。在凝视她的时候思念她，在思念她的时候凝视她。他不断地从那冷清狭小的房间里给她写信，为她写诗。阿尔贝蒂娜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实验学校任教，后来被送往比利时留学。于是聂鲁达热情洋溢的情书又飞往了欧洲。在这些信里，除了表达思念之苦外，还急切地催促阿尔贝蒂娜来仰光和他结婚。聂鲁达对待此事非常严肃，他认真地告诉阿尔贝蒂娜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切……还细致入微地向她解释该怎样乘船。他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但是阿尔贝蒂娜始终没有回信。
聂鲁达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持续了至少十一年，那是贫穷大学生式的爱情。在这份感情中，他似乎总是不满足，总是感到失落、痛苦甚至绝望。正是这些复杂的情感体验激发了诗人表达的欲望，才会有那些流传至今的震撼心灵的诗篇。聂鲁达自己在五十岁生日的时候说，二十首情诗中的第1、2、5、7、11、13、14、15、17、18这十首是写给玛丽松布拉的。其实，聂鲁达有时会把“阳光”和“阴影”混淆，有时他会说灰色贝雷帽是玛丽索尔，有时又说那是玛丽松布拉。但是，那首流传最广的《你沉默时令我欢欣》无疑是写给玛丽松布拉的。
其实，这些诗是写给谁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在用真心写自己的真情、真爱，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对于爱与美的渴望与追求。《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是少男少女的初恋之歌。青春萌动，天真无邪，激情澎拜。初恋是美好的，但往往以遗憾告终。“二十首情诗”最终化作了“一支绝望的歌”。
1925年他发表了《奇男子的尝试》。这部诗集显然受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虽然不失“二十首情诗”的风韵，但实验的色彩更浓，结构也不再那么严谨。
由于经济拮据，聂鲁达于1926年辍学。鉴于拉美国家有任命诗人和作家为外交官的传统，他便去外交部谋职。作为一个毫无社会背景的年轻诗人，当然不可能去什么富贵繁华之地，他被派到仰光做领事，之后又去了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上任途中，他顺访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里斯本、马德里、巴黎、马赛，后来又访问了印度、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当时他的薪水微薄，看到的是剥削与贫困，接触的是殖民政府的官僚和商贾，这是聂鲁达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东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我在这时期所写的诗，只能反映一个被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来人的寂寞。”“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在西方，这正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拉美的极端主义和创造主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诗人虽然也接受了它们的某些影响，但却难解困惑；在东方，则是神奇与腐朽同在，智慧和愚昧并存，诗人虽然也不乏友谊和情爱，但却充满孤独。《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1933）就是他在缅甸、锡兰、印尼任外交官期间写成的。对聂鲁达来说，无论从人生道路还是从创作风格上看，这都是一个观察和思考、探索与寻觅的时期。这时期的许多诗作缺乏逻辑，句式混乱，意象诡异，类比新奇，其原因概出于此。
《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1931—1935）的基调仍是比较灰暗的，但作品的色彩已较前鲜明。他是1935年2月3日到马德里任领事的。他很快就结识了加西亚·洛尔卡等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创办了《绿马诗刊》，主张诗歌“要有生活气息”，“要横扫纯粹诗歌贫乏的抽象”。
西班牙内战的爆发（1936年6月）打破了诗人平静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他的诗风。聂鲁达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当第一批子弹射穿西班牙的六弦琴，喷出来的不是音符而是鲜血时，我的诗歌便像幽灵一般在人类受苦受难的街心停步，并开始沿着一股根与血的激流升腾。从那时起，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顿时感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我愿自己卑微的诗歌化作剑和手帕，为人民揩干净沉重苦难的汗水，向他们提供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
这时期创作的《西班牙在心中》以充满生命力的全新面貌出现。诗句朴实无华，充分表现了诗人爱憎分明的激情。1939年他在自己的诗作《愤怒与痛苦》的前面写道：“这首诗是1934年写的，从那时起又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这首诗是在西班牙写的，如今那里已是一片废墟。唉！要是用一点诗和爱就能把世上的愤怒平息，该多好啊，然而这却只有靠斗争和决心才能办到。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落在这些诗句上的血滴将永远留在上面，像爱情一样不可磨灭。”
《西班牙在心中》是由23首诗组成的。根据英国历史学者汤马斯在《西班牙内战史料》中记载，《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的写作时间应在1936年11月8日，即第十一团的三个营抵达马德里的日子。当时马德里已进入巷战，两天之后，该团有三分之一阵亡。《哈拉马河之战》写的是1937年春天的一场历时20余天的著名战役。佛朗哥的军队于2月6日突袭哈拉马河谷，意在截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之间的公路。共和国军守卫在哈拉马河东岸，火线长达16公里，国际纵队的四个团协助他们。在整个战役中，共和国军队死伤过万，在志愿军中，以第十五团的“英国营”和美国“林肯营”损失最重，阵亡者在半数以上。志愿军中有不少诗人，有些壮烈牺牲，有些幸存生还，他们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作品，后来编成集子出版，聂鲁达的《西班牙在心中》就是其中的杰作。它热情讴歌了国际纵队战士舍生取义的高贵品格：
弟兄们，从现在起
让男女老幼，尽人皆知
你们庄严的历史，你们的纯真，你们的坚毅，
下至硫黄气体腐蚀的矿井，
上至奴隶非人的阶梯，
让它传到所有绝望人们的心底。
诗人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他不再感到孤独和失望了。随着思想感情的变化，聂鲁达的视野更开阔了。他开始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外部世界，开始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认识到，作为一个诗人，只有接触人民，了解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有信心，有力量，才不会有那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空虚与痛苦。从1940年底到1943年，在担任智利驻墨西哥总领事期间，他陆续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玻利瓦尔的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歌颂红军到达普鲁士门口》等诗篇。这些作品连同《西班牙在心中》《集合在新的旗帜下》《愤怒与痛苦》等都收在诗集《第三居所》（1935—1945）里。
魏地拉的叛变，反动政府的通缉，对聂鲁达来说，是坏事又是好事。依靠人民群众的保护，虽然终日东躲西藏，经常搬家，但却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动荡不安的生活中，最终完成了他一生最辉煌的诗作《漫歌》。这是一部庞大的诗集。诗人在这部作品中倾注了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这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巅峰，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才华。
《漫歌》是聂鲁达的代表作，是他创作生涯的里程碑，是他献给整个拉丁美洲，当然首先是献给智利的史诗。在这部宏伟的诗集中，这位代表着大自然的声音、来自智利南方林区的青年，在经受了城市生活的磨砺和政治斗争的洗礼之后，成了人类的代言人。
《漫歌》分为15章，共有248篇诗作。从美洲对人的召唤——第一章《大地上的灯》，一直写到作者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即最后一章《我自己》。其中包括对“征服者”的描述，对“解放者”的礼赞，对压迫者、剥削者、掠夺者、独裁者的谴责，对鞋匠、水手、渔夫、矿工、农民和民间诗人等穷苦大众的歌颂，以及诗人的生平、愿望和理想。尤其是第二章《马丘比丘的高度》和第九章《伐木者醒来》更是脍炙人口的长篇佳作，是全书的精华。
“马丘比丘”在印第安土语中是“古老的金字塔形山丘”的意思。在这首近500行的诗中，作者不仅回顾了历史的足迹，讴歌了美洲的风光，赞美了人民的品德，同时也表现了他本人从一个空虚的个人主义者发展成为被压迫人民代言人的过程。全诗分为12节，描写了坠入深渊的“我”又登上了马丘比丘。这是一次“寻根”之旅，表明了诗人对这座古城无名建筑者们的崇敬之情。
于是我攀登大地的阶梯，
在茫茫林海残暴的荆棘中间，
来到你——马丘比丘面前。
《漫歌》的第九章《伐木者醒来》也是一首内容广泛、感情真挚、气势磅礴的长诗。诗中写道：
我不过是一位诗人：我爱你们所有的人，
我在自己热爱的世界上游荡：
在我的祖国，矿工被关进牢中，
士兵向法官发号施令。
但是我热爱自己寒冷的小国
直至它的每一条根。
即使要死一千次，
我愿一千次在那里死；
即使要生一千回，
我愿一千回在那里生……
《漫歌》所展示的历史画卷是绚丽多姿、雄浑悲壮的。在《漫歌》中，诗人继承并发扬了安德雷斯·贝略、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的诗歌传统，同时又没有摈弃自己作为先锋派诗人的艺术风格。在这部诗集中，宏观和微观世界都遵循着同一个进化和发展规律：暴政和阶级压迫毁灭了人和大地，阻碍真正的繁荣。在谈到《马丘比丘的高度》一诗的创作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秘鲁停下来并登上了马丘比丘遗址。因为当时没有公路，我们是骑马上去的。我从高处看到石砌的古老建筑嵌在青翠的安第斯山高耸的群峰之间。激流从风雨侵蚀了千百年的城堡奔腾而下。维尔卡玛约河上的白色云雾袅袅升起。站在那岩石的脐心，我觉得自己何等渺小，那是一个傲然耸立、荒无人烟的脐心，我不知为什么感到自己属于它。我觉得在某个遥远的时刻，我的手似乎曾在这里掘过沟堑，磨过岩石。我觉得自己属于智利，属于秘鲁，属于美洲。在这崎岖的高地，在这辉煌的、分散的废墟，我找到了继续创作诗歌的信念。《马丘比丘的高度》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在《漫歌》中，这首史诗中的史诗是最引人瞩目的一章。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将聂鲁达诗歌的两种倾向、两种风格融为一炉。它既不同于《西班牙在心中》的明朗，也不同于《大地上的居所》的晦涩。它的结构严谨，文字凝练，意境清新，视野开阔。这是对泥土与岩石的赞歌；这是对自然和人生的思考。这是一次寻根的旅行。诗人对于现代人单纯追求物质文明的悲悯，对于轰轰烈烈的战斗和牺牲的向往，都通过丰富的想象和隐喻表露出来。这不是梦，不是呓语，也不是单纯的怀古。它的确不易读；但也的确具有鲜明的主题。读者只要把想象的触须伸长，就不难捕捉诗人发出的扑朔迷离的信息。
与聂鲁达的其他作品相比，“纪实性”和“散文化”是《漫歌》的突出特点。诚然，并非《漫歌》中每首诗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比如有些斥责独裁者的诗篇就因过于简单和直白而缺乏艺术美感。对《漫歌》这样一部“通史”般的巨著，读者不能要求它尽善尽美，更何况个人的审美情趣和欣赏角度又千差万别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实作者对此早有预见，他说：“我并非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一本像《漫歌》这样的巨著，总会是有人喜欢这一部分，有人喜欢那一部分。许多人一点也不喜欢。当它成为一个广阔的风景画卷时，我的宏愿是获得了成功的。”
在《漫歌》之后，聂鲁达写了《葡萄和风》，这是他在访问欧洲和苏联、中国以后创作的，是他参加一系列保卫世界和平的政治活动的记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流亡期间，他于1952年在那不勒斯匿名发表了情诗《船长的诗》。《船长的诗》是聂鲁达写给玛蒂尔德·乌鲁蒂亚（1912—1985）的，发表于1952年。这部诗集为何匿名发表呢？这要从诗人的婚姻状况说起。
聂鲁达第一次结婚在1930年，时任驻爪哇领事，妻子是一位有马来血统的荷兰女子，名叫玛丽亚·安东涅塔·哈格纳尔（1900—1965），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略去不表。1934年，他在西班牙认识了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画家黛丽娅·德·卡里尔（1885—1989）。黛丽娅是一位成熟、干练、热情、有魅力的女性，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两人相互吸引，但对于聂鲁达，黛丽娅不仅是情人，更像他的“导师和母亲”。在和聂鲁达相处的十八年中，黛丽娅一直像大树一样挺立在他身旁，像母亲一样为他遮风挡雨，陪伴他从苦吟诗人到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聂鲁达和黛丽娅并未正式结婚，只是于1943年在墨西哥举行了一场不被法律认可的婚礼。1946年在智利总统大选期间的一次露天音乐会上，聂鲁达结识了歌唱演员玛蒂尔德。三年后，两人又辗转在墨西哥相遇。当时聂鲁达正在生病，玛蒂尔德体贴入微，两人坠入爱河。但他们都不愿伤害黛丽娅的感情和自尊，始终秘密地保持情人关系。这期间，诗人的心情是复杂的。首先是内疚，黛丽娅在他心中坚定、果敢、独立、倔强的印象依然鲜明如初，他对黛丽娅有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但同时，他对玛蒂尔德的真爱也无法放弃，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时间来冲淡怨怼，原谅过失，抹平伤痕。
1952年的意大利之旅，让两人在卡普里岛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电影《邮差》表现的正是诗人的这一段经历。在此期间，聂鲁达几乎每天给玛蒂尔德写诗，后由朋友汇集成册，在那不勒斯匿名出版了50册，题为《船长的诗》。1953年，在阿根廷又多次再版，成为畅销诗集。直至1963年，聂鲁达才承认自己是该诗集的作者。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于1992年出版了报刊绘图版《船长的诗》，编者是这样评价这部诗集的：“《船长的诗》是抒情诗的新发展，它包含了围绕在人们身边并激励人们的主旋律：如诗中有大海和沃土的大自然，祖国和它的堡垒，还有充满爱意的凝视。全书由七个部分组成：‘爱情’、‘渴望’、‘狂怒’、‘生命’、‘颂歌与萌芽’、‘贺婚诗’和‘途中信札’。在这部出色的作品中，聂鲁达颂扬了爱情及其生命力。对文字的娴熟运用和对抒情的把握，无疑使聂鲁达成了拉丁美洲文学领域中最重要也是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
在这个时期，除了政治诗和爱情诗外，他还创作了一种更富于哲理性的诗歌。这就是《元素的颂歌》、《元素的新颂歌》和《颂歌第三集》。这些作品歌颂了普通的劳动者和平凡的事物。聂鲁达在创作这些颂歌的时候，似乎在尝试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去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物，探索其中蕴藏的美与善的因素。这些颂歌与《西班牙在心中》那种一气呵成的节奏迥然不同，它的语言简洁、活泼，节奏缓慢，一步一顿，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甚至一个字：
在高耸、
陡峭的山脉，
凿石，
钉木板，
缝衣，
砍柴，
捣碎土块……
这些诗歌的朴实、欢快与《大地上的居所》的朦胧、生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58年，《狂歌集》出版，诗人的想象力得到更加自由的发挥。《美人鱼和醉鬼们的寓言》是其中最好的诗。美人鱼超出了自己的自然本性，因而成了不理解她的人们仇恨和蔑视的对象。在奇特的比喻中，美人鱼不愿忍受酒巴里的污辱，选择了纯洁和死亡，从而可以看出诗人对自己身世的隐喻和对洁身自好的追求。
在《狂歌集》之后，聂鲁达倾向于重复前期作品的模式，对平凡事物、大海和爱情的歌颂是他作品中的三个焦点。《爱情十四行诗100首》《智利的岩石》是其中轮廓比较鲜明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诗人陷入了迷惘和彷徨，作品的内容比较复杂，格调也比较消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正如他在一首题为《为了所有人》的诗中所说：我理解很多人在想，/巴勃罗在做什么？我在这里。/如果你在这条街上找我/你会找到我和我的提琴/准备歌唱/也准备死亡。
聂鲁达的作品，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他写人民的题材是分不开的。尤其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他所描写的都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如西班牙内战，智利人民的斗争，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拉丁美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等。在将政治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注意将现实主义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它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它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相互融合的产物。在拉美和世界诗坛，长期以来，聂鲁达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比如，他与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歌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就有过激烈的争论。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政治和诗歌创作的理念不同。帕斯着眼于人类的自然性，聂鲁达着眼于人类的阶级性；帕斯要超越现实，聂鲁达则要贴近现实。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所进行的是认真的辩论，而且彼此都尊重对方，承认对方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争论了三十多年之后，又重归于好。他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当之无愧的，聂鲁达尤其作为“全世界最具反帝精神和最富有人民性的诗人”
而被铭记。
赵振江
初稿于2005年10月25日
修改于2023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