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元年(1034)三月,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职期满,接下来应该回东京待命,等候朝廷任命新的职务。
欧阳修昔日的顶头上司王曙,此时已经是枢密使。尽管当年欧阳修曾经当众顶撞过他,让他很没面子,但是,他还是很赏识欧阳修的才学和人品,通过他的推荐,欧阳修得到了召试学士院 的机会且顺利通过,进入学士院之后,才能进入馆阁 。馆阁是赵宋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也是高级治国之才的储备库。进入馆阁的条件极为严格,需要品德、才识等方面都非常优秀。正因为如此,许多年轻的进士,大多希望经过基层的短期历练后,能够进入馆阁。
当年六月,欧阳修被任命为馆阁校勘,负责整理、校核馆阁所藏的皇家图籍。欧阳修进入馆阁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与编修馆阁所藏大量图籍的目录,便于各级部门使用时能够方便地查找。表面上此类图籍整理的工作非常枯燥,实际上由于图籍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整理的过程中势必要仔细阅读一遍,所以对于宋以前王朝的治乱兴衰,会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一旦有机会担任中央或地方行政部门的长官后,势必有较高的治理能力。而对于欧阳修这样的喜欢学术的人,又是难得的学术研究、著述的好机会。《五代史》一书的编纂就是此时开始筹划的。
欧阳修担任馆阁校勘期间,家里又迭遭不幸。景祐二年(1035)七月,妹夫张龟正去世于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欧阳修的妹妹带着张龟正与前妻生育的女儿前来东京,和欧阳修一家一起生活,无疑又加重了欧阳修的负担。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一封信中写道:“衣食都很艰难,想喝酒,又缺钱,苦闷极了。” 九月,续弦杨氏又因病去世。二十九岁的欧阳修一下子好像老了十岁,身子又瘦又虚。
欧阳修没有被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所压倒,更没有埋首于故纸堆中以转移内心的痛苦,而是密切关注朝廷的政治,不平则鸣。
景祐二年(1035,)欧阳修首先就石介被罢黜一事,上书御史中丞杜衍,为石介讨说法。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省泰安市)人,和欧阳修为同年进士,乐善疾恶,喜欢声名,遇事奋然敢为,也是当时知名的研究、传播儒学的学者,虽然年方三十岁,可在朝野的名声却是远近皆知。
景祐二年(1035)冬天,经过御史中丞杜衍的举荐,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但是,很快又宣布任命废止。其原因表面上是,还未到御史台上任的石介就上书枢密使王曾,公开反对仁宗刚刚颁布的赦免五代十国当政者的后裔之罪,且要启用他们中的部分人做官。而其中的一些政权,赵宋建国后官方一直称其为伪政权,如朱温建立的梁朝就称伪梁,启用这些伪政权的后裔无异于自打耳光。实际上的原因是因为上一年八月,石介上书枢密使王曾,根据社会上的一些传言,斥责仁宗无端废除郭皇后,宠幸尚美人,且在后宫饮酒无节,沉湎于女色,弄得身体也大为受损。石介请求枢密使王曾赶快劝解仁宗幡然悔悟,回归正道。
郭皇后是刘太后一手安排给仁宗的皇后,但却不是仁宗中意的女人。郭皇后自以为有刘太后撑腰,处处骄纵专横。郭皇后入宫九年,一直没有为仁宗生个儿子。刘太后去世后,仁宗亲政,与宰相吕夷简等商议,准备以皇后没有生育儿子为由,废掉皇后。而仁宗专宠的妃子尚美人,自恃有仁宗撑腰,也不把皇后放在眼里,一次,尚美人和皇后当着仁宗的面骂架,这于双方而言,都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对尚美人而言,就是犯上作乱。郭皇后气急败坏,伸手欲打尚美人。仁宗慌忙上去拦架,郭皇后一不留心,一掌打中仁宗的脖颈,由于用力太猛,仁宗的脖颈上留下一道印痕。这样,仁宗便有了废掉郭皇后的理由。于是,郭皇后被废,尚美人也被处罚,后另立曹氏为皇后。
任命石介做主簿这样的低级官吏自然不需要皇帝批准,但是由于石介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很快有人将此事禀告仁宗,仁宗于是要求御史台终止此任命。
欧阳修与石介为同年进士,对石介也较为了解。他评价石介“刚果有气节,力学,喜辩是非,真好义之士” 。所以欧阳修不但认为石介没有错误,反而认为石介未到御史台上任就敢放胆直言,恰恰说明他是御史台最合适的主簿人选。
从欧阳修的上书看来,他委实不理解石介一事中的内幕,也错责了杜衍。但欧阳修的这种行为,说明了他对御史台的厚望,也反映出欧阳修见义勇为的优秀品质。介入石介一事,仅仅是欧阳修卷入赵宋政治旋涡的序曲,更大的旋涡接踵而至。
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向仁宗献上《百官图》,直指当时官场裙带关系盛行导致的恶劣政治生态,矛头对准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是仁宗的宠臣。他听信吕夷简的谗言,并结合自己的判断,坚信范仲淹有朋党之嫌,结党是赵宋祖宗之法所坚决禁止的行为,于是将范仲淹贬官饶州(治今江西省鄱阳县),同时被贬的还有余靖、尹洙等人。时为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不为所惧,毅然写下了名闻天下的《与高司谏书》。
高司谏即高若讷,时为右司谏,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欧阳修与他相识已经十四年,一度以为他是个真正的君子,可是,在这次朝廷新旧势力较量的关键时刻,却发现了他十足的伪君子的本色。作为谏官,在大是大非面前,高若讷没有尽谏官犯颜直谏的职责,而是附会宰相吕夷简,歪曲事实,抨击范仲淹。欧阳修在该文中写道:“你家有老母,爱惜官位,不敢冒得罪吕夷简后而被贬官、丢掉优厚俸禄的风险,这是庸人之常情,正人直士眼中,你只不过落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的差名。但是,到处贬毁范仲淹,了然自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则是典型的小人嘴脸。”欧阳修又在文末直截了当地写道:“你可以拿着我的这封信到朝廷,让朝廷也以朋党的罪名罢免我的官职。”
欧阳修的这封信,大义凛然之气跃然纸上。高若讷果然将欧阳修的这封信上交仁宗,仁宗随即以妄议朝廷、责备谏官且有朋党之嫌的罪名,将欧阳修贬官为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令。
所幸欧阳修被贬官之后,仁宗皇帝送给他一句颇有人情味的话,“往字吾民,而无重前悔”,意即好好做官,不要把所犯的错误太放在心上,以后还有上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