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编校古书
心忧天下

景祐元年（1034）三月，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职期满，接下来应该回东京待命，等候朝廷任命新的职务。

一、馆阁校勘时期的历练

欧阳修昔日的顶头上司王曙，此时已经是枢密使。尽管当年欧阳修曾经当众顶撞过他，让他很没面子，但是，他还是很赏识欧阳修的才学和人品，通过他的推荐，欧阳修得到了召试学士院 的机会且顺利通过，进入学士院之后，才能进入馆阁 。馆阁是赵宋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也是高级治国之才的储备库。进入馆阁的条件极为严格，需要品德、才识等方面都非常优秀。正因为如此，许多年轻的进士，大多希望经过基层的短期历练后，能够进入馆阁。

当年六月，欧阳修被任命为馆阁校勘，负责整理、校核馆阁所藏的皇家图籍。欧阳修进入馆阁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与编修馆阁所藏大量图籍的目录，便于各级部门使用时能够方便地查找。表面上此类图籍整理的工作非常枯燥，实际上由于图籍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整理的过程中势必要仔细阅读一遍，所以对于宋以前王朝的治乱兴衰，会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一旦有机会担任中央或地方行政部门的长官后，势必有较高的治理能力。而对于欧阳修这样的喜欢学术的人，又是难得的学术研究、著述的好机会。《五代史》一书的编纂就是此时开始筹划的。

欧阳修担任馆阁校勘期间，家里又迭遭不幸。景祐二年（1035）七月，妹夫张龟正去世于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欧阳修的妹妹带着张龟正与前妻生育的女儿前来东京，和欧阳修一家一起生活，无疑又加重了欧阳修的负担。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一封信中写道：“衣食都很艰难，想喝酒，又缺钱，苦闷极了。” 九月，续弦杨氏又因病去世。二十九岁的欧阳修一下子好像老了十岁，身子又瘦又虚。

二、卷入政治旋涡

欧阳修没有被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所压倒，更没有埋首于故纸堆中以转移内心的痛苦，而是密切关注朝廷的政治，不平则鸣。

（一）为石介鸣冤

景祐二年（1035，）欧阳修首先就石介被罢黜一事，上书御史中丞杜衍，为石介讨说法。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省泰安市）人，和欧阳修为同年进士，乐善疾恶，喜欢声名，遇事奋然敢为，也是当时知名的研究、传播儒学的学者，虽然年方三十岁，可在朝野的名声却是远近皆知。

景祐二年（1035）冬天，经过御史中丞杜衍的举荐，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但是，很快又宣布任命废止。其原因表面上是，还未到御史台上任的石介就上书枢密使王曾，公开反对仁宗刚刚颁布的赦免五代十国当政者的后裔之罪，且要启用他们中的部分人做官。而其中的一些政权，赵宋建国后官方一直称其为伪政权，如朱温建立的梁朝就称伪梁，启用这些伪政权的后裔无异于自打耳光。实际上的原因是因为上一年八月，石介上书枢密使王曾，根据社会上的一些传言，斥责仁宗无端废除郭皇后，宠幸尚美人，且在后宫饮酒无节，沉湎于女色，弄得身体也大为受损。石介请求枢密使王曾赶快劝解仁宗幡然悔悟，回归正道。

郭皇后是刘太后一手安排给仁宗的皇后，但却不是仁宗中意的女人。郭皇后自以为有刘太后撑腰，处处骄纵专横。郭皇后入宫九年，一直没有为仁宗生个儿子。刘太后去世后，仁宗亲政，与宰相吕夷简等商议，准备以皇后没有生育儿子为由，废掉皇后。而仁宗专宠的妃子尚美人，自恃有仁宗撑腰，也不把皇后放在眼里，一次，尚美人和皇后当着仁宗的面骂架，这于双方而言，都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对尚美人而言，就是犯上作乱。郭皇后气急败坏，伸手欲打尚美人。仁宗慌忙上去拦架，郭皇后一不留心，一掌打中仁宗的脖颈，由于用力太猛，仁宗的脖颈上留下一道印痕。这样，仁宗便有了废掉郭皇后的理由。于是，郭皇后被废，尚美人也被处罚，后另立曹氏为皇后。

任命石介做主簿这样的低级官吏自然不需要皇帝批准，但是由于石介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很快有人将此事禀告仁宗，仁宗于是要求御史台终止此任命。

欧阳修与石介为同年进士，对石介也较为了解。他评价石介“刚果有气节，力学，喜辩是非，真好义之士” 。所以欧阳修不但认为石介没有错误，反而认为石介未到御史台上任就敢放胆直言，恰恰说明他是御史台最合适的主簿人选。

从欧阳修的上书看来，他委实不理解石介一事中的内幕，也错责了杜衍。但欧阳修的这种行为，说明了他对御史台的厚望，也反映出欧阳修见义勇为的优秀品质。介入石介一事，仅仅是欧阳修卷入赵宋政治旋涡的序曲，更大的旋涡接踵而至。

（二）“范党”要员

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向仁宗献上《百官图》，直指当时官场裙带关系盛行导致的恶劣政治生态，矛头对准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是仁宗的宠臣。他听信吕夷简的谗言，并结合自己的判断，坚信范仲淹有朋党之嫌，结党是赵宋祖宗之法所坚决禁止的行为，于是将范仲淹贬官饶州（治今江西省鄱阳县），同时被贬的还有余靖、尹洙等人。时为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不为所惧，毅然写下了名闻天下的《与高司谏书》。

高司谏即高若讷，时为右司谏，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欧阳修与他相识已经十四年，一度以为他是个真正的君子，可是，在这次朝廷新旧势力较量的关键时刻，却发现了他十足的伪君子的本色。作为谏官，在大是大非面前，高若讷没有尽谏官犯颜直谏的职责，而是附会宰相吕夷简，歪曲事实，抨击范仲淹。欧阳修在该文中写道：“你家有老母，爱惜官位，不敢冒得罪吕夷简后而被贬官、丢掉优厚俸禄的风险，这是庸人之常情，正人直士眼中，你只不过落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的差名。但是，到处贬毁范仲淹，了然自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则是典型的小人嘴脸。”欧阳修又在文末直截了当地写道：“你可以拿着我的这封信到朝廷，让朝廷也以朋党的罪名罢免我的官职。”

欧阳修的这封信，大义凛然之气跃然纸上。高若讷果然将欧阳修的这封信上交仁宗，仁宗随即以妄议朝廷、责备谏官且有朋党之嫌的罪名，将欧阳修贬官为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令。

所幸欧阳修被贬官之后，仁宗皇帝送给他一句颇有人情味的话，“往字吾民，而无重前悔”，意即好好做官，不要把所犯的错误太放在心上，以后还有上升的机会。 RvJq7WtdqjTM36yly90R331iyUYjPv1CqBubux2/OcR+bdq2YWzMhQvtzUOaEtI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