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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九年（1031）三月下旬，欧阳修带着母亲到西京洛阳担任留守推官。欧阳修在洛阳一直待到景祐元年（1034）三月，基本上三年的时光。
工作稍微稳定之后，欧阳修去胥偃家迎娶新娘胥氏。胥偃将欧阳修和女儿的婚礼办得很排场、很热闹。一年多的时间，欧阳修就品尝了人生三大乐事中最重要的两大乐事。
欧阳修刚到西京时，留守是钱惟演。钱惟演，字希圣，吴越国
国王钱俶的儿子，博学能文，文辞清丽，于书无所不读，家中藏书为当时赵宋私人藏书第一家，此前担任过枢密副使。
钱惟演与杨亿、刘筠为西昆派（这个名称来自杨亿所编著的《西昆酬唱集》一书）诗人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北宋初期影响很大，作诗师法唐代诗人李商隐。西昆派诗歌的优点是追求艺术美感，纠正了浅陋平直的五代文风，缺点是缺乏创新精神和艺术个性。
为了使读者熟悉一下西昆派诗歌，特摘录一首钱惟演的代表性诗歌。
莲勺交衢接荻园，
来时十里一开筵。
歌翻南国桃根曲，
马过章台杏叶鞯。
别殿对回双绶贵，
后门归夜九枝然。
闲随翠幰欹乌帽，
紫陌三条入柳烟。
幕府的幕僚官中，钱惟演最为欣赏的是谢绛、尹沫、欧阳修。他甚至做了三套道服、三把筇杖，每次在府中的花园举办以文会友的酒会，钱惟演“寿巾紫褐”
，欧阳修三人则像道家弟子携着筇杖跟着他。
钱惟演当时用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理论治理西京，所以当时的西京民丰物阜，治安良好。欧阳修后来在晚年所写的《诗话》一书中，还记下了钱惟演所写的一些优美的诗句：“西洛故都，荒台废沼，遗迹依然，见于诗者多矣。唯钱文僖公一联最为警绝，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归空苑水潺潺。’”
此时的洛阳，聚集了一大批退休的高官和知名的文人学士，既是学术文化的中心，又是议政的中心。程民生教授曾经形象地比喻过北宋时期的洛阳与开封：“开封是当权派的首都，洛阳是在野派的首都。开封是宋朝的正堂，洛阳是宋朝的别墅。开封红尘滚滚，争权夺利；洛阳花气蒙蒙，修身养性，是学问家的天堂。开封是显赫的太阳，洛阳是淡雅的月亮。”
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认为，钱惟演主导的文学创作为主的活动，已经具有文学社团的性质。“在北宋的文学群体中，以天圣时钱惟演的洛阳幕府僚佐集团、嘉祐时欧阳修汴京礼部举子集团、元祐时苏轼汴京‘学士’集团的发展层次最高，已带有某种文学社团的性质，对整个北宋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点首先是系列性。三个群体代代相沿，成一系列，前一集团都为后一集团培养了盟主，后一集团的领袖都是前一集团的骨干成员。因而在群体的文学观念、旨趣、风格、习尚等方面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三个集团中，欧阳修是第一集团的重要成员，是第二集团的核心，是第三集团的精神导师。
近三年的西京时光，对青年欧阳修而言，是难得的学习、锻炼、交往的岁月，特别是积累人气的时期。
尽管欧阳修等常常宴游无节，钱惟演却待之甚厚。钱惟演离职后，继任者是王曙。王曙所喜欢的生活方式是粗茶淡饭、布衣蔬食，他认为钱惟演对欧阳修等人过于宽纵的做法，实足害了刚刚步入仕途的欧阳修等人。所以他到任之后，一度正色直言告诫欧阳修等人说：“诸君纵酒过度，独不知寇莱公晚年之祸邪！”岂料欧阳修听后，站起来说道：“以修闻之，莱公正坐老而不知止尔！”
王曙听后，默默不语，也没有发怒。王曙可是寇准的女婿呀！
明道元年（1032）的春天，在钱惟演的筹划下，旧府衙又扩建了一次，面貌焕然一新。欧阳修写了《河南府重修使院记》
一文，记述修筑的背景、经过及重要性，文章朴实无华。
接下来钱惟演又在府衙偏西的位置，为欧阳修修建了可供工作、看书、写作、会客的小屋。欧阳修为其起名“非非堂”，且写了《非非堂记》一文，反映出青年欧阳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小屋门朝北，门前种植了几丛竹子，南墙上开了窗户。小屋白天有温暖的阳光射进来，晚上则可以隔着窗户欣赏皎洁的明月。屋内只有一个可供看书、写字的几案，一张窄窄的小床，放了上百卷书的书架，在欧阳修看来，这就足够了，可以闭目养心，看看古书，思考思考国家及个人的问题。
在《非非堂记》一文中，欧阳修首先以权衡（古代的秤）和水作为比喻，强调“静”的重要，“权衡之平物，动则轻重差，其于静也，锱铢不失。水之鉴物，动则不能有睹，其于静也，毫发可辨”
。他认为，耳朵管听、眼睛管看，但是听到和看到的不一定都是本质的东西，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这就说明，如果人不为外界的动作所迷惑，则他的心就很平静，心静就能做到思路清晰，能够肯定对的，否定错的，他的行为也将是正确的。然而赞扬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使人觉得好像是讥笑人家。如果要在二者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话，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加以观察，不如说，“非非”更为重要，“非非”本质上是一种正。
欧阳修强调静下心来观察事物、判断是非，并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实则暗有所指。当时北宋朝廷发生了两件非常大的复杂事件，史官对其记载非常隐晦，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这两件事情尽管也传到了西京洛阳，但是其复杂的内幕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像欧阳修这样级别的官员，也只能凭借支离破碎的信息进行猜测与推断。
第一件大事是明道元年（1032）二月，仁宗的生母李氏生病，刘太后派亲信张怀德、医官杨可久等进宫医治，李氏的病非但没有治好，反而突然去世，时年四十六岁。李氏生了仁宗，依例应该晋升为皇后，但一生只是普通的嫔妃，直到临死前，才晋升为宸妃。次年三月，刘太后死后，燕王（八王）赵元俨才告诉仁宗李氏是他的生母且死于非命的事实，张怀德和杨可久很快被贬黜，这说明李氏的死因的确可疑。
李氏死后，刘太后准备草草出葬了事。宰相吕夷简告诉她说：“纸包不住火，李氏的所有事情迟早会被官家知道。一旦官家知道其丧事竟然这样处理，肯定会追究所有与此有关系的人的责任，包括太后您。”刘太后听后，才答应以一品礼仪的规格治丧，但是，出丧不由宫门出，而准备从宫墙上打开一个缺口出去，这自然是非常不合礼仪的做法。在吕夷简的一再坚持下，刘太后才同意由西华门出丧。最后吕夷简又背着刘太后，对主持丧礼的刘太后的亲信罗崇勋说道：“这事情官家迟早会知道，一旦追究起来，你将难逃其责，你看着办吧！”
迫于吕夷简的压力，李氏最后以皇后的礼仪规格入殓。
同年八月，内宫突发大火，很短的时间内就连烧八个宫殿。火刚开始燃烧的时候，小黄门
王守规最先发觉，于是从仁宗休息的寝殿到后院门，把锁砸开，带着仁宗逃到了延福宫。仁宗见到执政大臣们后说道：“要不是王守规，咱们君臣都不会相见了。”火灾发生以后，宰相吕夷简的态度，更让人感到火灾非常蹊跷。火灾扑灭后，百官早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求和官家见面。仁宗到拱宸门，百官于楼下朝拜，但是宰相吕夷简独独不拜，仁宗派人下楼询问原因。吕夷简说道：“宫廷夜里刚刚发生大火灾，臣请求看看官家的尊荣。”
仁宗于是让人揭去座位前的帘子，吕夷简看到真是仁宗后，才施跪拜礼。这说明吕夷简对火灾的原因、仁宗的生死存亡及城门上的皇帝是谁，都存有疑问，否则他不敢有如此大胆的不臣之举。
这场大火之后，朝廷大兴土木，修建新的宫殿，宰相吕夷简为工程总指挥，调动京东西路、淮南、江东、河北等路的大量工匠到京师，大量的木材也由各地运来，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洛阳一带的大山盛产竹子，被大量砍伐，由黄河漂流到东京，地方官员一味媚上，严令不管是公是私，一律砍伐，不得阻拦，导致一座座青山眨眼间变成了荒山秃岭。欧阳修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为此写了《戕竹记》
一文，严词批驳这种以无益害有益的祸国行为。由此文可以看出，刚刚步入仕途的欧阳修，就敢于批判朝廷中的不良行为。
寓居西京洛阳这段时期，是欧阳修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主要是诗、词的创作。欧阳修与尹洙、梅尧臣、杨愈、张汝士、王复、张太素六人一起，结为“七友”。而当时与欧阳修在诗词方面切磋最多的是梅尧臣、谢绛、尹洙三人。嘉祐八年（1063）七月，五十七岁的欧阳修担任参知政事，他在《集古录目序题记》一文中写道：昔在洛阳，与余交往者，都是一时之豪杰，谢绛最善于评论文章的得失，尹洙则最长于议论时事。每当余刚刚写完一幅作品，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完毕，两人马上摊开纸快速阅读，迅速领会作品中的意图，接下来就拿着作品到处宣传，他们所阐述的观点非常妥当，但却不是余原初的设想。梅尧臣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与余一样，家庭都比较贫穷，每见到余有一点小的惊喜，那高兴的样子，就像是喜事降落在自己身上。
欧阳修在西京时就因文章而名冠天下，主要得力于他自己的勤奋思考和积极写作，也和梅尧臣等朋友的大力宣传分不开。
明道元年（1032）春天，欧阳修和尹洙、陆经等四人到洛阳南面的龙门游玩。龙门山和香山隔着伊水，遥遥相峙，宛如一道龙门。欧阳修望着龙门，又想起了殿试时高兴又失落的心情，跳过龙门了，以后会怎么样呢？没有大背景的他，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和贵人的提携了。毕竟赵宋较之大唐，特别是较之魏晋，寒门士人向上走的通道还是比较畅通的，想到此，欧阳修又感到一丝欣慰。四人又一起到龙门山东峰上的白居易墓凭吊。
此行欧阳修共写诗十五首，石楼、佛寺、险滩、鸳鸯、鱼鹰等都成了他写诗的题材。
一天，梅尧臣与尹洙、杨愈、王复、张先、王顾、张汝士七人在一起闲聊。欧阳修因事未到，有人聊及白居易，于是话题大开，聊到了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期间，与八位高年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喝酒赏花，最后组成了一个“九老会”。有人据此画了一幅《九老图》传世，成为后世美谈。梅尧臣突发奇想，他们七位好友加上欧阳修，虽然未到高年，也可仿效一下白居易的“九老会”，组织一个“八老会”，各自取一个雅号，互相品题。话一出口，众人拍案叫绝。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最后确定了如下雅称：尹洙为“辩老”，王复为“循老”，杨愈为“俊老”，王顾为“慧老”，张汝士为“晦老”，张先为“默老”，梅尧臣为“懿老”，欧阳修为“逸老”。随后，梅尧臣写了一封信给欧阳修，把此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收到信后，先是大笑，但看到自己的雅称为“逸老”后，坚决不接受，连续两次给梅尧臣写信，要求改为“达老”，还要求梅尧臣将两人往来信件中关于此事的内容烧掉，可见欧阳修对此事的重视。
为何欧阳修把朋友间的戏谑之称看得如此重要？因为“逸”字，有放纵的含义。欧阳修年方二十六岁，一旦此雅号传出去后，不仅让人以为欧阳修是一个放荡不羁之浪子，而且母亲郑氏和妻子胥氏等家人知道后，会以为欧阳修在外面的表现迥然不同于在家里的温文尔雅，可能会有放荡的言行。这样的话，有碍家庭的门风，也会让母亲和妻子脸面无光。再进一步想，后世会如何评价欧阳修。而“达”字，则有豁达、旷达的含义，欧阳修强烈希望朋友们知道他真实的性格是豁达，平素表现出来的一些狂放不羁的行为，只是为了娱乐朋友也娱乐自己。最后朋友们接受了他的请求。
“达老”成为青年欧阳修的雅号。不过，这个雅号，远不如后来的“醉翁”和“六一居士”的名气大。
宋代，出产牡丹的地方除了著名的洛阳以外，还有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青州（治今山东省青州市）、丹州（治今陕西省宜川市）和越州（治今浙江省绍兴市）等地，但是洛阳牡丹，在唐代已经是魁首。
可惜欧阳修在洛阳生活的三年，没有一次能够遇上牡丹盛开的时节。第一年抵达洛阳的时候，牡丹大多即将凋落。第二年和梅尧臣他们在嵩山一带到处游玩，回到城中，牡丹花期已经结束。第三年牡丹盛开的时候，胥氏夫人去世，家里忙成一锅粥，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思去看牡丹、赏牡丹。第四年离别洛阳的时候，牡丹花的花蕾刚刚形成。
由于对洛阳的喜爱，洛阳牡丹自然也成为欧阳修的至爱。回到东京后的次年（景祐二年，1035，）欧阳修凭借记忆及其他材料，写了《洛阳牡丹记》
一文，在该文中，欧阳修说洛阳人言谈中的“花”字，独指牡丹花，其他的芍药花、红桃花、李子花等，统称为果子花，可见洛阳人对牡丹花情有独钟。
欧阳修曾经去钱惟演居住的双桂楼拜访，见其座位后有一个写满小字的木屏。钱惟演对欧阳修说道：“最近欲写一本《画品》的小书，上面全部写的是牡丹的名字，共九十余种。”
欧阳修因为当时有急事向钱惟演禀告，也来不及细看牡丹的名字，欧阳修及时人通常记得的牡丹的名字只有三十多种，不知道钱惟演从何处得到九十余种牡丹的名字。
欧阳修按照知名度记载了二十四种牡丹的名字：
姚黄 魏花 细叶寿安 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 潜溪绯 左花 献来红 叶底紫 鹤翎红 添色红 倒晕檀心 朱砂红 九蕊真珠 延州红 多叶紫 粗叶寿安 丹州红 莲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黄 一擫红 玉板白
《洛阳牡丹记》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研究牡丹的专著，且具有科学著作的雏形。
离别洛阳之后，欧阳修因为公事也来过洛阳一两次。这里是他青年时期事业起飞的起点，也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几个朋友结识、喝酒、游玩赋诗的地方，也是他第一个妻子告别人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