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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1043）三月，通过宰相晏殊的举荐，欧阳修回到东京，开始了谏官生涯。这也是很适合欧阳修性格的职位。
谏院和御史台均为赵宋最高监察机构，宋朝初期，对谏院的作用还不是很重视，谏院也不是独立的机构，用门下省和中书省的官员两名判谏院事，下边设有谏议大夫、补缺、拾遗等官职，其中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属门下省，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属中书省。
到了真宗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变化，官员中各种犯罪现象增加，安享太平的思想也日益滋长。有鉴于此，必须加强监察机构的作用。天禧二年（1018）二月，谏院成为正式的机构，办公地点在门下省附近，且铸了谏院的官印，但是，谏院仍然是其他官署的附属机构。仁宗明道元年（1032）七月，由于谏官陈执中的屡次建议，门下省恰好搬迁新址，于是将其原先的办公地址改为谏院，谏院才成为独立的机构，北宋谏官的作用也随之进入高潮期。
谏官可以对皇帝和皇室人员监督谏诤，对各级官署的官员（包括宰相）进行弹劾，奉行风闻言事、独立言事的原则
。谏官上奏的章疏一般由皇帝亲自审阅、处理。
知谏院期间，欧阳修可谓非常称职的谏官。韩琦用“无所顾忌，横身正路，风节凛然”
十二个字，评价欧阳修为谏官时的表现。
欧阳修上任时期，“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已经使仁宗和朝臣们寝食难安，但谁也拿不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已经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十四年的欧阳修，对社会积弊也有了切身的感受，他提出的第一个札子
就是如何整顿不称职官员。
欧阳修在札子中指出：天下官员人数极多，鱼龙混杂，朝廷无法都了解他们的为政能力和品行如何，管理官员的吏部等机构只知道官员们何时被任命、何时到期、何时转官、何时致仕（退休），至于能力如何，没有一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各路转运使，虽然负有监察官吏的职责，除有些官员的腐败案自行败露外，也没有能够辨别官员能力的良术，致使老弱病残者、懦弱不才者、贪污受贿者，照样尸位素餐。关键是这些官员大多是州县官，直接面对民众，给民众带来的危害不小，而且直接影响官家和朝廷的声誉。现在又是战争时期，赋役繁多，民众怨声载道。所以，解决“三冗”问题，应该首先从整顿官员入手。
欧阳修建议先制订考察官员的法令及具体的标准，于朝官中选择二十多名四品以上为官清廉且辨别能力强的官员，派往各路担任按察使，外出考察之前，先将该路官员的所有名单给他，然后给他一套空白的按察官员记录簿。到了该地之后，采用明察暗访的手段，考察官吏，老弱不堪和有明显为政缺陷的官员，在他们的名字下以朱笔标明。无突出政绩也没有明显为政缺陷的官员，以黑笔标明。长于治理且政绩不错的官员，也用朱笔标明。朝廷根据按察使带回的考察结果，对这些官员做出相应处理，不用半年，此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欧阳修的这个方案，虽然出于一片忠心，但明显可以看出其书生本色，理想主义的色彩过于浓厚，这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特点。积重难返的体制问题，不是短期能够彻底解决的，更何况在官员任命制的背景下，在裙带关系盛行的官场，谁能确保按察使能够一碗水端平，谁能确保按察使能够顶住来自上层和其他各方面的压力？朝廷当时也不赞成这样大动干戈，容易导致人心浮动，政事更乱，这个方案只能放弃。
欧阳修却认为此事非常重要，又一次上札子
，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欧阳修在札子中指出：朝廷将按察官吏的职能主要放在各路转运使肩上，并不合适，因为有些转运使自己即是老弱病残者、懦弱不才者、贪污受贿者，这些人自己都应该被谏官弹劾，岂能去考察他人。有些转运使倒是称职，聪明能干，但是转运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一路的财政事宜，工作繁重，战争时期，更要为急如星火的转运军需事宜昼夜奔波，哪里有时间去走遍所属的州县，专心考察这些官员？因此，还应该如臣前议，派遣专职的按察官吏的官员。如果朝廷认为从四品以上官员中难以找出合适的担当此任的官员，那么就从皇帝的近侍中或台谏部门、馆阁部门选择合适的官员，这些官员可以自己选择随行的幕僚，十几个人就够了，地小人少的地方，一个人可以按察两个路，具体的做法仍然采用上次札子中的办法。
欧阳修的这个札子，本质上和上次一样，只不过换了一批人，也仍然没有被朝廷接受，估计原因和上个札子一样。当然，谏官所上的札子，不被皇帝和朝廷接受，也很正常。
宋夏战争爆发后，尽管欧阳修没有答应范仲淹到战场上给他做掌书记的提议，但是他还是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的演变，不时向朝廷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
庆历三年（1043）四月，范仲淹和韩琦应召赶赴东京。但是，二人到东京后，只是像两府大臣
一样按照规定时间上殿面见皇帝，呈奏的也是寻常之事，并没有呈奏宋夏战场上的大事。作为谏官的欧阳修见此情景，感到很不正常。他风闻辽国皇帝和大臣在辽、宋交界地区召开会议，商议军国大事，于是赶忙上了《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事札子》
，建议仁宗于便殿召见二人。因为二人拘于常例，不便主动请求召见，而利用单独召见的机会，仁宗可以向他们详细询问战场情况及对策，并让他们放胆说话。这种做法是宋以前帝王经常采用的，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也经常这样做。
仁宗见欧阳修言之有理，于四月七日召见了范仲淹、韩琦二人，向二人详细询问了战场的情况，并征询了二人的建议。
就宋夏双方的综合实力而言，西夏肯定不是北宋的对手，长期的战争对国小民贫、资源又比较少的西夏而言，肯定经不起折腾。元昊一开始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吃准了“仰文抑武”的大宋怯懦的心理，妄图通过短期的突然袭击，利用西夏骑兵的优势，取得战场的主动权，然后向富裕的大宋勒索一大笔财物，以此来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政权。
早在康定元年（1040）初的三川口战役结束后，元昊就通过释放被俘的北宋将领高延德，向知延州的范仲淹提出求和的愿望。范仲淹提出和好的前提是元昊必须取消皇帝称号并向北宋称臣。双方还未能展开和谈，西夏军队又在好水川大败北宋军队，元昊转而又对北宋持强硬态度，和谈中断。后由于西夏国内灾荒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西夏西部的少数民族也不断与西夏展开战争，西夏又萌发了和谈的愿望，大宋内部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也感到压力很大，也有和谈的愿望。尤其是庆历二年（1042）九月的定川砦战役又一次惨败后，北宋统治集团希望和平解决战争的愿望非常强烈，于是互派使节，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断断续续的谈判。
欧阳修于庆历三年（1043）七月，提交了四个关于如何对待和议的札子。
第一个札子是《论乞廷议元昊通和事状》
。欧阳修指出：和谈是大宋当今最大的事情，必须让百官各抒己见，陈述自己的意见。目前有三种看法：其一，战争加剧了大宋财政困难的局面，不和的话恐怕会越来越困难，稍微做点让步，达成和议，可以缓解困难的局面。其二，西夏人非常狡诈，倘若和议达成之后，西夏不退兵，则和与不和没有本质区别，只会让大宋的让步行为蒙羞。其三，和议达成之后，西夏只是借此机会，休养生息，一旦兵强马壮，再次发动战争。而大宋内部，和议达成之后，苟且偷安的思想又会蔓延，危害反而更大。其四，因为辽国在宋夏和议的过程中，也不断给西夏施加压力，促其与宋和谈，即使与西夏达成和议，辽国必定以和谈功臣自居，向大宋勒索大笔财物，若不答应它的要求，必定以战争相威胁，如此则西边无小患、北边添大忧。
有鉴于此，欧阳修建议借鉴汉、唐两朝的经验，也是太祖到真宗三朝的经验，此等大事，在西夏使节到来之前，必须经过大臣充分讨论，然后做出决策。如果朝臣们实在提不出有价值的意见了，再由官家做出最后裁决。
大宋号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欧阳修的建议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这种说法。
第二个札子是《论元昊来人不可令朝臣管伴札子》
。欧阳修指出：听说朝廷准备以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招待西夏使臣，甚至准备用御宴招待，此举非常不妥当。这等于显示大宋怯弱、急于求和，所以，各个环节都要显示出大宋不怕战争的态度。和议确定之后，再给予西夏来使较高的礼节，亦为不迟。外交礼仪，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是大事，战争期间的外交使节往来，西夏使节可以看出大宋将相的能力高低，及其言行显示出来的是强硬还是怯弱。如果看到大宋皇帝和朝臣怒意未消，和谈的条件和结果深不可测，那么首先担心的是会不会将使节杀掉，或者将使节扣留，这样他们回去之后，有一种侥幸脱逃的感觉。因此，西夏使节到来后，应该先把他们安置在驿馆住下，不急着和他们谈判，晾一晾。
欧阳修的这些分析，有的妥当，有的则有些小家子气，对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大宋而言，如果杀掉或扣留对方使节，只能给周边国家留下笑谈，也会给人以野蛮之邦的形象，所以朝廷没有接受欧阳修的这些建议。
明道元年（1032）十月，元昊继位以后，马上废去此前宋的赐姓赵，改姓嵬名氏，自称“嵬名兀卒”
，西夏文的意思是“青天子”，称宋朝的皇帝为“黄天子”，意为双方处于对等的地位。由此，双方谈和期间关于元昊的称呼问题，成为争议最激烈的问题。
元昊最初力争西夏与赵宋是对等的独立国家，于是称宋为“东朝”而自居“西朝”，犹如宋、辽二国有时互称“北朝”与“南朝”。称呼大宋皇帝为父，自称男而不愿称臣，国号大夏，自用年号。大宋君臣肯定不会接受这个条件，一番争议之后，元昊做出了一些让步，在对宋文书上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元昊在西夏自称“兀卒”已经多年，大宋君臣对这个古怪的称呼本来就极为反感，后来又在对大宋文书上改写成“吾祖”，大宋君臣当然认为是莫大的侮辱且有损于大国的尊严。欧阳修等臣僚也围绕这两个字上札子给仁宗，表示强烈反对。
欧阳修在《论元昊不可称吾祖札子》
（该月第三个札子）中指出：西贼欲称“吾祖”，大宋一开始就坚决不同意。最近风闻，围绕这两个字的争议，大宋君臣又有所松动，臣听说之后，非常震惊。“吾祖”两字，什么意思，自不待言。坚决拒绝，没有任何争议，应该是大宋在此问题上一以贯之的方针。匹夫匹妇，尚不肯对他人如此称呼，更何况国与国之间，而且是我大宋对小小的西夏。一旦同意此称呼，以后与西夏的文书上包括皇帝的诏书上都要用“吾祖”二字，这是要大宋朝廷称元昊为父，不知道何人敢开这个口子。
为何西夏致大宋的文书中，其他称号都用番语（指西夏语），唯独此二字用华语，这不是明摆着处心积虑地侮辱大宋吗？况且西夏既然同意称臣，反过来大宋又称呼元昊为“吾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笔者认为，欧阳修的此番分析有一定道理。西夏崛起之后，西北地区一些科举考试落第的举人，看到在大宋没有发展的机会，转而投奔西夏，成为元昊的助手，其中以张元最为典型，他后来成为元昊军中的重要智囊。好水川战役宋军大败后，张元奉元昊之命，在宋夏交界一所寺院的墙壁上题诗一首：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该诗充满了对夏竦和韩琦的戏谑及对大宋朝廷的嘲笑和蔑视，也反映了西夏君臣得胜后的自豪和喜悦。“兀卒”改为“吾祖”，出自张元等对汉文化非常了解的儒生之手，未尝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研究西夏史的历史学家吴天墀先生的分析最为到位：“宋朝君臣正处在封建主义伦理名分思想盛行的时期，抱持‘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一统独尊的理念，认为西夏政权既已处于割据独立状态，如再让元昊拥有冠冕堂皇的尊号，则招纳汉人的号召力量更大，必然要引起破坏、颠覆或削弱中原政权的严重后患。”
欧阳修该月上的第四个札子是《论西贼议和利害状》
，主要批评的是朝臣中急欲与西夏议和的观点。欧阳修指出主张与西夏达成和议是如下五种人：第一，不忠于陛下的人，他们轻率对待议和一事，将来一旦因为议和给国家带来大祸患，将让陛下一人承担责任。第二，无远虑的人。和议可以带来短暂的安宁，而和议之后埋藏的大患，他们则预见不到。第三，奸邪之臣。战争爆发以来，陛下殚精竭虑，奸邪之臣借达成议和的时机，引导陛下产生太平盛世的虚幻梦想，他们也可以趁机捞取好处，这也是古往今来的奸邪之臣惯用的手段。第四，懦弱的将领和疲于打仗的士卒，他们早就被一些败仗吓昏了头脑，也吓破了胆子。第五，陕西民众，身处战区的民众，他们既要承受西夏军队的烧杀掠夺，又要承受运送粮草的繁重差役，渴望早日结束战争，过上安定的生活。
欧阳修指出，对于持前四种观点的人，陛下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于陕西的民众，必须让官员给他们讲清楚急欲议和的坏处，同时大力减轻他们的负担。这一点可以看出欧阳修强烈的民本意识。
八月，欧阳修又就宋夏战事上札子。
由于宋夏和议陷入马拉松式的谈判中，宋夏战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甚至边打边谈。八月，仁宗诏令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欧阳修风闻韩琦听说此事后，欲自己一人前往西北，担任陕西宣抚使，负责宋夏战场的全盘事宜。在权衡了范仲淹、韩琦二人的长处和短处后，欧阳修上了《论范仲淹宣抚陕西札子》
，他认为就二人在陕西民众心目中的威望而言，范仲淹更高一些，“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民谣，也是明证之一。所以不如把二人的位置暂时调换一下，等战争结束后，让范仲淹再回朝担任参知政事。从朝廷后来的任命看来，朝廷并没有接受欧阳修的建议。
宋夏和谈谈了三次，没有什么进展。庆历三年（1043）八月，宋廷又派秘书丞张子奭等前往西夏，进行第四次和谈，欧阳修知道后，又上了《论乞不遣张子奭使元昊札子》
。
欧阳修指出：前三次谈判，西夏使节全无逊顺的意思，现在朝廷又派张子奭等前去谈判，而且是到延州之后，等候西夏派人来接，现在正是谈判桌上双方激烈争夺的时期，就看谁的谋略更高一筹，朝廷尤其不可显示出怯弱。元昊即使派人前来迎接，也是释放出和谈的假象，让大宋放松戒备，然后突然发动进攻，一旦这样，为之奈何。况且元昊此前已经屡用此招，或者扣留大宋使节，或者将使节杀害，这些行为，都会让大宋蒙羞，悔之莫及。或者把张子奭等晾在延州，不来迎接，进退两难，何等羞耻呀！况且此次谈判，又没有什么值得谈判的新东西。朝廷如果认为元昊可以臣服，就调大兵压境，派苏秦、张仪之类的辩士，前往西夏，凭三寸不烂之舌，促其尽快达成和议。如果认为不行，何必派遣使节？如果准备采用拖延的策略，不如将在延州扣押的西夏使节如定放回，好言好语相待，答应多给元昊一些赏赐物品。如果同意这些条件，就派使节通知大宋知延州官员，双方再进行谈判，不关闭和谈的大门。
欧阳修坚决反对与西夏和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鉴于五代中原政权与辽国交往的惨痛教训。他引《新五代史·晋臣传》为例加以说明：“晋氏之事，维翰成之，延广坏之，二人之用心者异，而其受祸也同，其故何哉？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常见其祸，未见其福也。”
最后以重复两次的“可不戒哉”结尾。说明他对契丹和党项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宋夏战争期间，欧阳修尽管非常关注战场局势的演变，但是，他关注更多的是北邻辽国的动向。他深知辽国才是赵宋最大的威胁。
庆历三年（1043）六月，欧阳修又上了《论河北守备事宜札子》
，其中写道：目今朝廷与西夏之间正在议和，近日听说守卫北边边城的臣僚频频得到辽国送来的外交文书，询问朝廷与西夏议和的事宜。如果确实是这样，必须高度警惕，臣认为天下之大患，不在西北，而在北方，辽国始终是大宋最大的威胁。自澶渊之盟以来，将近四十年，双方虽然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但是辽国动不动就向大宋提出财物或领土方面的无理要求。辽国不似我大宋这样的礼仪之邦，信守盟约，而是遇强就弱，遇弱就强，和平时期尚且这样，如今趁着大宋与西夏战争的时期，不知又会提出什么更无理的要求。辽国如果有询问宋夏议和事宜的外交文书送来，则说明其奸计已经萌发，如果大宋与西夏不能达成和约，它势必责备大宋违约；如果达成和约，辽国又视自己为调和功臣，向大宋提出无理要求。不出几年，辽国可能对大宋发动战争。但是，大宋在河北地区的防务不能令人满意，多年以来，苟且偷安，必须马上改变这种局面。
欧阳修所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澶渊盟约签订后，大宋一切加强边境防御的措施，马上就会被辽国知悉，其后果轻则是导致外交交涉，迫使北宋停止相关的防御设施的修筑；重则是举兵相向，导致战争，内忧外患加剧。而北宋朝廷内部，一部分官员以为只要北宋严守盟约，不给辽国以任何破坏盟约的借口，辽国就不会找事，所以只要与辽国接壤地区的官员一有修筑城池类的行为，就被他们责为“生事”。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大宋君臣内心的“恐辽症”在作怪。
欧阳修在札子中接着写道：目今河北十几处边郡地区，应该精选将才，让他们守土有责，在各自守卫的地区，实施积极的防御措施。欧阳修具体谈到两个地区，一是真定府（治今河北省正定市），知真定府张存，此前在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面对西夏军队的进攻，进不会攻、退不会守。在范仲淹到宋夏战场后，他说母亲年老多病，需要他回去尽孝。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却让他改知真定府，如此用人，真是笑话。知定州（治今河北省定州市）的王克基，典型的平庸之人。二人负责守备的地区，却都是与辽国接壤的要地。其他州郡，不称职者居多，恳请皇上诏令两府官员，将边境要地的主要长官，全部斟酌一遍，不称职者赶快调换。
欧阳修在随后的札子中，又一次谈到河北边关要地用人不当的例子。
后来接替张存的知真定府郭承祐，此前知澶州（治今河南省濮阳市）期间，只知道修筑城池，几乎导致兵变，可因为他是舒王赵元偁的女婿，竟然又改知真定府这样的战略要地，有朝臣提出不同意见。二府大臣则说：“虽然也知道他能力不强，但是，除他之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用人的逻辑竟然是瘸子里面挑将军。
欧阳修在札子中除抨击郭承祐外，又谈到另一个更坏的例子。这就是葛怀敏。了解葛怀敏的人都知道他能力很差，最大的缺陷是既无谋略又刚愎自用。韩琦在给仁宗的一封上疏中谈到，葛怀敏来战场之前竟然没有在军队履职的经历，与书生没有什么不同。范仲淹及大臣王尧臣等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朝廷对于这样的将领照用不误。朝廷的错误导向，导致葛怀敏面见范仲淹和韩琦时，竟敢傲慢无礼。宋军在定川砦（今宁夏固原县中和乡）被西夏军铁壁合围，最终葛怀敏等十六员战将战死，部众九千余人被俘，仅极少数将士生还，葛怀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任命葛怀敏时也有不少大臣提出异议，但是二府大臣反驳的理由是“舍怀敏，别未有人，难为换易”
。大宋竟然找不到一个比葛怀敏强的人，真是十足的笑话。
仁宗在位时期，虽然是宋朝思想、文化等发展的巅峰时期，但是也发生了几起小规模的起义和兵变。
庆历三年（1043）五月，驻守沂州（治今山东省临沂市）的禁军士兵王伦杀死军官朱进后，率领四五十名兵士叛乱，在官兵的追击下，转而南下，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在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一带，如入无人之境，沿途各县负责治安的官员，手下只有数十名战斗力很弱的士兵和差役，根本无力抵抗。县官们或是望风而逃，或是干脆开门揖盗。
最典型的是知高邮军（今江苏省高邮市）晁仲约，由于兵少力弱，干脆打开城门，让盗匪进城，又让城内的富民出钱，以好酒好肉招待，临走之前又赠以丰厚的礼品，以求得县城的平安。
欧阳修获悉此事后，马上上了《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
，其中写道：
后汉、隋、唐三朝国家的覆灭，都是首先始于军队发生小规模的叛乱，然后盗贼蜂起，导致局势最终不可收拾。近年来，各处也不断出现军贼叛乱的事情，必须高度警惕。假如王伦等如滚雪球一样，势力越来越大，向南发展到福建、广东一带，然后以南岭作为防御的屏障，再向西占据富庶的四川一带，形成割据之势，吾将奈何？
欧阳修提出五方面具体的措施：
第一，寻找到朱进的后人，若有男儿，奖励他一个官职，让他参加剿除叛贼的行动，报杀父之仇，并允许他乘坐驿马，跟随围剿王伦的士兵一起行动。
第二，王伦的叛军目前虽然达到了几百人，其中大多是被迫胁从之人，陛下应该马上下诏，明确除王伦几人外，其他胁从之人，只要投降，都可以予以赦免。先安慰这些胁从人的家属，让他们给被胁从人写信，如果能够杀死军贼接受招安者，给予重奖。
欧阳修在最后特别指出，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这样的胁从人归附官军，应该马上对他们进行奖赏，以体现朝廷的信誉。
第三，王伦叛军经过的地区，此前已经发生过军贼的叛乱，万不可让他们勾结到一起，可诏谕这些叛军，如果能够杀死王伦叛军前来归附者，也给予重奖，这样使他们相互猜疑，不致勾结到一起。
第四，出榜招募各处未能及第的举人、山林隐士以及犯罪逃亡的人，如果能够潜入贼营杀死其首领或者设计把他们诱入官军埋伏圈者，也给予重奖。即使达不到以上目的，也使军贼疑心加重，不敢招募这些人作为智囊。
第五，江淮地区各州县的厢军，必须由朝廷派一个重臣前去协调指挥，避免各自为战从而出现被各个击破的局面，另外还应该派部分禁军前去，增强战斗力，早日解决问题。
从该札子可以看出，欧阳修的建议，很有针对性、可行性。
欧阳修随后又在另一个札子中指出：夷狄（指辽和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之患，只是肘腋之患，可以解决。而盗贼之患，乃心腹之患，最让人担忧
。因此，对于晁仲约这样的官员，必须严惩，以儆效尤。对于英勇剿除军贼的官员，应该给予重奖。
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利用谏官可以“风闻言事”的优势，针对朝廷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屡上札子，进行弹劾，甚至拿仁宗宠幸的妃子开刀。
宋代官员父母去世之后，必须解职丁忧。丁忧期限名义上是三年，实际上是两年零一个月，丁忧期间有不许娶亲、生子等规定。但是，有些官员为利益和欲望所驱，偷偷违犯规矩。这些行为一旦为台谏系统的官员知道，便将上札子给皇帝，予以严惩。
欧阳修在庆历二年（1042）所上的《论杨察请终丧制乞不夺情札子》中，即指出两例违规事例，一是茹孝标居父丧期间，偷偷跑到东京，奔走于权贵之门，谋求起复的机会，已经被御史弹劾。二是新科进士南宫觐，母亲去世之后，隐瞒不报，更不丁忧，且在丧期得官并娶妻，此案正被司法机关审理。
欧阳修认为此类事例出现的原因是，朝廷很长时间以来不注意奖励严格遵守规矩的官员，导致风俗大坏，而风化之本，贵在由上而下，以官风带动民风。
接下来欧阳修举了一个丁忧模范的例子。龙图阁待制杨察守母丧期间，朝廷下令夺情，但是，杨察却屡屡上奏，请求朝廷给他守丧期满的机会。欧阳修就此事写道：“臣子的行为标准，就是忠与孝。杨察是景祐二年（1035）进士中的佼佼者，又是宰执晏殊的女婿，现在是官家的近侍，却能够率先垂范，纠正颓废的风气。鉴于目今的情况，官家应该褒奖杨察的行为，成全他的孝行，且在官员中树立为典范，况且杨察所负责的又不是军国大事。好不容易出来一个丁忧的模范，朝廷又要夺情，对杨察而言，使其对亡母有愧；对国家而言，失去了一个树立新风尚的好机会。”
仁宗见欧阳修言之成理，废除了让杨察夺情的诏令。杨察终丧之后，成为官家的近侍，不久，又成为翰林学士。
庆历三年（1043）冬天，欧阳修风闻仁宗宠幸的张美人生下皇女后，仁宗诏令于左藏库调取八千匹绫罗，赏赐张美人。于是，他马上写了《上仁宗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
的札子，指出时值寒冬腊月，染院的工匠不得不破冰取水，染练供应，直至欧阳修写札子的时候，此项工作还没有做完。八千匹绫罗，一定不会是张美人和皇女所使用的，肯定是趁机为其亲友所索取。天下都知道官家平素生活异常节俭，怎么会允许这种有碍圣德、有碍国体的事情发生呢？
总之，欧阳修在做谏官期间，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不管被弹劾的人背景有多大，只要损害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就要放胆直言，穷追不舍，力争问题解决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