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公元年

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

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元年春，周襄王派内史（官名）叔服来到鲁国参加鲁僖公的葬礼。公孙敖听说叔服善于看相，就请他到家里，让两个儿子谷、难出来拜见。叔服看过之后说：谷是“食子”，难是“收子”。谷的下巴丰满，他的子孙在鲁国必定兴旺发达。

简单解释一下——

公孙敖是公子庆父之子，谥穆，即孟穆伯。

庆父、叔牙、季友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人在鲁国世代为卿，执掌大权，史称“三桓”。庆父之后，以孟为氏，其宗主又称孟孙氏；叔牙之后，以叔为氏，其宗主又称叔孙氏；季友之后，以季为氏，其宗主又称季孙氏。

这个“孙”字，是鲁国对贵族的特别尊称。春秋史上，鲁国能够缀以“孙”字的世家大族，除了“三桓”，便只有臧氏和 氏了。

谷是公孙敖的长子，史上又称文伯；难是公孙敖的次子，史上又称惠叔。文和惠，是他们的谥号。

谷是“食子”，也就是奉送祭祀的儿子；难是“收子”，也就是可以安葬父母的儿子。

父子三人的故事，后面还会讲到，这里只是开个头。

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

当年鲁国设定三月为闰月，这是不合习惯的。先王设定时令，以冬至之日为一年之始，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所在的月份为每个季度的中月，将剩余的日子归总在一年之末。以冬至为始，则四时有序，不会错乱；以二分二至的月份作为中月，百姓就不会迷惑；将剩余的日子归总在一年之末，行事就不会背离常识。

古人观测天象，通过月亮的圆缺来设置月份，一年12个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合计起来，平均一年只有约354天。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约365天，二者相差11天。如何将这11天补齐？那就是每隔几年设置一个闰月，称为置闰。

商朝将闰月放在年尾，称为“十三月”。周朝将闰月放在年中，目的是“举正于中”，也就是使季节与时令适中，让两分两至的月份保持在一年四季的中间。然而，究竟该怎么“举正于中”，却没有明确的依据（至少现存文献资料上找不到），基本上是凭感觉置闰。所以，闰三月为什么非礼？恐怕连老左也说不出个一二三四，只能讲几句似是而非的大道理，咱们也就姑妄听之吧。

顺便说一下，中国真正明确置闰的规则，已经是汉武帝时期了。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四月二十六日，安葬鲁僖公。

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

毛伯字卫，是王室大臣。诸侯即位，虽为内政，但是在名义上仍然必须得到王室的承认，所以周襄王派毛伯卫前来册封鲁文公，鲁国则派叔牙的孙子——叔孙得臣为使臣，前往雒邑拜谢周襄王。

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晋襄公既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及南阳。先且居曰：“效尤，祸也。请君朝王，臣从师。”晋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

晋文公末年，诸侯到晋国朝见。卫成公不但不来朝见，反而派大夫孔达率军入侵郑国，攻打绵、訾、匡等地。等到晋襄公即位，为晋文公举行过“小祥”之后，便派人通告诸侯，起兵讨伐卫国。

所谓“小祥”，是指父母去世周年后，灵位安于宗庙之后的第十三个月举行的祭祀。

大军抵达南阳，这里是天子脚下。先轸的儿子先且居对晋襄公说：“效仿错误的做法，那就是祸害了。”意思是：卫成公不朝见晋文公，是错误的做法。现在晋襄公到了南阳，却不去朝见天子，那就是效仿卫成公的做法。先且居请晋襄公去朝见天子，由他带领部队攻打卫国。

于是，晋襄公到温地朝见周襄王。先且居和胥臣臼季率军攻卫，五月初一包围戚地，六月八日攻克城池，俘虏卫国大夫孙炎（谥昭，所以又称为孙昭子）。

卫人使告于陈。陈共公曰：“更伐之，我辞之。”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古者，越国而谋。

卫国遭到进攻，派使者向陈国求救。陈共公说：“你们回过头去进攻晋国，我再出面跟他们说话，把这事摆平。”

一个敢说，一个敢听。卫国果然派孔达带兵讨伐晋国。君子以为，这真是食古不化。古时候，邻国唇齿相依，患难相恤，一国有难则求救于邻国，那是没有错的。可现在已经不同啦，就算关系再好的邻居，在晋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面前，也不敢仗义执言，更不敢出兵相助，只能出个馊主意，你爱听就听吧！

当然，也有人认为原文中的“古”，意思是粗略、心大，所以才会将国事托给别人去出主意。

秋，晋侯疆戚田，故公孙敖会之。

秋天，晋襄公划定戚地的疆界，也就是瓜分戚地。鲁国也分到了一杯羹，所以公孙敖代表鲁国参加。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大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 而勿敬也。”从之。江 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当初，楚成王准备立公子商臣为太子，征求令尹斗勃（字子上）的意见。斗勃回答：“大王还年轻，宠爱的女人又多，如果哪一天你又有了更喜欢的小孩，再来废黜商臣的话，恐怕会生乱。自古以来，楚国立储君，往往是弃长而立幼。而且，商臣眼睛像黄蜂，声音如豺狼，是个残忍的人，不能立为太子。”楚成王不听。

这应该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所以斗勃才会说“君之未齿也”。那时候斗勃也还不是令尹。城濮之战中，斗勃是成得臣的部将。战后，蔿吕臣接替成得臣为令尹。蔿吕臣退休之后，才轮到斗勃执政。

不管是什么身份，在立太子这种敏感的事情上，发表意见都应该十分谨慎。像斗勃这样直言不讳的，还真罕见。不幸被斗勃言中，楚成王垂老之际，宠爱幼子公子职（楚人自称为王，所以又写作王子职），果真动了废长立幼的念头。

商臣听到了风声，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他问自己的老师潘崇：“怎么样才能搞清楚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潘崇说：“宴请江羋，但是不尊重她。”

江羋是楚成王最喜爱的妹妹，早年嫁到江国，大概是丈夫已经去世了吧，又回到郢都养老。楚成王有什么事情，喜欢跟江羋商量，所以从江羋那里可以打探到确切的消息。

商臣依计而行，宴请姑妈江羋，却又故意对她不敬。

江羋被激怒了，骂道：“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废掉你而立职为太子。”

司马迁大概是觉得楚成王已经出嫁的妹妹住在郢都这件事不太合理，所以在《史记》中对江羋的身份做了调整，写作“王之宠姬江羋”，纯属臆断。春秋时期的人们，特别注重“同姓不婚”，是以《左传》记载女性，必书娘家之姓，如文姜则为姜姓，怀嬴则为嬴姓。江羋自然是羋姓，楚成王的本家，怎么可能成为他的宠姬呢？

宴会后，商臣告诉潘崇：“我确信有这么回事了。”潘崇说：“既然是这样，你肯屈膝侍奉他（公子职）吗？”商臣说：“不能。”潘崇说：“你肯顺从大王的意思，逃亡他国吗？”商臣说：“不能。”潘崇于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你能够做大事吗？”

所谓做大事，是指先下手为强，杀掉楚成王，自立为君。

商臣说：“能。”

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

十月，商臣发动政变，带领东宫甲士突袭王宫，包围了楚成王的住处。楚成王知道自己要死了，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让我吃个熊掌吧！”却被商臣拒绝。

就算是死囚，临刑之前也能吃顿饱饭，商臣为什么连个熊掌都不给楚成王吃呢？

答案是：熊掌太难熟了，楚成王不是真的想吃熊掌，而是想拖延时间，等待救援。商臣没有上他的当。

是年十月十八日，楚成王自缢身亡，结束了他叱咤风云的一生。大臣们议定谥号，开始选了个“灵”字。灵是恶谥，意思是“乱而不损”。楚成王不肯瞑目。后来又选了个“成”字，意思是“安民立政”，楚成王这才满意，闭上了眼睛。

平心而论，楚成王作为一国之君，是相当有作为的。楚国在他的领导下，国势日益强盛。楚成王先后与“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交锋：与齐桓公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玩弄宋襄公于股掌之上，直接破灭了他称霸天下的美梦；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文公，但是情有可原，而且楚国仍保持了强大的实力，足可与晋国抗衡。我不知道后人为何不肯将楚成王列入“春秋五霸”，反而让那个假仁假义、志大才疏的宋襄公滥竽充数。莫非，唱得好比做得好更重要？

商臣登上王位，是为楚穆王。为了奖励潘崇，楚穆王将他当太子时候的府邸、奴仆、田产一并赏赐给了他，封其为太师，而且让其掌管王宫卫队。

所谓“太师”，是古代三公（太师、太保、太傅）之首。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官名各异，若以首席军政长官而论，晋国是中军元帅，楚国是令尹。因此，潘崇这个太师职位，更多的是一种荣誉，他的实权所在，还是王宫的警备。

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授，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公孙敖前往齐国，代表鲁文公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这是合礼的。但凡新君即位，派卿出去聘问各国，继修旧好，团结外援，善待邻国，以保卫社稷，符合忠、信、卑让之道。忠，是德行的正道；信，是德行的巩固；谦卑辞让，是德行的根基。

说句题外话，《左传》中很多关于德行的论述，翻译成现代文是很别扭的——直译很难理解，意译又难以还原当时的情境，就算是大师们的翻译，也有点“四不像”。所以，最好还是对照原文去体会。中国文字的奥妙，就在于事隔几千年，你还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之役，晋人既归秦帅，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鲁僖公三十三年的 山之战，秦军统帅孟明视丧师辱国，被晋军俘虏。晋国将孟明视等人放回国后，秦国的大夫和左右亲近的人都对秦穆公说：“这一次失败，是孟明视的罪过，一定要杀掉他。”秦穆公却说：“这是孤的罪过。”他引用了周厉王的卿士芮良夫写的一首诗，大概意思是：“大风吹过，摧毁一切；人之贪心，败坏善良。随便听到一句话就应答，听到朗诵诗、书则昏昏欲睡。不听好人的金玉良言，反而使我行悖逆之事。”秦穆公将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认为 山之败，主要就是因为自己贪心。“是孤的贪婪祸害了他，他又有什么罪过呢？”于是继续重用孟明视，让他执掌军政大权。

军队打了败仗，国君首先自责，检讨自己哪里做错了，而不是一味地将责任推给臣下，这个国家的强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反过来说，如果国君总是正确，臣下总是背锅，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士大夫阶层很快就会成为乌合之众，败亡只是迟早的事。 oi0vWvo14R1D7kUGE3nKOsDL8MEruP9p6izRq96Bibor5FzmJIF8QnITS/7Gx8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