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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代表的革新派文人与以林纾、刘师培、陈拾遗等人为代表的复古派文人就文言的存废、文言白话的优劣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为推行白话和促成国语统一取得了舆论上的优势。1920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颁布的《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其后，学衡派、甲寅派重弹文言优长的旧调，两度掀起争端。鲁迅讽刺拒发白话文的《甲寅周刊》，说他们“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他同时宣告，即使真的“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
不过，从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文言文并未因为白话文的通行而“气绝”、消亡，文言白话与新学旧学之争也并未终结。现代古文家与国学名家钱基博（1887—1957）就是一个坚持文言写作且以旧文化续命者自任的博学鸿儒，他在文学革命方兴未艾之时，未正面撄其锋，但在革新势头减弱之后，他的反击格外凌厉，对胡适由原来的尝试接受转向严词批判，彰显了中国新文学叙事的否定之维。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乃博学鸿儒，为人敦厚而风骨卓然，其学以经史为根底，以集部之学为渊薮，涉猎广博，多有建树，于艺文之道、经子之学造诣殊深。其文化立场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为宗，故于究心国粹之余，颇能融化新知，通经致用，著述有《经学通志》《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现代中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等十余种。近代诗评巨擘陈衍赞其“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其致吴稚晖一书，不亚乐毅《与燕惠王书》”
。现代史学巨匠钱穆于回忆中称：“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探究这位古文家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的评价，可揭示其对文学革命所持态度的微妙转变，也可窥知其守旧诗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