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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的二元论观念一样，中国思想最具典型性的特点是其对形而上学的强烈反感。孔子及其学派曾多次公开表达过这种情感，而孔子学派后来被证明是中国民族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们始终拒绝超越我们的日常经验。他们的智慧总是停留在人性和世俗的事物上。从思辨的角度来看，他们在自然中发现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原理，这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但他们并没有冒险进入阴阳（也许还包括五行的神秘作用）在这个可见宇宙中的相互作用之外的领域。正是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和神秘作用，在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中建立了一些明确的法则，这些法则在《易经》中有着详细的阐述。因此，我们在地球上要做的就是让自己与这些法则保持一致。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作为人类的人生规划就完成了。我们为什么要超越这些可观察和可理解的自然和道德法则，只是为了发现一些超验的东西呢？况且它们对我们的世俗生活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的想象力并不需要飞那么高，这样难道还不够吗？这就是孔子最具特色的态度。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然而，在《中庸》中，孔子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关于鬼神的看法：“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根据这些段落所表达的意思，儒家学说的本意就相当明显了。在生命的另一面，可能存在着某些东西。所有这些自然现象和道德行为也可能隐藏着某些东西，它们从中获得了我们显然无法解释的能量。事实上，我们感觉到了一些看不见的、神秘的东西的存在。在祭祀仪式上，我们被迫承认这一事实。但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性质和意义，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的理解来说太过深奥或太过隐蔽，无法解开。就其明显的、可认知的规律和表现而言，它们虽然有些神秘，但在《易经》中都有阐述，而我们这些凡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就是理解这些可知的现象，而忽略那些不可知的现象。这种推理似乎最能吸引儒家思想。
事实上，儒家和其他哲学家尽管都在谈论天或天命，但他们似乎从未试图对这个名为“天”的不确定存在或原则的本质做任何进一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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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易经》中追溯到一种理想主义、一元论和神秘主义的倾向，尽管这种倾向非常零星，但它最终发展成了宋朝的思辨哲学，不过，它几乎完全被儒家学派的早期倡导者所忽视。我将在此引用《易经》中的一些段落来说明我的观点。然而，在引用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易”这个词有时本身就具有一种抽象原则的力量和意义，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转换或相互作用的实际现象，有时它指的是一种哲学体系，它能最真实地解释这个二元世界中所有变化的原因。
“易无意识，也不费力，它安静而不动。它有所感，然后与宇宙的缘由交流。如果它不是宇宙中最有灵性的东西，它怎么能如此行事呢？”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易传·系辞上·十》）
“圣人通过易来洞察存在的深处，探索动的原理。它很深刻，因此能够理解宇宙的意志。它是动的原理，因此能够完成宇宙的工作。它很灵性，因此能够不急速地快速行动，能够不走而到达目标。”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传·系辞上·十》）
此外，我们读到：“因此，易有大源（太极），它创造了两个调节器（两仪）；两个调节器创造了四个象征（四象）；四个象征创造了八个卦（八卦）。八个卦决定了善恶，而善恶创造了大业。”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传·系辞上·十一》）
在所谓的《易传》（系辞）中，我们有：
“易与天地相和，因此，它能贯穿于天地，并与之交织在一起。往上看，它可以在天文现象中观察到；往下看，它可以在大地的形体中得到认可。因此，易表明了黑暗与光明的缘由。由于它将事物追溯到它们的开始并跟随它们直到结束，所以，它能揭示生与死的意义。事物是由微妙的物质（精气）构成的，变化是由于游荡的灵魂（游魂）而发生的。因此，易知道神灵（鬼神）的特性和条件。”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易传·系辞上·四》）
“易似乎就是天地本身，因此它从不偏离。它的智慧能穿透万物，它的道路可拯救世界，因此它从不犯错。它乐于遵循天道，知道自己的命运，因此它从不悲伤。它安住于自己的居所，它的慈爱是真诚的，因此它能够爱。它塑造并包容天地间的所有变化，它从不犯错。它彻底地使万物完善，它们中什么都不缺。它的智慧可穿越日夜。因此，神灵无处不在，而易则摆脱了物质性。”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传·系辞上·四》）
最后，易似乎被用在了法则规律的意义上。例如：“当阳（乾）和阴（坤）按顺序排列时，易就在它们之间确立了。当阳和阴被毁灭时，就无法再认识易。当易无法再被认识时，就可以认为阳和阴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传·系辞上·十二》）
这些都是有趣的想法。如果孔子真的是《易传》系辞的真正作者，那么这将证明孔子不仅仅是一位道德教育家，而且还能够深入探讨生命和存在的奥秘。由此，我们可以说，使后来的儒家思想成为今天这样的原因，或多或少是由于其追随者过于强调儒家学说的某些实用特征，而忽视了其更具思辨性的一面。如果他们能更忠实地追随大师的脚步，并将其教义在其各种特征中发展起来，他们可能早就尝试过调和老子思想和儒家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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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这位先秦儒家中最才华横溢且最具斗志的学者，可以说，正是通过他，儒家思想才最终确立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形式。孟子谈到了“浩然之气”能充满宇宙。这种“气”或许可以翻译为“宇宙能量”或“唤醒、刺激和加速活动的一种冲动”；它是一种赋予地球上生命以活力的心理媒介；它也是宏观世界的神经系统。但孟子并没有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他只是将“气”的活动范围和价值局限在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之内。与儒家对“天”或“天命”的概念相比，它更明确、更精神化，因此也更接近人性，而“天”或“天命”似乎只是《尚书》或《诗经》中所信奉的自然宗教的遗迹，尽管它们已经相当精致。然而，孟子的“气”依然过于实用和过于伦理化，而无法提升到宇宙普遍原则的崇高地位。他显然对《易经》体系的形而上学方面不感兴趣，而只是发展了其伟大前辈的伦理学，尽管并不完整全面。他确实是儒家实证主义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