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上,两种对立的思潮很早就显现出来,并贯穿其始终。一种以《易经》和孔子(公元前551-479年)为代表;另一种则以老子为代表。前者主张二元论,表现出不可知论、实证主义和实践倾向;而后者则是一元论、神秘主义和超验主义。
二元论是中国思想家构建的第一个思辨哲学。它是在一部最古老的著作《易经》中提出的。然而,这本书是中国文学中最难以理解和最神秘的文献。关于它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人们提出了许多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至今也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据我判断,它的真正意义甚至在周朝初期就已经失传了。
由于无法确定其确切性质,文王(公元前1231-1135年)和周公(卒于公元前105年)将其视为一种关于自然现象和人类事务的一般性论述,也可以作为一本占卜之书来参考。基于这一推测,他们写下了一些评论性注释,其中暗示了实践智慧和道德教诲。大约四百年后,孔子再次努力对这本书做出明确而真实的评价。他似乎对文王和周公对《易经》的实用解释并不完全满意。他希望在《易经》显然混乱而神秘的篇章中找到思辨的哲学基础。据说,他曾表示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延长几年,以便能投身于对这部神秘文学的研究。通常认为是孔子所作的《易传》,它包含了一些哲学思考,因此,一些后来的解释者宣称,《易经》最初是一部哲学专著,只是后来才被改编成了一部占卜之书。
无论这本书的真实性质如何,早期的中国思想家正是从中得出了他们的二元论世界观。一些词典编纂者认为,“易”字是由“日”和“月”组成的。无论这是否是该字的起源,这种解释都非常巧妙,因为“易”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变化——从日光到月光的变化,从盛开的春天到收获的秋天的变化,或者从好运到厄运的变化,反之亦然。变化是所有活动的主要特征,这是由宇宙中阴阳原则的相互作用引起的。由于这些相反力量的相互作用,在《易经》中分别被称为“乾”和“坤”,并分别用整条线和中断线来表示,生命因此而生,因此而灭,宇宙中不断发生着变化。
因此,他在《易传·系辞传上·一》中说:“天高地下,强弱关系是确定的。低处和高处按顺序排列,高贵和低贱的关系就解决了。运动和静止遵循它们的规律,刚硬和柔软的关系就确定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有善恶之分。天上有不同的天体形成,地上有不同的地形出现,所以生灭的变化就出现了。”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所以,刚柔相济,八卦会相互作用。激励之物,有雷电;滋润之物,有风雨。日月旋转运行,方生出寒暑之变。”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强者之理塑造阳刚,弱者之理塑造阴柔。阳刚之理揭示了宏大的起始,而阴柔之理则引导万物走向完善。阳刚之理在变革中愈发清晰易懂,阴柔之理在抉择中显现其效能。变革是易于理解的,抉择是易于遵循的。因为易于理解,所以变得熟悉;因为易于遵循,所以能够取得成效。熟悉的事物能够持久,有效之举方能伟大。持久是智者的美德,伟大是智者的成就。通过变革与抉择,我们得以领悟宇宙的法则。当宇宙的法则被领悟时,完美便在其中安住。”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孔子在《易传·系辞传下·六》中又说:“强弱之力,乃变化之门户。强者,若阳刚之男;弱者,如阴柔之女。当阳刚与阴柔之美德交融,刚柔并济之道便应运而生。此中蕴含了天地间的万般景象,亦成为神明之力流转的通道。” (“‘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再引一段更简洁地阐述了《易经》二元论概念的要旨(《易传·说卦·二》):“古时智者作易,欲其合乎事物之性与命,此即理也。故于阴阳立天道,于仁义立人道,于柔刚立地道。是故,天地人三才之力,皆由二原则所制。”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
无论我们如何称呼它们——强弱,刚柔,男女,天地,阳阴,或是乾坤,根据《易经》,万事万物都存在着两个独立的原则,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并受某些固定法则的支配,就构成了宇宙。而这些固定的法则,无非就是《易经》中所定义和解释的六十四卦(尽管有些神秘)。然而,讲究实际的中国人并没有像毕达哥拉斯那样,从这种数字的宇宙观中看到其抽象的哲学意义,而是将其局限于人间沧桑。即使孔子试图在《易经》的构成中看到一种自然的哲学基础,他也不能忽视其伦理意义,以至于只是深陷于大胆的猜测之中。中国人思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每一个可以想象的主题都道德化。即使面对八卦中显然毫无意义的整划和分划的笔画,他们也不能不表现出这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