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华文明可追溯的历史相当久远，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三皇五帝便开始在黄河流域治理着稳定聚居的社群。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籍之一《尚书》，就收录了尧舜时代的一些重要文献，他们的统治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二十四世纪。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宗教材料，揭示了中国人早期的自然观念，这种观念在经过轻微改动后，至今仍然流行。然而，中国哲学探究的真正觉醒，应该说是在周朝（公元前1122-255年）开始衰落的时代——也就是在公元前七世纪。在此之前，中国人的智慧肯定已经活跃了很长一段时间，所得的成果——无论多么不完善和零碎，都在《易经》（尤其是《易传》）和老子的《道德经》中有所体现。

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老子和孔子为首的一大批哲学和伦理思想家，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持续而辉煌地照亮了中国哲学的早期阶段。这就像是在漫长而单调的冬天过后，人们在春天走进田野，四面八方都是五彩斑斓、芬芳四溢的花朵。因此，这个持续大约四百年的时代，是中国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因为它被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突然中断，所以通常被称为先秦时期。尽管中国人的思想可能后来发展出了更高的推理能力，并对意识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但在其他任何时期，其智力活动的范围似乎都从未超越先秦时代。如果说后来它在精确性上有所提升，那么在自由性上就可悲地丧失了，这种自由有时甚至变成了纯粹的任性。然而，在这个智力生活觉醒的阶段，它却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宇宙对于思考的大脑来说仍然是新的。这颗大脑是如此灵活，如此富有创造力，无论它的注意力指向哪里，都能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在此之后，便进入了一个相对僵化的时期，智慧之血注定要沿着陈旧僵化的血管流淌。

先秦这一辉煌时期的不幸结局来得相当突然。当秦朝始皇帝（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首次将中国封建时期的小国合并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时，他采取了无上君主所能想到的最严厉的措施，以压制即将绽放的自由精神。他无法容忍任何与他的想法不一致的观点。他不会容忍那些敢于摆出一副独立姿态并发表自己观点的学者和思想家。于是，他悍然下令，将批评者活埋，噤声了所有的批评，并在公元前213年焚烧了所有与新政权不同调的书籍和文件，以此终结了信仰的不和谐。这些激进措施的效果正是始皇帝所期望的。他压制了所有的独立思考，使整个民族精神都陷入一种昏迷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整整一千年。在后面的那些时代，中国甚至没有产生过一个真正独创性的思想家。这场旋风极具破坏性，以至于留给后世的只有一片荒凉：人们不敢冒险建立任何新的思想结构，而是一直在努力恢复他们失去的东西。学者们对文学遗迹进行了勤奋的研究。他们对所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并由不同的人进行评注。即便那些早已轶失不存的，若它们的传统存在是已知的，也会被人制造出来，并大胆地贴上旧的标签。因此，这个时期无疑是文学伪造的丰收季节。

佛教是在中国思想萎靡不振的时期（公元前213年-公元959年）传入的。尽管中国人有强烈的保守精神，但新学说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反对。佛教徒在老子的教义中发现了相似的思想脉络，于是，他们充分利用了老子的术语，并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中国人迄今为止还不知道的想法。佛教在学者中逐渐而稳定的传播，为宋朝（公元960-1279年）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中国人以他们特有的淡然心态，并没有过于关注外国学说的传播，但他们逐渐认识到印度智慧的优越性，特别是在形而上学和方法论方面。对佛教优点的这种认识，对孔子那些迂腐的门徒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虽然当时的儒家学者并不倾向于做任何超出编辑和评论最近发现的经典之外的事情，但中国的佛教徒们却忙于阐述他们自己的神圣经典。他们不仅把许多梵文译成了中国人自己的语言，而且还创作了一系列原创的宗教哲学作品。当然，他们的灵感主要来自于佛教经典，但他们将这些经典完美地吸收消化，因此可以说，中国佛教已经能够自立。佛教哲学比孔子的哲学更为深刻，他们的世界观能更深入地洞察事物的本质。我们一般所说的中国哲学史，通常是指儒家思想史。因为除了在先秦时期，其他时代，非孔子的思想极少会出现在前台。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彻底理解宋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脉络，就不能忽视佛教在儒家冬眠时期的发展意义。

宋朝时期中国哲学的重新觉醒，标志着它在历史上占据了一个明确的地位。经过长达一千年的沉睡后，新的思考可以更明智地与斯芬克斯之谜等问题作斗争，尽管学者们并不比之前的先秦时期更大胆。不管怎样，佛教激发了中国人的神经，使其对新的刺激做出了反应。它为中国人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消化和吸收。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囫囵吞枣，不加鉴别。他们凭直觉摒弃了那些他们认为不利于自身实用天性的东西。他们只是凭籍儒家那些智力训练来汲取佛教的灵感。因此，可以恰当地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在早先儒家已经走过的狭窄道路之外带来任何新的哲学问题。在先秦时期，因儒家学说尚未牢固确立，所以，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学说在争夺优势和认可。当时的思想家们都强烈反感被单一套教义所束缚。但宋朝的哲学家们则不是这样，他们从未想过偏离旧规。他们意识到了从印度引入的新思想，并努力利用它们，只要它们能更充分地解释儒家学说，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改变和绝对正确的。他们从未想过以任何方式来否认或反驳它们。他们所有的新收获，都无一例外地被用来发现旧教条中所隐藏的东西，并对其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因此，他们的原创性仅仅在于以新的视角来解释旧的体系。

严格来说，中国人不像希腊人或印度人那样喜欢思考。他们的兴趣更多集中在道德科学上，或者更确切地说，集中在实用伦理学上。无论他们的推理多么微妙，想象力多么大胆，他们从未忽视事物的实用和道德方面。他们拒绝被带到一个只有纯粹观念存在的天堂。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更愿意被束缚在世俗的关系当中。他们会嘲笑那些凝视星空却双腿被牢牢束缚在地球上的人，因为无论人类的思考能攀升到何种的高度，他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我们研读中国思想史时，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儒家的实用性和保守性给它打上了一个永恒的烙印，永远禁止它妄图沿着彗星轨道漫游。

宋朝之后是元朝（1271-1363），这个朝代在中国哲学史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特别思考的东西。这个短命的蒙古王朝在其发现之地倒是留下了开放的篇章。然而，它的继任者明朝（1363-1663）却造就了王阳明（1472-1529）这一伟大的道德和知识分子形象。他是宋朝文艺复兴时期所激发和振兴的中国思想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虽然他不是一个独立的非儒家思想家，但他却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认同和实现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学说的新途径。在这位杰出人物逝世后，中国的知识天空再次被乌云笼罩，从他那个时代到现在（清末民初），再没有任何重要或值得特别提及的事情曾经扰乱过中国的宁静。在推翻满族王朝后刚刚成立的现革命政府统治下，就其精神生活而言，中国将如何从过度使用保守主义的鸦片而导致的梦境般的不活跃状态中恢复过来，仍然是个问题。

西方文化和思想传入远东已有一段时间，然而，在亿万觉醒的灵魂中，只有少数思想家摆脱了陈旧和千篇一律的习俗、传统和迷信。无论政府形式表面如何改变，群众仍未充分认识到二十世纪思想运动的意义。但是，当东方的巨人完全觉醒，能自由而明智地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时，她必定会取得与她的历史相称的伟大成就，并为世界的思想宝库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迄今为止，中国在文明进程中相对落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她的智力笨拙或缺乏精神装备，而仅仅是因为她在探索自然和心灵时所采用的方法不太恰当。方法论是知识的关键。若中国人完全改变他们对现代智力活动的旧态度，世界肯定会感激东方巨人为人类宝贵的知识储备所做出的贡献。

先秦时期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最丰富的原创思想。当时，文明的潮流已经足够先进，一般社会和政治环境都非常有利，中国人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对生活和宇宙的大胆猜测。它没有任何过去的包袱，可以充分表达自己。它进入了一个尚未被人类触及的处女地。自然选择还没有在任何对生命的确切概念上留下印记，而国民、道德和智力特质对这些概念似乎都是普遍可接受的。对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竞争是自由而激烈的，时间还没有宣布适者生存。儒家思想仍在为生存而挣扎；道教尚未被视为一个独特的体系；所谓的异端教义，即异端邪说，与正统的正道大胆地站在同一水平上。在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不受传统和学问的暴政束缚的情况下，每一个有足够智力去创新的人都会冒险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能得到听众。如果当时的印刷和发行的设施能像今天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这个先秦时期，中国的思想世界该会呈现出怎样壮观的景象。

然而，中国人的思想似乎在这个时期消耗殆尽了，因为在以后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再没有出现过比这个时期更为原创的思想——无论是明确表达还是隐含表达。当时一些思想已经足够清晰，但遗憾的是，它们几乎被后来的哲学家完全忽视了。一旦儒家教义在人民中站稳脚跟，就不会鼓励任何不能更好地阐明儒家思想或以更流行的形式出现的教义发展。在这方面，秦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与欧洲中世纪哲学史非常相似，只是前者采取了更温和的形式。因为儒家并不赞成我们在中世纪所遇到的那种迷信、狂热和非理性的怪诞行为。它过于实用，注重道德和实证主义，拒绝被抛入形而上学的深渊。因此，在道教中发现的思路受到了扼制和阻碍，即使在与中国式的印度佛教猜想接触后，也没能进一步发展。庄子实际上就是老子哲学的顶峰，它没有体系，没有方法，但充满了神秘的暗示和模糊的假设。因此，我们认为，先秦时期的中国哲学比后来的任何时代，思想都更丰富，范围更广，猜测也更大胆。阻止中国人在哲学上取得进展的原因或许也因为他们使用了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不仅本身难以驾驭，而且语法结构也非常松散。语言是理性的工具，同时也是理解的关键。当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个工具时，我们工作的材料就无法产生自己想要的效果，读者也就无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一流的思想家怎么能用中文这样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满意呢？简洁、精炼、有力和古典的纯洁性在某些文学形式中是可取的，若为此目的，中文可能非常适合。但是，当逻辑准确性和字面准确性是首要条件时，这些修辞优势就微不足道了。更重要的是，它们对哲学写作来说是一种不便，甚至是一种障碍。

中国人思维中另一个严重缺乏的是逻辑。这一事实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就已经显现出来，并在随后的时期中贯穿始终。在印度和希腊，当知识文化达到与中国先秦时期相似的高度时，希腊人有了他们的逻辑，印度人也有了他们的hetuvidya（因果科学）。他们的推理非常严谨，得出的结论也很有系统性。他们的思维似乎比中国人更加细腻。中国人充满了常识和实际工作知识。他们不想把精力浪费在与日常生活没有明显和直接联系的事情上。他们不一定追求思想的清晰和表达的准确性，因为在我们的实际和具体世界中，并没有什么能要求绝对的准确性。中国人可能会无意识地推理：只要我们还在地球上活动，就没有必要陷入言语微妙和抽象推测的网中。因此，当他们的哲学没有像道教那样消失在模糊的神秘主义迷雾中时，它就顽强地坚持日常经验的不可知论，其中没有绝对的存在，没有神灵的启示，也没有死后永恒的个体连续性。

现在，让我们看看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思维中阐述的主要思想是什么。我们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哲学”、“伦理”和“宗教”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