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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制时代，路易十四曾说过一句颇为谦虚的话：“朕即国家。”他几乎是正确的。
但时代已经改变了。蒸汽机、大规模印刷和公立学校，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工业革命的三驾马车，将权力从君王手中夺走，并赋予了人民。由此，人民实际上获得了君王失去的权力。经济权力的转移往往伴也随着政治权力的转移。工业革命的历史表明，这种权力从君王和贵族手中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中。普选权和普及教育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最后，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害怕普通百姓——因为公众有望成为国王。
然而，如今出现了一种反弹现象。少数派发现，有一种强大的手段可以用来影响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们发现，把新获得的力量用于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就可以重新塑造大众的思想。在当前社会结构中，这种做法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政治、金融、制造业、农业、慈善、教育还是其他领域，今天所做的任何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事情，都必须依靠宣传来实现。宣传就是无形政府的执行工具。
普遍的读写能力本应该让普通人教育有素，以便掌控自己的环境。民主主义的理论认为，一旦人们能够阅读和写作，他们就会形成与规则相适应的思想。然而，普遍的读写能力并没有培养出这样的思维，而是给他带来了印有广告口号、社论、科学数据、小报琐事和历史陈词滥调的橡皮图章，而非独创的思想。每个人的橡皮图章都和成千上万其他人一摸一样，所以，当这成千上万的人受到相同的刺激时，他们都会获得相同的印记。说美国公众大部分的观念都是这种批量传播所导致的或许有些夸张，但大规模传播观念的机制就是广义上的宣传，即有组织地传播特定信念或主义的努力。
我知道，“宣传”这个词在许多人心中带有不愉快的含义。然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宣传是好是坏，都取决于它所倡导的事业的价值，以及所发布的信息的准确性。
从本身来说，“宣传”这个词有着一些技术上的含义，就像世界上的大多数事物一样，“它们本身不好也不坏，而是习俗使然。”我在《芬克和瓦格纳尔斯词典》
中找到了这个词的四种定义：
“1.一个红衣主教团体，主要负责管理外国传教工作；同时，它也指罗马的宣传学院，由教皇乌尔班八世于1627年创办，用于培养传教士神父；宣传信仰圣神学院。
2.任何传播教义或体系的机构或计划。
3.有系统地努力争取公众对某种观点或行动方针的支持。
4.一种宣传所提倡的原则。”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在最近一期中，呼吁恢复对“宣传”这个“古老而美好的词语”的尊重使用。
它说：“没有哪个英语单词的含义像‘传播’这个词一样被严重扭曲。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晚近的战争期间，当时这个词开始带有明显的恶意色彩。
“如果你去查看《标准词典》，你就会发现，这个词最初用来指代罗马在1627年设立的一组红衣主教团体，他们负责管理和监督外国传教工作。它还用来指代罗马的宣传学院，由教皇乌尔班八世创办，用于培养传教士。因此，在后来的年代，这个词开始被用来指代任何传播教义或体系的机构或计划。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在其真正的意义上，宣传是一种完全合法的人类活动形式。任何社会、宗教或政治团体，只要拥有一定的信念，并努力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让它们被人知晓，就是在进行宣传。”
“真理强大且必将战胜一切，如果某个团体相信自己发现了一项有价值的真理，那么，宣传这个真理不仅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责任。一旦他们意识到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努力才能在大规模上有效地传播这个真理，他们就会利用媒体和平台来广泛传播。只有当宣传者有意识地、故意地传播他们明知道是谎言的信息，或者他们的目的明知会对公共利益有害时，宣传才会变得恶劣和应受谴责。
“‘宣传’在其正当的含义上是一个完全正面的词，它有着光荣的起源和充满荣誉的历史。然而，如今它带有一种邪恶的含义，这只是显示出普通成年人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幼稚的思维。一群公民表达并讨论某个有争议问题而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符合社区的最大利益。这算‘宣传’吗？不，这只是对真理的明确有力的陈述。但是，如果另一群公民表达相反的观点，他们很快就会被打上邪恶的‘宣传’标签……
“有句智慧的古谚说：‘对于雌雁有益的东西对于雄雁同样有益。’让我们赶快将这个美好的古老词汇恢复到应有的地位吧，以便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它庄重的意义。”
宣传对我们周围事务的影响程度可能让即便见多识广的人也感到惊讶。然而，只需要看一看报纸，我们就能看出宣传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纽约时报》的第一页上，包含了八个重要的新闻报道。其中四个，也就是一半，就属于宣传。对于随意阅读的读者来说，他们会将其视为自发事件的报道。但它们真的是自发事件吗？以下是它们的标题：“十二个国家警告中国必须先进行真正的改革才能得到援助”“普里契特报告称犹太复国主义将会失败”“房地产商要求进行交通调查”以及“胡佛报告称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历史最高的”。
让我们逐个来看看：关于中国的文章解释了中国的司法委员会的联合报告，它详细阐述了各国在中国混乱局势中的立场。虽然它所说的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它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来源。这份报告是由“国务院今天公开的”，目的是向美国公众呈现国务院的立场。因为它来自国务院，所以具有权威性，而美国公众则倾向于接受和支持国务院的观点。
普利切特博士的报告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位董事尝试寻找关于这个犹太殖民地在不安定的阿拉伯世界中的真相。普利切特博士的调查让他相信，从长远来看，犹太复国主义会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和不幸。这个观点以卡内基基金会的权威性进行广泛传播，以便公众听到并相信。同样，纽约房地产委员会主席的声明和胡佛的报告都是类似的试图影响公众形成某种观点的尝试。
这些例子并不是要给人们留下宣传活动具有邪恶意图的印象。相反，它们被列举出来是为了说明事件是如何有意识地引导的，并展示了这些事件背后的人是如何影响公众舆论的。这些都是现代宣传活动的例子。现在，我们可以尝试给宣传下一个定义：
现代宣传是一种持久、持续的努力，旨在创造或塑造事件，以影响公众与某个企业、理念或群体的关系。
在如今的社会中，这种创造某种环境并在数百万人的心中形成观念的做法非常普遍。现在，几乎没有哪个重要的事业可以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建造大教堂、捐助大学、推广电影、发行大规模债券，还是选举总统。有时候，这种对公众的影响是由专业宣传人员创建的，有时则由被委派担任这项任务的业余人士来完成的。重要的是，它是普遍而持续的，就像军队试图重塑士兵的身体一样，它也在对公众的思想进行组织和调控。
如此庞大的人数可以被组织和调控，并且一旦被组织起来，他们就会变得坚定无比，以至于有时候一个群体会施加无法抗拒的压力，甚至使立法者、编辑和教师都无可奈何。这个群体会坚守它的固有印象，正如沃尔特·利普曼
所称的，将那些被认为是公众舆论领袖的强大存在变成了浪花中的浮木。当一个“帝国巫师”意识到，人们可能存在对理想的渴望时，他就会展示一个纯正民族主义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迎合了老一代美国人的偏见——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繁荣正在被新移民所侵占，因此，他们迅速接受并认同这一形象。于是，他们穿上以白色头巾和枕套为标记的装扮，成千上万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足以左右州级选举，甚至也会对全国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组织中，公众的认可对于任何大型事业都至关重要。因此，一个值得赞扬的运动也可能会失败，除非它能给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慈善事业——包括商业、政治以及文学，都不得不采用宣传手段，因为公众必须被组织起来捐款，就像它必须被组织起来进行结核病预防一样。中东救援组织、纽约贫困改善协会以及所有其他组织都必须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工作，就好像它们要销售牙膏一样。我们为婴儿死亡率的降低感到自豪，而这也同样是宣传的功劳。
宣传无处不在，它确实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即使这种观点可能过于悲观，但它的确反映了一种无需怀疑的存在的趋势。事实上，随着人们认识到宣传在获取公众支持方面的有效性，它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这显然表明，任何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人都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为了某个目的而引导公众的某些群体。过去，统治者就是领导者。他们通过简单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决定历史的进程。而如今，统治者的继任者——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他们会发现，自己不能在没有公众的认可下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宣传是一种越来越强大的工具，通过它，统治者可以获得公众的认可。因此，宣传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战争期间宣传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让各个领域中那些聪明的少数人开始认识到统一公众思想的潜力。美国政府和许多爱国机构开发了一种新的技术，对于那些习惯于争取公众认同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方式。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视觉、图像和听觉）呼吁个人支持国家事业，赢得了各个群体中关键人物的合作——这些人的发言对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都具有影响力。因此，他们自动获得了兄弟会、宗教、商业、爱国、社交和地方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的成员从他们习惯听取意见的领导人和代言人那里获取观点，或者从他们习惯阅读和相信的定期出版物中获取信息。同时，宣传的操纵者利用公众的思维模式和情绪习惯，制造出对敌人所谓的暴行、恐怖和专制的群体反应。战争结束后，聪明的人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将类似的技术应用于和平时代。
实际上，战后的宣传实践与二十年前流行的形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新技术可以称之为新宣传。
它不仅考虑个体，也不仅仅关注群体思维，还更注重社会的结构和群体之间的联系。它将个体看作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细胞，但同时也将个体有机地组织成社会的一个部分。当在敏感的位置触发了神经，你就会从社会有机体中特定的成员那里得到自动的反应。
商业领域提供了许多生动的例子，说明利益相关的群体如何影响社会公众。比如，纺织制造商失去市场的问题。不久前，天鹅绒制造商面临破产的危机，因为他们的产品已经过于陈旧。经过分析，他们发现，在美国重新掀起天鹅绒的流行趋势是不可能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应该去哪里呢？显然是巴黎！巴黎是时尚之都，而丝绸之都则是里昂。他们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他们决定通过有计划的方式，利用正规的时尚分销渠道来影响公众。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公开得到制造商支持的天鹅绒时尚服务机构。该机构的首要任务是与里昂的制造商和巴黎的时装设计师建立联系，了解他们的动向，并鼓励他们在设计制造的服装和帽子中使用天鹅绒，并帮助他们有效地推广这些产品。他们还找来了一位聪明的巴黎人加入他们的团队。他拜访了朗万、华丽、艾格尼丝、帕图等品牌商，并说服他们在生产的礼服和帽子中使用天鹅绒。他还安排了知名的贵族女士们在公共场合穿着这些帽子或礼服。至于向公众推广这个理念，美国的买家或时尚女性只需要在时装设计师或帽子店的工作室里看到天鹅绒的作品，她们就会因为喜欢它并且它正流行而购买。
美国的杂志编辑和时尚记者，同样受到了实际（虽然是人为创造的）情况的影响，他们在新闻报道中反映了这种情况，进而影响了这里的买家和消费者。结果是，最初只是一小股天鹅绒的需求最后变成了一股洪流。在巴黎和美国，人们就这样慢慢而有计划地创造了需求。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为了成为时尚的领导者，凭借法国时装设计师的权威身份发布了天鹅绒礼服和帽子的广告，并引用了他们发来的原始电报。成千上万家想成为时尚引领者的百货商店也纷纷效仿。快报紧跟着新闻报道，信件也跟着电报。然后，美国的女性旅客就穿着天鹅绒礼服和帽子出现在船上的新闻摄影师面前。
这种创造的环境的确产生了影响。“善变的时尚又转向了天鹅绒，”这是一家报纸的评论。于是，美国的相关行业再次使成千上万人忙碌起来。
新的宣传方法，通常着眼于整个社会的构成，以聚焦并实现公众的愿望。然而，一个特定的改革愿望，无论它有多广泛，如果不能变得清晰明确，并对相关的立法机构施加足够的压力，它就无法转化为行动。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主妇可能会认为，对健康有害的加工食品应该禁止。但是，除非她们“半表达”出来的需求能够被有效组织起来，并成为广泛的呼吁，进而集中在州议会或联邦国会上，以某种方式产生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否则，他们个体的愿望很少有机会以有效的法律形式体现出来。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会寻求宣传来组织和实现他们的诉求。
很显然，明智的少数群体需要持续而有系统地运用宣传。对那些积极传播思想的少数派来说，让他们的自私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对美国的进步和发展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富有智慧的少数人的积极努力，才能让广大公众意识到并采纳新的观念。
少数人可以组成小团体，让我们对某个特定主题产生特定的思考方式。然而，每种宣传通常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他们都急于说服大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