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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走着，远远地望见一座绿荫沉沉的森林，就是一个喜悦，就会不自禁地走入这座森林里，在那里漫步一会儿，仅仅是一会儿，不管是朝暾初升的时候也好，是老蝉乱鸣的中午也好，是树影、人影都被夕阳映照得长长地拖在地上的当儿也好，都会使我们有清新的感觉。那细碎的鸟声，那软毯子似的落叶，那树荫下的阴凉味儿，那在枝头上游戏够了，又穿过树叶儿斑斑点点的跳落在地上的太阳光，几乎无不像在呼唤着我们要在那里流连一会儿。就是地上的蚂蚁们的如何出猎，如何捕获巨大的俘虏物，如何把巨大的虫拖进小小的蚁穴等等的活动，如果要仔仔细细地玩赏或观察一下的话，也足够消磨你半小时乃至一小时的工夫。
从前的念书人把“目不窥园”当作美德，那就是说，一劲儿关在书房里念书，连后花园也不肯去散步一会儿的意思。如今的学生们不同了。除掉大雪天或下大雨的时候，他们在屋里是关不住的了。三三两两地都带了书本子或笔记本子到校园里、操场上，或者公园里去念。我看了他们，就不自禁有一股子的高兴。我自己在三四十年前就是这样地带了书本子或带了将要出版的书刊的校样到公园里工作的。
可是言归正传。以上所说的只是一个“引子”的“引子”。“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一句鼓励念书人的老话。当然，我们如今没有人还会想到念书的目的就是去住“黄金屋”。不，我们只明白念通了书，做了各式各样的专家，其目的乃是为人民服务。在念书的过程里，也就是说，在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里，在从事这种劳动的当儿，研究工作的本身就会令人感染到无限喜悦的。——当然必须要经过摸索的流汗的辛苦阶段，即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阶段。在书林里漫步一会儿，至少是不会比在绿荫沉沉的森林里漫步一会儿所得为少的。
书林里所能够吸引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绝不会比森林里少。只怕你不进去，一进去，准会被它迷住，走不开去。譬如你在书架上抽下一本《水浒传》来，从洪太尉进香念起，直念到王进受屈，私走延安府，以至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你舍得放下这本书么？念《红楼梦》念得饭也吃不下去，念到深夜不睡的人是不少的。有一次有好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们抢着念《海鸥》，念《勇敢》，直念到第二天清晨三时，还不肯关灯。结果，只好带强迫地在午夜关上了电灯总门。有人说这些是小说书，天然地会吸引人入胜的。比较硬性的东西恐怕就不会这样了。其实不然。情况还是一般。譬如我常常喜欢读些种花种果的书。偶然得到了一部《汝南圃史》，又怎肯不急急把它念完呢。从这部书里知道了王世懋有一部《学圃杂疏》，遍访未得。忽然有一天在一家古书铺里见到一部《王奉常杂著》，翻了一翻，其中就有《学圃杂疏》，而且是三卷的足本（《宝颜堂秘笈》本只有一卷），连忙挟之而归，在灯下就把它读毕，所得不少。有一个朋友喜欢逛旧书铺，一逛就是几个钟头，不管有用没用，临了总是抱了一大包旧书回去。有时买了有插图的西班牙文的《吉呵德先生传》，精致的德文本的《席勒全集》，尽管他看不太懂西班牙文或德文，但他把它们摆在书架上望望，也觉得有说不出的喜悦。有的专家们，收集了几屋子的旧书、旧杂志，未见得每本都念过，但只翻翻目录，也就胸中有数，得益匪浅。有时“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东西，就在这一翻时“得来全不费工夫”。宋人的词有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境界在漫步书林时是经常地会遇到的。
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或多或少地有收获的。
以上只是一个开场白。下面想把我自己在这座书林里漫步的时候的所见所得，择要地“据实道来”。只要大家不怕厌烦，我的话一时完不了。
书林浩瀚如大海，“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只能就自己所熟悉的谈谈吧。“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首先介绍几部古代的有关农业的书籍是有意义的。中国夙称“以农立国”，但有关农业的书却不很多，远不如兵书之多，更不如医书的“汗牛充栋”。《四库全书》所著录的自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以下凡十部，其附存目则自唐陆龟蒙《耒耜经》以下凡九部。其他书目里，著录的农书也很少。但如果把有关经济作物的书，有关花、果、药物的书，水利的书，和有关牛马等牧畜的书一同统计在内，则也可成一巨帙。记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中国农业书目》一册印行，惜今已罕见。我之所以收集农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们有木刻的插图。后来，连类而及，就连没有插图的农书也兼收并蓄之了。在有木刻插图的农书里，我最喜欢元代王祯撰的《农书》。这是一部篇幅相当大的书。我曾于某氏处见到一部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的山东刊本，凡六册，首有临清阎闳序。书中插图，浑朴有力，气象甚为阔大，是木刻画里的上乘之作。因着意欲收购一部，访之南北各肆，乃获残本一部，凡五册，仅阙《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至二十。虽非全书，亦自满意。此书包罗甚广，凡分三部分。首为《农桑通诀》，分六集。（《通诀》目录下注云：“古之文字皆用竹帛。逮后汉始为纸疏，乃成卷轴，以其可以舒卷也。至五代后汉〔按“汉”应作“唐”〕明宗长兴二年，诏《九经》版行于世，俱作集册。今宜改卷为集。”内聚珍本无目录，却改集为卷。）自“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授时篇”，“地利篇”，“孝弟力田篇”，“垦耕篇”，“耙劳篇”，“插种篇”，“锄治篇”，“粪壤篇”，“灌溉篇”，“劝助篇”，“收获篇”，“蓄积篇”，“种植篇”，“畜养篇”，“蚕缲篇”到“祈报篇”，是“通论”性质的书，特别着重说明南北各地的土宜。“北方农俗所传：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垦耕篇”）像这一类的“因地制宜”，切合各地需要的话是随处可以读到的。次为“农器图谱”，分二十集：“田制门”“耒耜门”“臿门”“钱镈门”“铚艾门”“杷朳门”“蓑笠门”“筿蒉门”“杵臼门”“仓廪门”“鼎釜门”“舟车门”“灌溉门”“利用门”“麰麦门”“蚕缲门”“蚕桑门”“织纴门”“纩絮门”及“麻苎门”，凡农桑所需的器物，无不毕具，绘图立说，极为详尽。第三部分为“谷谱”，分十一集：集之一至二为“谷属”，集之三为“蓏属”，集之四至五为“蔬属”，集之六至八为“果属”，集之九为“竹木”，集之十为“杂类”（苎麻、木绵、茶等），集之十一为“饮食类”（这类内阙“豳七月诗说”及“食时五观”二篇，各本皆同）。
这部书作于元皇庆癸丑（公元1313年），离今已有六百四十多年了，读起来还觉得语语翔实，通俗合用，不仅总结了古代农业科学的好的经验，而且，更有新的见解和新的创造。《四库提要》云：“《图谱》中所载水器，尤于实用有裨。”的确，在“灌溉”“利用”二门里，有的水器是很重要的创作。王祯自云：“既述旧以增新，复随宜以制物，或设机械而就假其力，或用挑浚而永赖其功。”（“灌溉门”引言。）《图谱》的最后，附有法制长生屋，造活字印书法等。造活字印书法乃是乾隆时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出版前的一篇最详尽的叙述活字印书的方法的文章，极为重要。其中说，有用烧熟瓦字的，有铸锡作字的，又有雕板木为字的。从宋代毕昇创作胶泥活字版后，到了十四世纪的初期，已进一步地用到锡活字和木活字了（欧洲用活字印书开始于十五世纪中）。叙述检字方法，说：“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皆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这也是一个创造。我从前见排版的工人们皆立而摘字，所谓“以人寻字”的，却没有利用到六百四十多年前就已发明的这种坐而摘字，“以字就人”的科学方法。
这部《农书》是徐光启《农政全书》出版之前最详尽的农业科学的总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而又结合实际地叙述着许多耕种、缫织的技术。没有一句空谈，没有不能见之实用的幻想。作者是把农民们的实际的经验总结起来的，所以，绝不是一部“闭门造车”的书。我们应该把这部书作为农业学校里的必读的教科书才是。
这部书的作者王祯，生平不详，只知道他“字伯善，东平人，曾官丰城（按疑应作“永丰”）县尹”。他自己说，曾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我在顺治十三年刊本的《旌德县志》卷七《官师志》里，果然找到了有关于他的一段材料：“元贞元年（1295年）任。东鲁人。修学宫，建尊经阁，治坛、庙、桥、路，施药济人。”《农书》就在那时候开始写的。因为要印行《农书》，所以创造了木活字。“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他迁任信州永丰县。曾将这副活字携而之官。这时，他的《农书》已经写成了。“方欲以活字嵌印”，却知江西已经命工刊板，遂中止。
《农书》的版本，除嘉靖本外，我曾在上海见到一部明“万历二载甲戌（1574年）济南府章丘县刊行”的本子（福建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的《农书》即从此万历年刊本出），显然是翻刻那部嘉靖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载王氏《农书》，说：“《农桑通诀》六，《农器图谱》二十，《谷谱》十，总名曰《农书》。”其内容正与嘉靖本同。唯他未注明版本，不知所收的是嘉靖本还是万历本。清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里辑出这部《农书》来。按《大典》目录，卷之六百二十五到卷之六百四十，共十六卷，所收皆为《农书》，唯在《农书》十四、十五下，注“农桑辑要”，在《农书》十六下，注“农桑衣食辑要”。在《农书》一至《农书》十三下，则并未注有书名。《四库全书·农书提要》云：“《永乐大典》所载并为八卷。”则其中有八卷是王祯《农书》。至所余五卷究是何书，则今已不可得而知了。我曾将从《大典》本书的内聚珍本《农书》和嘉靖本对校了一下，异同不多，可见《大典》所收乃是王氏全书，且是最近于王氏原本的本来面目的。唯《大典》本有王氏的《农书》原序，云：“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二百有七十。”（嘉靖本无此序）《大典》既并之为八卷，内聚珍本又分之为二十二卷，只有嘉靖本作三十六集，尚存原本规模。究竟内聚珍本分作二十二卷有何根据呢？据《提要》说，是根据《读书敏求记》的。但我们所见的各本《敏求记》从没有将《农书》分作二十二卷的。不知当时馆臣所见的是何本《敏求记》。好在原书的篇目次第俱在，固不难于恢复原本的本来面目。这部分作三十有七集的恢复本来面目的《农书》希望能够早日重印出版。现在，不要说嘉靖本，或万历本《农书》已在市上绝迹，就是内聚珍本，福建重刻《聚珍版丛书》（江西和浙江重刻的《聚珍版丛书》，均无《农书》在内），广东广雅书局重刻《闽聚珍版丛书》，乃至石印小字本、铅印本的《农书》，也都成了“可遇不可求”之物。像这样的一部重要的而且必读的农业科学的古典著作，是值得几位专家们尽快地花费若干时日，把它整理一下的。
《多能鄙事》是一部流传得相当广的民间日用书，从饮食、服饰、器用、百药、农圃、收养，一直到阴阳、占卜等类，凡人民日常所必需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均具于书中。全书分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又分三卷，共十二卷。今所见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青田县儒学教谕程法所刊的，又曾见一部稍后的本子（万历刊），亦有程法的序。这书的作者相传是刘基。“刘伯温”这个名字，在民间是人人知道的，他的知识广博，多能鄙事，未占先知，料事如神，也是人人都晓的。流传很广的预言书之一《烧饼歌》，就相传是他作的。这部书从第八卷起，足足有五卷，述的都是“大小六壬课”“营造吉凶”“营生杂用”“上官出行”“麻衣道言”“杂占法”等，依托于他的所作，是不足怪的。唯第一至第七卷则多实用的知识，像“造酒法”“造醋法”“糖蜜果法”“洗练法”“染色法”“理容方”“种水果法”“种药物法”“养治六畜法”等，大类《齐民要术》《饮膳正要》《农书》所述的，有时且加详，补其所未备。可能有些“经验”良方，是很有用、有效的。像“理容方”里的乌须方，治落发方等，不知有人试过没有。又像“洗糨铁骊布法”云：
“松子肉研细糨之，不脆。”
又法：“用好茶末少许入糊糨之，或煎浓茶入香油一滴糨，亦佳。”（卷之四服饰洗练法）
“铁骊布”，在明代很风行，今日似已不大见到（比湖南浏阳出产的夏布更薄、更细、更脆硬）。像这样的小小经验，都是出于实际的多次试用的结果，然后才加以推广的。但有些经验却颇为怪诞，是属于民间的迷信、禁忌的一流，则是五百多年以前的社会里所不免会产生的。不过，我们对于推广那些“经验良方”等等，却要特别加以小心。非得有确实的试验的结果，不宜冒失地便加以采用。我有一个想法：对于古代流传的许多种植法，食物、水果保存法，酒酱酿造法，理容法，养治六畜法，以及经验良方等等，应该分别由有关部门，像农业研究所，食品工业部门，医药卫生部门等等，加以有组织、有系统的试验。是好的，就要发扬之。是有害的，就要加以批判、驳斥，不能听任其“谬种流传”。总之，在保存和发扬古代优良的传统和经验的同时，还要对人民的健康和生产安全负责。这一段话，不仅是专指《多能鄙事》这部书说的，也适用于一切我底下所谈到的好些类似的书。不然的话，不免要成为胡乱介绍若干谬诞的经验和方法了。
像这样一类书，为民间日常所需要的，历代都有不少，唯不易流传下来耳（今所知的，在宋代、元代就有不少部。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却绝少保存下来）。人民是需要这一类日常顾问式的百科全书的。在二十多年前，商务印书馆印的《日用百科全书》就颇受欢迎。上次述的一部《多能鄙事》，也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无撰者姓氏——像这一类的书都是不易知道确实的作者的——是明代万历初年的经厂刊本。分甲至癸十集。甲集是“为学”和“家书通式”等。乙集是“家法”“家礼”，末为“族葬图法”。丙集是“仕宦”，却有“周公出行吉日”“百怪断经”“梦寐因想”三项包罗在内，足征仕宦者的“患得患失”的心理。丁集为“宅舍”，并及“牧养良法”。戊集为“农桑类”，却附以“文房适用”“宝货辨疑”。己集为“诸品茶”以至“酒曲类”“饮食类”。庚集为“饮食类”“染作类”“香谱”“闺阁事宜”。辛集为“吏学指南”。壬集为“卫生”，以“养老奉亲书”“治诸病经验方”为主。癸集为“谨身”，以“三元参赞延寿之书”及“修养秘论”为主。其中，以丁、戊、己、庚、壬五集为最有关于民生实用，甚类《多能鄙事》。其他五集则专为仕宦和学人们准备的，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了。其中有许多种植、牧畜、酿造之法和治诸病的经验良方可与《多能鄙事》相印证相补充。“宝货辨疑”是典当铺的教科书，相传的都是钞本。这却是最早的见于“刻本”里的。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却把它抽出作为一部单行的书印出。
这部书很有用，但不多见。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便民图纂》不知何人所辑。镂板于弘治壬戌（1502年）之夏。首列农务、女红图二卷。凡有便于民者，莫不俱列。为人上者，与《豳风图》等观可也。”章钰云：“《明史·艺文志·农家类》邝璠《便民图纂》十六卷。是书为璠撰无疑。同治《苏州府志·名宦》：瑶字廷瑞，任丘人，进士。弘治七年（1495年）知吴县，循良称最。”（《敏求记校证》卷三之中）我所藏的一部明万历癸巳（1593年）刊的《便民图纂》，于永清序上就说：“邝廷瑞氏《便民图纂》，自树艺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调摄之节，刍牧之宜，微琐制造之事，捃摭该备，大要以衣食生人为本。是故绘图篇首而附纂其后，歌咏嗟叹以劝勉服习其艰难。一切日用饮食治生之具，展卷胪列，无烦咨诹。所称便民者非耶？”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嘉靖甲辰（1544年）蓝印本，有欧阳锋、吕经二序，黄眙道、王贞吉二跋。唯弘治原刊本则未见。嘉靖本为十六卷，万历本则只有十五卷。盖以万历于永清本，把农务、女红二图并作一卷了。其余“耕获类”（麻属附）、“桑蚕类”、“树艺类”（二卷）、“杂占类”、“月占类”、“祈禳类”、“涓吉类”、“起居类”、“调摄类”、“牧养类”及“制造类”（二卷）等，凡十一类十四卷，则嘉靖、万历二本皆同，文字也没有什么歧异。唯嘉靖本的农务、女红图甚为粗率，有的几乎仅具依稀的人形。万历本的插图，则精致工丽，仪态万方，是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木刻画之一。农务凡十五图，女红凡十六图，出于傅汝光、李桢、李援、曾中、罗锜诸人所刻。他们都是这时代的北方刻工之良者。这个“耕织图”可信是从宋代楼璹的本子出来的。邝璠题云：“宋楼璹旧制耕织图，大抵与吴俗少异。其为诗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者。”他所撰的吴歌的确是平畅易晓，特别是用了“山歌”体，吴人是会随口歌之的。像“下壅”云：
稻禾全靠粪烧根，豆饼河泥下得匀。
要利还需着本做，多收还是本多人。
于施肥的功效说得简单而明了。又像“喂蚕”云：
蚕头初白叶初青，喂要匀调采要勤。
到得山上成茧子，弗知几遍吃艰辛。
这些，都是可以顺口歌唱出来的。楼写的《耕织图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加以著录，却没有“图”。今所见的“耕织图”的刻本，当以此书所附的“农务”“女红”二图为最早了。“耕获类”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开垦荒田法”：
凡开久荒田，须烧去野草，犁过，先种芝麻一年。使草木之根败烂，后种五谷，则无荒草之害。盖芝麻之于草木，若锡之于五金，性相制也。务农者不可不知。
如果这个法子试之有效，则对于今天开垦荒地的农民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在“调摄类”里，有治“鼓胀”（血吸虫病）方三。不知中医们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于南方好几省的农民们关系很大，故录之如下：
〔紫苏子汤〕苏子（一两）、大腹皮、草果、厚朴、半夏、木香、陈皮、木通、白术、枳实、人参、甘草（各半两），水煎，姜三片，枣一枚。
〔广茂溃坚汤〕厚朴、黄芩、益智草、豆蔻、当归（各五钱）、黄连（六钱）、半夏（七钱）、广茂、升麻、红花（炒）、吴茱萸（各二钱）、甘草（生）、柴胡、泽泻、神曲（炒）、青皮、陈皮（各三分），渴者加葛根（四钱）。每服七钱，生姜三片，煎服。
〔中满分消丸〕黄芩、枳实（炒）、半夏、黄连（炒，各五钱）、姜黄、白术、人参、甘草、猪苓（各一钱）、茯苓、干生姜、砂仁（各二钱）、厚朴（制一两）、泽泻、陈皮（各三钱）、知母（四钱），共为末，水浸蒸饼，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熔热白汤下。
这部书的全部都可以说是适合于农民们日常应用的，与《居家必用》至少有半部是为“学士大夫”们所适用的不同。我想，虽然其中不免有迷信、禁忌之语，但大体上是“便民”的，也应该在加以整理后印出，供农业部门和医药卫生部门等专家们的参考。
在一家古书店的架上，看到一函袖珍本的书，题作《墨娥小录》。这书名甚奇，不知道书里究竟讲的是什么。便取下来看，原来是《多能鄙事》这一类的东西，也不知是何时人写作的。首有一序，题光绪癸未（1883年）武林玉书振麟氏隶。又有学圃山农一序，明说是明隆庆间胡君文焕所重刊的。其中多有制造秘方、种植巧技和养禽宜忌，香谱、牙牌谱等。小小妙术，多有“谈言微中”之处。后在上海，得明刻本一部，已将书名改过。回到北京后，又在邃雅斋获明胡文焕刻本一部，即所谓《格致丛书》本的。为了要搞清楚这一部的来源，又到北京图书馆检阅馆藏的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和明隆庆辛未（1571年）吴继刊本。这两部恐怕都不是全书。胡文焕本凡十四卷，天一阁本却只有头五卷，吴继刊本却只有头六卷。第七卷以后，不知吴本为何脱落了。颇疑原来是完全的。吴继的序说道：“自文艺、种植、服食、治生，以至诸凡怡玩，一切不废。如元凯武库，随取具足。不知辑于何许人，并无脱稿行世。晦且湮者亦既久矣。客有访余，出共阅之。以为民生日用所需甚悉。《居家必用》及《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类诸所未备者，聿皆裁之。按简应事，则愚可明，拙可巧。锓而广之，亦觉世之一道也。”按种植、服食、治生诸类在第八卷到十一卷里。由此可证吴继刊本并不缺，唯北京图书馆所藏吴本，却是一个残本耳。光绪间刻的袖珍本也非全书。独胡文焕本最为完备。本书所述的秘方妙诀，有不少的确可补《多能鄙事》诸书之所未备。但荒诞无稽的话却更多。修真养性，丹房烧炼，乃是明代中叶以来一部分士大夫们的幻想。居然有人信以为真，以为仙人可致，仙境可登。像屠隆所作的《修文记》剧曲，就真的是“满纸荒唐言”也。这个风气越传越盛。直到农民大革命起来之后，官僚地主们的修仙迷梦方才被惊醒了。但除了那些不经的荒诞之谈以外，《小录》里毕竟还有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好的成就和经验的记录。这些成就和经验，其创始者和发明者们，虽都已姓氏湮如，但在日常应用上和科学技术史上，却大是值得注意保存之，甚至应该加以发扬光大之的。譬如，造糨糊就有两法：
〔糊法〕乳香、白芨粉（即腻粉），明矾黄蜡胶，更兼白石钳（石灰也），永保百年牢。
〔粘合糊〕糊内入白芨末、豆粉少许，永不脱。
粘瓷器法是：“糯米粥和鸡子清，研极胶粘，入粉些少，再研用，妙甚。”这些都是可以在试验有效后加以推广的。像这一类的“玩意儿”还多得很呢。又像“打饼三五日尚软条”云：“和面时入盐、蜜各少许在内，可留三五日永不硬。”这方法如果试之有效，和民生是颇有关系的。其中“艺术戏剧”一门（卷六），尤多有关古代的“化学变化”的话。像造“烟火”就有很多的方子。像“铅化锡”就有两个方子。染色的方法尤多。他们把那些化学变化都叫作“艺术戏剧”，正如把“火药”的发明，用作炮仗和烟火一样。在那些游戏项目里，可能会找出些新的东西来。又这书的每个本子，可能都会“后来居上”，新增些“东西”进去。吴继的刻本，就比明抄本多出若干则来。像千里茶（卷四）以下三则，枯痔药方（卷五）以下五则，都是抄本所无而为刻本所增的。像这一类书，明代中叶以后，写作得甚多。在《格致丛书》《夷门广牍》和《宝颜堂秘笈》里就收有不少部。独高濂（作《玉簪记》的）的《遵生八笺》是单行的。它们往往包罗万象，而尤着意于养性修真、打坐炼丹诸术，与《墨娥小录》大体是同一类的东西。我只举最早的一部《墨娥小录》谈谈，不再话及其他的了。
古书之失传者多矣。幸而孤本相传，偶一遇之，得不像爱护头眼似的爱护它么？我在杭州一书肆，获见《梅史》，即诧为未见书，亟购得之。携之行箧，不离左右，可谓珍惜之至。作者汪懋孝，字虞卿，休宁人，大概是一位画家。吴子玉的序道：“予邑汪伯子虞卿，乃独耽而专焉，为一时邑之画学所称。”书为万历间（约1600年）所刻，甚精，刻工为黄时卿，是一个徽派版画刻工的能手。首有“写梅叙论”七则：原起、名法、楷模、笔墨、造妙、师承及郑重。以下就是“插图”了。穷态极妍，尽“梅”的清奇与古拙之至。宋代有宋伯仁的，曾刻《梅花喜神谱》。乾隆间，沈氏曾翻刻之。知不足斋鲍氏也刻之，收入“丛书”第二十六集。《夷门广牍》里有《罗浮幻质》一卷。明末，黄氏刻画谱八种，其中也有《刘雪湖梅谱》。关于论画梅的书是“我道不孤”的。独此《梅史》为最罕见。今人翻刻古画，于精致的界画，飘拂的衣袂，纤丽的蜂蝶，乃至博古、人物，均能不失原作的精神，但于翻刻老干嫩枝时，则笔力大弱，仅具形似，少有生气，完全抹杀了“疏影横斜”的风度。黄时卿刻《梅史》，则刀法极有力，也能表现出画家的本意来。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应该加以深刻的研讨。
这部书大有历史。它是一家上海古书铺的“专家”，到徽州收书的时候，从废纸堆里“救”出来的。这件事还曾见之于新华社的上海通讯。这么一部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着呢？这里面有文章。余象斗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的福建省建安县的一个“出版家”。曾经刻过不少书，而以小说书刻得最多。他刻过《水浒》，刻过《三国》，刻过《两晋志传》，刻过《四游记》。这部《列国志传》也便是他所刻的。他不仅刻书，他还编书。《四游记》里有《南游记》和《北游记》，就是他自己动手编辑的。他是一位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的出版家。我们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编刻“小说”的人是多么被“卫道之士”看不起！不是说他们诲淫、诲盗，就是咒诅他们要被“天火”烧家。然而，老百姓们是多么需要看些不是颂扬皇上圣明的，与他们自己有些益处的，且是能够使他们感动，使他们兴奋，使他们惊叹，使他们时而泣，时而笑，时而喜，时而悲的文学作品啊。余象斗，还有其他有勇气而不顾“世俗”诽笑的出版家们（主要是在建阳、南京、苏州、杭州一带的），便供应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我们到今天还能够见到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可以说应该感谢他们。然而这一类的“闲书”看的人越多，便越容易散失、毁亡。倒不是被烧掉——当然，有些“卫道之士”是要聚而焚之——而是因为看的人多，借来借去，看抛掉，看散失了，甚至看得纸张腐烂了，就此完蛋。所以，这些受老百姓们欢迎的小说书等，最难流传得下来。还有，古代好版本的书，像宋刻本、元刻本、明钞本等等，藏书家们还知道十分宝爱，逃难时，每每挟之而逃，故能够历劫犹存。像这些小说书呢，原是消闲之物，“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还肯慎重地保存、保护着它们呢？以此便消灭得更快、更易了。建安版的小说书，而每在安徽出现，这说明了安徽省，特别徽州一带地方，变乱比较少，罕遭兵燹，故“闲书”等等，还比较地能够保存下来。我曾到过建阳（即建安），那里是什么也没有了。书店早已歇业——可能在清初，至迟在清代中叶，就不见有建版的书了——要找一本明代建版的书，难如登天，更不用说什么宋、元时代的建版书了。只剩下夕阳斜照在群山上，证明那里曾经是“盛极三朝”（宋、元、明）的一个出版中心而已。余氏世业刻书。所谓宋余仁仲本的《礼记郑注》更有大名。这个余象斗，可能就是宋代（南宋：1127—1279年）余家的后裔吧。那么，他的一家，经营出版事业，至少已有三百多年了。世界上有像他家似的历史那么悠久的一家出版商么？
余象斗字文台，号三台山人。他所刻的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继承了宋、元以来的建安版书籍的型式，特别着意于“插图”，就像现在印行的“连环图画”似的，上层是插图，下层是文字。图文并茂，使读者们阅之，兴趣倍增。这部《列国志传》也就是刻成这样古老的型式的。插图虽是狭长的一条，人物形象虽小，却十分生动活泼，一望而知，绘、刻的功夫不浅。内容方面曾与陈眉公本的《列国志传》相对读，差别不大。
这部书，上海古书铺一下从徽州得来，只残存一册，即最后的第八册。像这样的小说残本，我们为什么如此地看重它呢？倒不完全为了它是明代余象斗的刻本，刻得精美，流传得极少之故，更重要的原因，还为的它是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原来，禁止以古书造纸，早已有了明令，但未能贯彻下去，各地造纸厂，不知毁坏了多少有用的好书和资料。四川省曾经抢救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的日记的稿本，足足有百册。浙江省救出了太平天国时代做过上海道，和帝国主义者们勾结起来，组织“长胜军”的吴煦家里所保存的档案。南京赵世暹先生曾从论担称斤的旧书里，获得了宋刻本的《金石录》三十卷的全书。上海方面，也在造纸厂所收集的将作纸浆的旧书里，找出了不少好书、好资料。没有被发现而在不声不响之中被毁灭了的好书、好资料，更不知道有多少！一旦失去，从此不见天日！安徽省是一个文献之邦，徽州一带，尤为古旧书籍集中之地。据上海的那位“专家”告诉我，一扎一扎的古书，不知道有多少，在等待着“入锅化浆”。他想仔细地检查一番，但造纸厂的人却不耐烦了，只好草草地收场回来。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绵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炮仗，会放得特别响。他和他们商量，能否在纸堆里拣些什么出来。但他们干脆地拒绝了，连纸捆子也不让打开。这不是很可伤心的事么？不仅安徽省得好好地、大力地杜绝这样的糟蹋、毁坏文献和科学研究的资料的事的继续进展下去，别的地方也应该同样努力地防止把古书作为废纸，作为造纸浆的原料。有的地方，收废纸的人为了怕文化部门的人打麻烦，在打包运出之前，就把整本、整部的书，故意地先行撕破扯烂，省得有人来拣拾什么，正像收集“废铜”的“社”，收到古代青铜器或旧的铜佛像等等，便先行打烂敲碎，碎得一片片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以免“文管会”等等的人来挑选。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一种心理在作祟！这一册《列国志传》是幸运地不至“冤沉海底”了，但其他“七册”呢？已化为纸浆了！见此一册的得“救”，益盛感他册，乃至无数他书的不能及时“救”出的痛心！这便是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大张旗鼓”宣传这部或这一册书的主要原因了。
对于事物有新鲜的感觉有缜密的考察，因而发现或发明些科学原理或规律，或有益于人类的动植物的新品种的，在中国古代实“大有其人”。且举一个比较新鲜的例子吧。
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穗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年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余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一岁两种，亦能成两熟，口外种稻，至白露以后数天，不能成熟。惟此种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庄稻田所收，每岁避暑用之，尚有赢余。曾颁给其种与江、浙督抚、织造，令民间种之。闻两省颇有此米，惜未广也。南方气暖，其熟必早于北地。当夏、秋之交，麦禾不接。得此早稻，利民非小。若更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将来盖藏，渐可充实矣。
这一段话见于《康熙几暇格物论》（《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亦见引于乾隆本《援时通考》。清末，宗室盛昱亦曾将此编六卷抽出，录为两本，石印行世。只为了在丰泽园的阡陌上走走，留一下子神，便发现了“御稻米”这个“嘉谷”，“利民非小”！今此种“御稻米”，不知北京附近尚有种之者否？想不至绝种。应该大大地提倡一下方是。在同书里（卷二十六），又有“白粟米”一则云：
粟米（《本草》，粟米即小米）有黄白二种。黄者有粘有不粘。《本草》注云：粟粘者为秫，北人谓为黄米是也。惟白粟则性皆不粘。七年前，乌喇地方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土人以其播获，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既甘美，性复柔和。有以此粟来献者，朕命布植于山庄之内。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作为糕饵，洁白如糯稻，而细腻香滑殆过之。
这也是偶然的“发见”。而“白粟”的一种，便自此传遍各地了。玄烨是一位英明的人物，他对于“新鲜事物”，处处留神，事事研究。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藏有不少他所用的仪器。有的仪器，还是从英国来的，但也有中国自己制造的。康熙这一个时代（1662—1722年），很值得我们历史学家们和科学史家们研究一下。又，我国各地区的稻、麦诸“谷”，品种丰富极了。我相信，可能还会有像发见“御稻米”和“白粟”那样的“嘉谷”的优良种子的机会。只要大伙儿仔细留神，处处注意，就会有碰到这个机会的可能。农村的“合作社”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有学过农业科学的青年们，他们短不了天天在阡陌上跑，倒要留点神，多观察观察，可能会有什么优良的新品种给他们发见出来呢。那便于国计民生，关系非浅了。
这是一部老老实实地讲究种花植果的书。一切平易近人，可以见之实用，没有怪诞可惊的议论与方法。此书凡三卷，第一卷是“花疏”，第二卷是“果疏”、“蔬疏”（附水草）、“瓜疏”、“豆疏”及“竹疏”，第三卷为拾遗，除补第一、二卷所未及者外，并附录慎懋官的《华夷花木考》里的若干则，那些是他自己所未曾述及的。我们最怕的是辗转抄袭、陈陈相因的书。好的书却是语语从自己经验中来的，不仅是第一手的材料，也是第一流的文章。像世懋这部书可以当得起这样的好评了。他随笔札记自己的种植花果的经验，不抄掇前人的只字片语，的确是一部有用的好书。就散文而论，似淡而实浓郁，似浅而实深厚，也可列入明文的上乘。《宝颜堂秘笈》曾收入此书，却只有一卷，是把原书的第一、二卷合并为一的。首有万历丁亥（1587年）世懋的序。世懋为世员弟，谈艺多崇慕世员语。但《四库提要》以其间有不赞同王、李语，便大加赞许，所以只有那部《艺圃撷余》是收入“四库”的，其余的像《学圃杂疏》等书，就都被列于存目里了。我这部《学圃杂疏》是在《王奉常杂著》里的。《杂著》卷前有“翰林院”印，当即是当时“馆臣”所用的那一部了。
上海的旧书店在清理底货。我听说修文堂清出此书来，亟向之购取，则已为北京来薰阁所得。回京后，乃向来薰阁取得。在论园艺的书里，这是一部比较详明的好书。凡十二卷，从“月令”“栽种十二法”“花果部”“木果部”“水果部”“木本花部”“条刺花部”“草本花部”“竹木部”“草部”，到“蔬菜部”“瓜豆部”，条理甚为明悉，栽种的技术也叙述得颇详细。序目均作“致富全书”，显系后来挖改。盖后人以种植花果足以“致富”，乃为易此名。首有万历庚申（1620年）陈元素序，又有王元懋序及自序。他自云，得顾长佩手订《花史》十卷，乃周允斋所辑。“稍恨其诠集未该”，遂以耳目睹记，加以增补。周允斋的《花史》，书中引作《允斋花谱》，今未见。但这部《圃史》却是后来居上的。他的确增加了不少自己的经验进去。有许多的种植方法和经验，是今天还应该加以重视的。周文华字含章，吴郡人。吴郡的“花农”现在还驰名遐迩，的确是累积了丰厚的传统的优良经验的。在搞农业副产方面，像这一类的书是极有用的，还应该多搜集，多流传，多加以实验，并于实验后，多加以推广才是。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到布店里买花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都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科学校，都在大量地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更为积极。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概。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版、坏版，明版、清版，全都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到底给谁好呢？”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全卖空了，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否则，那家“古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回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余，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的。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么，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薰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部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们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对访书者说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哪里没有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呢？只要有心去访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东西来的。我在广州图书馆里，就看到宋版的《杨诚斋集》，那是清末从日本流回广东的。向来《杨诚斋集》只见抄本，未见宋刻本，虽然这部书破烂得很，却是一个最晶莹的珍宝。广州图书馆从论担称斤的书堆里把它救出来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广东省把它送给北京图书馆，成为其中最好的宋版之一。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渊阁，从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书，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图书编》，是明抄的，有彩图。还没有仔细地和明刻本对读过，不知其异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图，尤为重要。虽残阙十多册，北京图书馆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册《闽产录异》，二册《海错百一录》（均郭柏苍著，光绪间刻本），虽是近刊，却极不多见，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书，故收之。研究海产和南方的动植物者必当一读，有许多记载是第一次见之于这两部书里的。
搜集革命文献的人更常常在破烂纸堆里找到极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书店得到了全套的《妇女日报》。他们极为高兴。这家书店的主人刘君，对于这一门文献，特别有研究。他曾从四川，从两湖、两广，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细致地为国家得到了很多好东西。像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费时费力地去访求，我们的工作同志们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书送上门去，有时还嫌其多事，摆出“老爷架子”，呼叱指责，动不动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们的访书的积极性，弄得像把一盆冷水泼在热炭上似的烟消火灭了呢！所谓“访书”，是应该细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访求的。作为一个为图书馆采访的干部，一个负责国家搜集文献的部门的人，绝对地不能坐在家里等人送书上门。那样的老爷架子千万摆不得。那是十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至于送上了门还要嫌其多事，那么，那样的人物是没有资格从事于这一部门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为什么我去年冬天到了苏州，就会发现苏州那里有三个地方在论担称斤地把古书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其中一处就在城内。为什么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岂是“适逢其会”！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离去之后，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类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断地发生着。苏州的文物干部问我：“难道《绅缙录》一类书也有用？”我说：“有用之至！这些书是原始史料的一种。”他说：“某处已经都称斤作废纸去了，足足有几大堆。”我问：“追得回来么？”他摇摇头。常熟翁家夹巷里的古书，已被卖给收废纸的了，急急地去追寻，只追回来一小部分。杭州吴煦家里的太平天国的和其他有关帝国主义者们侵略的资料和档案，已被卖作废纸了，亏得杭州某书店收了大部分下来。而未被某书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资料，却已被造成纸浆，无法追回了。这是应该“传令嘉奖”的事，却反而大受批评一顿。有好些地方的同志们，平时高枕无为，自己绝不动手，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等到有人“发现”了什么，便摆出“权威”面孔来，抬出“保存地方文献”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之内流通，怎么会叫作“出口”？有某一个省，知道了北京的书店的人去买了不少书，就说：“不许动，我们自己要买的。”他们到底买不买呢，其实只是“禁止出口”而已，他们自己未必买。但当地古书店的收书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我建议：凡到各地收古旧书刊的人，都应该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协助和鼓励。凡收得好书、好资料的，就应该加以表扬。当地如果的确有需要，可以转向他们购买下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完全不必要摆出那一副“禁止”“不许动”的官僚架子。凡是能够发现好书、好资料的人，就是对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有功劳，就应该加以协助和鼓励。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时间去发掘出好书、好资料来，而那些古旧书店的收书的专家们，却能发挥其特长，为科学研究事业作出有效、有益的贡献，怎能不加以表扬呢？自从提倡科学研究和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以来，书店的营业顿时兴旺起来，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从前轻易看不到的，如今竟不时地出现了。像《石仓文选》（明曹学佺辑）就是新出现的一部好书。最全的一部《石仓诗选》，已被我们不肖的子孙卖到海外去了。我着意搜集此书，将近三十年，已有三大箱，所缺尚多。北京图书馆藏的那部《石仓诗选》，也不全。而这部《石仓文选》却很少有人知其名（李之鼎《丛书举要》著录）。虽只二十卷，而其中好资料不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近来好书的确是像山间的清泉似的涌流不息。明刻本的《西游记》和《封神传》也已出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的收书专家们都已深入江南、湖、广的乡间去了。我们相信，他们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的。
访书之道，亦不限于收书专家们的四出访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大路，我们正要走而未走。二千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在土改里，在接收各个机构的藏书时，有不少是被保存在各地文化馆里，乡、区、镇的人民委员会里，县的财政科里，其中，有的糊里糊涂地被当作废纸卖出去了；有的是被废物利用，反折过来，当作习学簿或账簿去了。最好的运命是被封存起来，以待处理。那些被封存的图书，究竟数量多少，很难估量。但为数极多，是可想象得到的。我亲自见到的被封存在莆田文化馆里的书，就有四万多册。最近，据江西省的文化干部报告，他的省里有万册以上图书的文化馆就不在少数。假如，全国有二千个文化馆或其他保存书籍的地方，每一处以一万册计，则已有二千万册的图书可以得到了。这二千万册图书的获得，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将有多么大的作用啊！而这些被保存的图书，如果不及时地加以集中，加以整理，加以使用，则必将于短时期内有散失或霉烂之虞。举一个例：苏州同里镇的人民委员会的财政科（？）里就保存了很多的古书、古画，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经开始霉烂了。立刻就得开始工作！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每团只要一二个干部，组织古旧书店里的三四个收书专家们，一同到各省、市去，再加入各省、市的文化部门的工作同志们或专家们，就可以成为若干的分团了。他们分头工作，不出几个月，至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一定可以告成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老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不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什么！应该起而立行，克服一切困难而立即开始！何况这个工作并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最苦恼的是找书。我常常说，如果有书而找不到，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更方便些。但说起图书馆里的“书”来，实在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好。图书馆里的“书”，找起来又何尝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后，自己要用，再去借，却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书的人对赵万里先生说：你们尽量把书挑选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们。在我们这里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见天日”。的确，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书，东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时还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赶到东，或被迁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万册的图书，没法整理、编目，与读者们见面，供研究者们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书，也不完全是复本的“朱批谕旨”之类，尽有很重要的，现在正在需要的图书，甚至包括若干新的俄文书籍在内。有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参观，问道：
“你们馆里藏了多少册书？”
“有四百万册上下。”馆长答道。
“有多少册已经上架了呢？有多少册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阅读的呢？”
馆长答道：“有二百二十多万册已经上架，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的借阅，其余一百八十万册还没法整理。”
“那么，”那位专家说道，“你馆的藏书数量，只能说是二百二十万册，不能说是四百万册。”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也是很正确的意见。不能流通使用的书，的确难于统计到图书馆的藏书数里去的。更惨的是，有的书，因为长久搁在箱里，十多年不见天日，有一次偶然开出几箱出来看看，箱里的书却已经碎成纸屑，没法收拾的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呢！
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的，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的！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少，有二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二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二百多间房子何用。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个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计划才好。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己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么，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么许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了没有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像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行有余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方法。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像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余话》等等，应该归到哪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具、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么，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积压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产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像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哪里也还茫无所知（这是1950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一种读物。不过，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一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
同时，也还应该说明一下，不应该“分”的书，是绝对地不能使之“分”的。有的古代的藏书楼或图书馆，原是十分完整地，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与作用的，保存在一起，那么，就会发挥其应有的很大的作用。一旦分散开了，就会碎割零切，不成片段，起不了什么作用，除了毁灭了一个古老的好的图书馆之外别无其他的好处。且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像宁波天一阁、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等等，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天一阁的历史是四百五十年，徐家汇图书馆的历史是四百年）。其藏书的性质也是各树一帜的。把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有其必要的，也有其需要的。像徐家汇图书馆，其庋藏各省方志的书库，是一省一省地做好了的书架的，检阅起来十分方便。何必加以更变，徒增纷乱呢？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害的事。又像中华书局图书馆，搜罗清末以来的各级各种的教科书最多，是研究近百年的教育史的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所最需要的一个大的丰富的宝库。如果“分”散了，有何意义呢？又像亚洲文会图书馆里的藏书，以整套的有关东方学的书刊为主。如果中国科学院一旦成立“东方学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将它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础，乃是一个十分合乎理想的，也是十分切合需要的事。如果把它“分”散了之后，再要建立起像那样规模的一个图书馆来，便非十年、八年不为功了。学术研究的“甘苦”，在图书馆需要方面最能表现出来。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是以大力发展之的，对于像这种有关整个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前途的图书分配、调拨工作，是应该细致地、慎重地、合理地，而且还应该十分迅速地进行的。
古书常是孤本传世，难于广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么，更是天壤间只此一帙了。数量少而欲读之者多，那么，势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仅仅只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经是化身为百、为千，能够供给千百个人或更多的人便用的了。有些旧报纸，极为珍贵的“孤本”，为了找材料的人太多，已经被翻阅得字迹都磨消了，纸张都松脆了，已经到了不可再阅的地步，然而还有人在翻阅。为什么不赶紧地重“印”它若干份呢？有些旧杂志，从第一号起，已经将近几十年或百年了，全份的不可再得，特别是外文的、专门性的杂志，那么，翻印个五六百份乃至千份，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实在可算是直接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了。
但那些外文的整套的旧杂志的翻印方法，却大大地值得考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向达先生向我诉苦，他那里藏有外文的全套数学杂志等等，翻印者们向他借出重印。怎能不借给他们呢？等到印毕归还，原书已经松脆得不能再读了。原来是用了“龙门”式的影印方法，将原书拆散了，一页页地直接上版印出的。这个方法，可谓鲁莽灭裂之极。对于新出版的书的重印，或者可以如此做，因为原书还不难得，糟蹋一部、两部的，还不会怎么心痛。对于宝贵的图书馆的珍藏品，也用如此的方法处理之，实在未免只顾眼前，不问后果了。如何对得住国家的宝贵财产呢！为什么不多花些工夫，多用些费用，改用石版或胶版的照相影印的方法呢？原书既可不受损伤，版面也格外显得清晰，预约者所要花的钱也并不会增得太多的。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地粗暴地对待国家所有的珍贵的图书的态度和办法是不能再容许继续下去的了。
说起照相影印业，对待原本古书的态度岂是更谨慎、更仔细注意于保护原书些？一般说来，爱护原本古书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出版社态度还不免粗暴。原书是被拆散了照相的，等到还原时，式样就有些更变了。有的装订得四不像，十分地狼狈。我有一册《水浒传》的插图，被一个出版社借去照相制版。等到若干月之后还给我时，许多页上都贴满了白纸，写了不少说明，要一撕下，原书的页子，就会随之而破裂了，只好随它那样满身披挂了碎纸条下去。怎不令人气愤呢？
不过尽管有些重“印”的办法不对头，重“印”还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
印书的办法多矣。这里只谈谈古书的重印。按重“印”古书的办法，有照原书影印的，有用铅字排印的，有加以标点的，更有加以新的注解的。
在过去，总爱经史子集一道印，所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流行甚广，恰好配合所谓“国学必读书目”之类的风行于世，大是无聊，只不过让有钱人的客厅里有一套新颖的陈设而已。在其间，《四部丛刊》是采用善本加以影印的，《四部备要》则是采取通行本加以排印的。《四部备要》里的若干照“古本”排印的书，其实只是窃之于《四部丛刊》的，像唐《孟浩然集》，就是一个证据。还有《国学基本丛书》则是加以标点的，《学生国学丛书》则是新的选本，并加以新的注解的。他们都是用“国学”或“四部”的大招牌，包罗了不少东西。但所有那些东西，给专家们使用是万万不够的，给初学者们使用却又嫌其太艰深，同时，没有用的东西也太多。还不能像从前世界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诸子集成》、《文选》等，反而大有用处，廉价而使用方便。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则是供给专家们使用的。
现在如果重“印”古书，应该取过去之所长，而弃去其所短，换一句话，就是说，包罗万有的东西不应该再有了，除非说明是专门供给中、小型的图书馆用的。其实，连中、小型图书馆，对于那一类的“四部”“国学”也是不会欢迎的。其中有多少是“废物”！但比较专门化的东西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对于专家们或初学者们都是需要的。
所谓专门化的东西，指的是，凡“印”书一定要成“类”成“门”，像《二十五史补编》或《诸子集成》那样。现代的读者们，专家们，需要的是自己本行的东西和应该参考的东西，而不是“包罗万有”的“丛刊”“备要”“文库”之类。我们悬想：应该重印的专门书有多少？医药卫生的书不是很需要么？不仅给中医看，也要给学习中医、中药的医生和药剂师看。但这一类的书，印错了一个字，排错了药品的分量，就会出大毛病，甚至会死人；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地重印，而且对于古本医书，应该用原著或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影印。其整理、排印的一部分更必须三校、五校，以至尽善尽美为止。人命关天，岂同儿戏！农业科学的书，也是今日所急需的。那么重要的一部《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今天还没有新版子呢。我们古代的农业科学的知识多么丰富，且是切合于本国、本地的需要的；它们乃是千万年的农事经验的总结。怎能不搜集起来，作为一部乃至若干部的“中国农业丛书”“中国花木种植丛书”等等，陆续出版呢？这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乃至小说、戏曲、历史、地理等部门，也都是亟须有一套套的大大小小的丛书出版的。单就历史而言，关于《史记》的注解与考证就可以出一部大丛书。宋代、元代、明代的史料书，更是汗牛充栋，绝不是一两部丛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其他，前代学者们未刊的著作，更不知有多少。今天把它们搜集起来，为它们延千百年的寿命，且化身千百，各地乃至各国都有机会读到，岂不是盛事！像宋代写本的《洪范政鉴》，孤帙单传，至今将近千年，不仅未有刻本，亦且未有其他传钞本。这书乃是“双鉴楼”傅增湘氏的“双鉴”之一“鉴”，由其后人捐献给政府的。作为一部“政治学”的参考书看，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不急急地付印呢？
像这一类重“印”书，范围要广、要多，每类每门，各自成一丛书，只供专家们的参考，完全不必要推广，只是研究的或参考的资料而已。如古代的戏曲，重“印”成《古本戏曲从刊》，如出齐了，就有一千六百多种。那些还只是以南北曲写成的戏本呢，如果包括地方戏的剧本在内数量要更多，更大了。不是搞中国戏曲史的，不是搞“戏改”或搞戏曲创作的人，要它何用。一般的中国文艺研究者不必要完全读或看那么多的戏曲的。其他影印的大部丛书，其供给的对象也是如此的有限度。这只是把一部部地抄写，或者十部或几十部地打字或抄写油印，改为照相石印而已。不仅可以留真，省下繁重的校对力量，且也比较美观、省费，百部、二百部即可以印，三千、五千部也可以印，伸缩性很大。所以我主张，凡小量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式的专门性古书，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重“印”，如果嫌每页照相重印纸张太费，则对于纯粹参考性质的书，像《皇明献征录》《皇明经世文编》之类，可以用缩本《四部丛刊》或中华书局重印《图书集成》的办法，每四页或六页缩成一页印出，则大可以省功、省料。不过，要精读的书，像《农政全书》之类，或版本十分精良的书，像明弘治刻本《西厢记》，宋蜀刻本《陈后山集》之类，就不能用这个办法，而应该用《古本戏曲丛刊》或《四部丛刊》的式样重“印”了。
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谈了。
也还有不少重要的古书，需要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版本的。所谓“新版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最近于原本的面貌，校勘精确，力求没有错字。（二）加以分段及标点。远在汉代，“章句”之学就是很重要的了。（三）附索引及其他必要的附录；还有比较详明的序言，这序言，的确是出于专家的手笔，不是草率敷衍的。如果有新的注解，那么，更是一部专门的新著了。
重“印”的专门化的内部参考资料，搜罗得要广、要备。重要的必需的一般参考书，校印得要精审，要使读者们检阅便利。主要的“读本”一类的书或最常被阅读的文艺书，更要有精良的“新版本”。总之，专门的丛书要多种多样，以完备不漏为主。重要的一般的古书，选择得要精，要严，以版本精良为主。又，“选本”的作用最大。用新的眼光来选古诗文，是有必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最有益处的。新的“选本”和新的“版本”的印行，同是今日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