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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中学护校回忆
1949年9月，正当解放大军准备进军大西南的前夕，重庆市各个学校先后开学。当时学费只收银圆，伙食费要收大米，这对家长和学生都是沉重的负担。
开学前后南开中学“民青”社接到地下党的指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消除他们对解放的各种疑虑，组织起来护厂护校迎解放。上级还要求注意隐蔽革命力量，适应解放前夕的白色恐怖，不要作无谓的牺牲。
根据这个精神，开学不久李越同学要我出来当高三（四）班的班长，因为他们不便出头露面，因此我才被推上台。
开学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同学中个别谈心，消除大家对解放的各种疑虑，动员全班同学都留下来参加护校，迎接解放。由于我们高三（四）班当时在学生运动中是带头的和最积极的班，同学们通过一年来的学生运动，对共产党和解放区有了一定的认识，都盼望解放。因此，无论是银行家、实业家的子弟，还是国民党政府要员、高级军官的孩子，都决定留下来迎接解放。他们都不回家，更不愿随家逃往台湾。
有一位同学的父亲在国民党政府任要职，全家已逃往台湾，多次来信催他前往。他哥哥当时受欺骗宣传，动身去台湾时要带他走，他坚决不去，孤身一人留了下来。另一位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将领，命令他跟他们去台湾，他不去。他父亲派其兄（也是国民党军官）带着手枪，把他从学校押往江津后，他又偷跑回来了。由此可见，迎接解放真是人心所向。如不身历其境，是很难体会到的。
要组织护校，就要发动广大的高中男同学参加，必须有个公开的组织，那时自治会也很少开展活动了，进步同学都不便公开露面。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临解放前镇压进步群众已达到疯狂的程度，所以绝对不能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当时考虑到南开中学是所私立学校，校方对保护校产有积极性，由校方出面护校，名正言顺。经过交涉，校方同意了，但校方也不敢公开提出护校，采用了“应变”这个国民党政府尚能接受的名词，来对付他们。这个公开的护校组织，称为“应变委员会”，由校务主任喻传鉴主持，吸收几位教师和高三年级各组的班长参加。其实这个委员会只是一块招牌，具体工作都由我们学生去做。
据我回忆，应变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第一次在10月份，会上宣布成立该委员会，并决定由学生伙食团立即采购三个月的食物储备，以备临解放前局势紧张时用。当时伙食团是学生自己组织管理的，我班的李越同学在负责，会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采购了大批大米、腊肉等。
第二次会是临解放前四五天，在图书馆楼下开的。会上确定各班在护校中的分工和职责及组织机构。当时我班的护校动员工作做得最好，几乎全班同学都留在学校里参加了护校，力量最强，因此全校的护校工作便由我班负责。我班同学全都搬到图书馆楼下，护校总部和值班室都设在那里。其他各班分配防区，我班负责日夜巡逻，一旦哪个防区出事，就去支援。各防区有情况也向我班报告，随时掌握护校工作的全局。
会后，各班都搬到防区，我班也搬到图书馆楼下，曾任过我们班主任的王季超老师和教我们英文的谭老师自愿参加我们班的护校活动，搬来和我们一起睡地板和日夜巡逻。记得谭老师还有一把指挥刀，他挥舞指挥刀，表示要和我们一起战斗。
11月27日傍晚约5时许，设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国民党军的军火库开始销毁军火，火光冲天，爆炸声不断。很多同学跑到范孙楼附近和楼顶去观看。从火光中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和绝望，从爆炸声中好像听到了广大人民为欢迎人民解放军而即将点燃的鞭炮声。大家当时不但不感到惧怕，相反感到高兴和庆幸。因为这个现象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所谓的“死守重庆”是空话，他们正在准备逃跑。
随后，全市爆炸声连续不断，这说明国民党军不仅在销毁军火，而且在搞破坏。大家刚轻松一点的心情又紧张起来。我们布置各防区要提高警惕，加强防守，防止国民党军的破坏和败兵的骚扰。
后半夜，即28日凌晨二三点钟，在范孙楼上守望的同学反映，在范孙楼上能听到歌乐山方向的枪声，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口号声和歌声。有些同学也跑到楼顶上去听，枪声不断，口号声和歌声时有时无地能听到一点。大家议论这是军统特务在搞大屠杀了，不知又有多少革命者惨遭毒手，心情非常沉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知道，这就是渣滓洞白公馆的大屠杀。曾经教过我们班的两位数学老师韦延鸿、赵晶片曾参加我们班扭秧歌，唱解放区的歌曲，被抓到渣滓洞，这时也壮烈牺牲，和我们永别了。
在讨论护校队用什么武器时，曾经发生争论。有人主张用军训操练的破步枪；有人反对，认为这些枪都是坏的，又没有子弹，只能吓唬人，搞不好会弄巧成拙。国民党军看我们有枪，会先开枪。因此决定只用童军棍和垒球棒，故称“棒子队”。
11月28日白天沙坪坝已家家关门闭户，校门前的马路上，不断开过一些国民党军撤退的汽车。一到傍晚，就开始出现国民党溃逃的败兵，呼兄叫弟，竞先逃命。护校守门的同学不断听到败兵在叫“弟兄们！快跑！我到前面等你！”狼奔豕突，混乱极了。也有少数兵痞，三五成群地去砸小铺子，不过只要老板知趣，从门缝里扔点钱出来，这班兵痞也不敢久留，拿到钱就争先恐后逃命去了。
天黑以后，败兵也有沿小路逃的。在津南村后面，就有一个逃兵，全副武装，向我们校园走来。这时护校的同学，手执大棒，大喝一声：“干什么的？”那逃兵急得忙叫道：“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是过路的。”随即扭头往回跑。原来他是逃命跑昏了头，跑错了方向，闯到我们校园里来了。别看他全副武装，但已吓破胆。我们及时把这一生动事例传开，大大鼓舞了护校同学的士气。
国民党军溃逃的闭幕式是别开生面的。11月28日午夜，马路上已冷冷清清。突然远处传来马达声和炮声，我们以为战斗的场面将出现，要大家注意隐蔽。结果是开来一辆卡车，车厢里放了一门迫击炮。国民党军不断地往炮筒里装炮弹，因此炮声隆隆，炮弹呼啸而过，不知飞往何方。这班丧家犬正在给自己壮胆。回想起来，倒像放礼炮迎接贵宾。
12月1日天将拂晓，我们就隐约见到马路上有穿黑衣服的人，三人一组，向国民党军逃跑方向追去。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天太黑，看不清楚，但是与溃军完全不一样，静悄悄地往前赶。
很快天就亮了，逐渐看清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三人一个战斗组。他们为了追上国民党军的汽车轱辘，彻底轻装，有的三人只带一条枪，用两条腿追汽车，这大概是战争史上的今古奇观吧！如不亲眼见到，很难相信。后来听说，就这样一个只带一条枪的战斗组，在南岸江边一枪不发，就俘虏了国民党军一个武器精良的加强连。
天亮了，解放了。历时四五天的护校工作结束了，大家又兴高采烈地投入庆祝解放的活动。
（本文选自《重庆文史资料》第32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