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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
1949年秋，刘兆丰、蒋仁风和我根据钱瑛指示，研究决定：全党动手护厂护校。我们工运系统立即研究了护厂的布置，我与各“股头”的同志分析上层动态和群众思想，由于有的单位已经开始解雇遣散职工，群众害怕失业，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的情绪很强烈，说：“工厂、机器是我们的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我们的同志就针对这种情绪，宣传鼓动群众，收到很好的效果，连家属也积极响应。感到困难的是上层工作，我们在工厂的党员，多半在下层（过去还力求在下层），最高的不过技术员、副工程师，平时不接触上层，直到11月间，才打开上层的门路。
护厂斗争的领导也有变化，9、10月我们没有估计到重庆会在11月解放。仍由黄友尚、彭吉安、王尧弼等分别传达南方局指示，与各“股头”联系，研究工作。
11月初，敌人方面显得紧张了，我们也加快工作。为加强上层工作的领导，我们决定由王尧弼、刘家彝、黄友尚组成一个护厂领导小组，王尧弼负责。王在抗战初期入党，后来考进交通银行做练习生，长期在职业青年中工作，社会经验较多，适于应付上层人士。刘家彝也是抗战初期的党员，长期在工业界工作，是二十九厂的老职员，副工程师。两人都比黄友尚年长，三人集体研究工作处理问题要周到稳妥些。
蒋介石的几个老兵工厂，多在抗战时期迁渝。重庆是他们的兵工基地，二十一厂（即长安厂）及其分厂（今建设厂）造步枪、手枪、轻重机枪；二十四厂（今二钢厂）炼电炉钢；二十五厂造82炮；二十九厂（今重钢）炼铁和普通钢；济南、巩县两兵工厂合并为三十厂，造手榴弹。汉阳兵工厂迁渝后分为五十厂（今望江厂）和十厂（今江陵厂），前者造炮，后者造炮弹。铜元局（今长江厂）是刘湘办起来的，造子弹。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九、五十厂都自备发电厂（所）。
兵工系统一直是我们党工作的重点，有好些党员为此牺牲，如王丕钦烈士，是个老共产党员，南方局调来打入第十兵工厂，被捕牺牲；周成民烈士，在十厂正作，被捕牺牲。但革命总是后继有人的，直到护厂斗争时，许多厂仍有我们的组织和同志。
（一）二十一厂
党支部的主要成员有赖宗瑜、蒋金土、郭恒、谢廷良等。二十一厂附设一个技工学校，毕业生实际上分在兵工各厂。支部在该校工作较有成效，培养大批进步学生与职工。蒋金土、谢廷良便通过我们鼓动青年工人，在二十一厂组成二百来人的自卫队。赖宗瑜发起的“职工联谊会”则主要在职员中活动。家属在村子里以防盗为名组织起来，实际上是防特。在上层方面赖宗瑜等同志通过技校校长蒋某与厂长余濯之发生联系，余曾做李承干的秘书主任。李是国民党的兵工权威，二十一厂的老厂长，后调兵工署，兵工系统许多厂级官员，曾是李的部下。1949年10月左右，李承干已去北京，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赖用这件事使余濯之相信党的政策。余表示愿意为护厂出力，暗示要见到共产党的代表才放心。以前赖没亮身份，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可以找到共产党。
经党支部研究，拟定了谈判的条件和方式，认为需要一个厂外人出面才好。便由黄友尚到余的公馆谈判。余的态度比较真诚，介绍了兵工系统的情况。我们提出三条：余本人不离开厂并号召职工严守岗位；必要时打开仓库，把枪发给工人自卫队；命令工厂的警卫队倒戈。余同意前两条，第三条他说办不到。后来，赖又通过别的关系，把厂警队队长李××策反过来。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厂内唯一的破坏力量就只有稽查处。由于停产，各车间关门，门禁封闭，任何人不准通行，稽查处特务的威风大灭，纷纷作逃跑准备。
到11月28日，敌人派交通警备旅（特务武装）包围工厂，强行运进数百包炸药，放在发电所和工具所、步枪所（所即车间）。交警刚撤离，工人群众就开始拆除炸药，工具、步枪两所尚未引爆就拆完了，发电所的两部发电机（容量1500千瓦），一部炸了透平，另一部炸了机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合成一部，恢复供电。损失最大的是刘家台药库的爆炸，声震市区，附近民房倒塌，伤亡了不少居民。
二十一厂工人在护厂斗争中的英勇气概，育成了自己的代表人物。万东康烈士，当特务围厂，准备爆破时，他担任修机所看守。敌人令他离开，他坚持不走，令他抬炸药，又毅然拒绝，被特务用枪托打成重伤，抢救无效，为人民而牺牲。吴坤山同志，当时已60岁了，他在拆除炸药时，下定以身护厂的决心，甘冒触发引信的危险，第一个上前抢出炸药，群众一拥而上，赶在引爆时刻前拆除了全部炸药。他深受党和工人的尊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推为该厂第一任工会主席。
（二）二十九厂
我们在该厂的下层力量少，不能组织工人自卫队。刘家彝职务不高，只能在中层人士中活动，他便以战乱期间保护家产，保家就必须保厂的道理，去鼓动中层，造成舆论，影响上层，推动一些中上层职员出面要求厂方采取措施。厂方同意成立一个“应变委员会”，基本上由各职能部门和车间负责人组成。刘家彝争取参加了“应变委员会”。它虽只是一般地要求各单位加强戒备，却为下面采取行动提供了依据。
简国治烈士，原是发电所技术员，他以保护设备为由，在该所架上电网，走出了护厂的第一步。同时为弥补下层力量不足，刘家彝提议我们的护厂领导小组准备一点外援力量，我们通过潘友湘（二十一厂党员）、陶德宽策动驻二十九厂对岸的一支国民党部队，计三四百人，派辛常嘉作该部与刘家彝的联络，因该部未能在事前渡江，没有起到作用。
11月29日，敌人用“同心”“同德”两只登陆艇装来炸药，由台湾调来的技术爆破队强行装在发电所、平炉、钢轨等车间，装上定时引信。当天，刘家彝、简国治即带领群众前往拆除。因数量太多，拆到中途即行爆炸，刘、简及黎勋文、古传贤、曹仲良、应文宇、田玉清、陈建铭、任安炳、董定盛、胥良、柳传、王吉之、王昌、吕治平、张金山、罗万忠、张国梁等18个同志，光荣牺牲。其他车间的炸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人民解放军派工兵部队拆除。
二十九厂还发生过一场挽留技术专家的斗争。总工程师王怀琛是德国留学生，冶炼技术权威，国民党要把他绑架到台湾，经过刘家彝等多方面做工作，最终留下来了。
（三）其他各厂
五十厂分两方面进行：彭祥、董凌云两同志在该厂子弟校任职，他们通过家长做上层的工作；蒋金土通过二十一厂技校学生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解放时，该厂只有工具所被炸。
十厂由刘天伦、林道新负责进行，未受损失。
三十厂由于党员侯旭东早已打入该厂上层，当了所长，并打进了“防共保密小组”，早有准备，做了安排，加之形势发展很快，工作比较顺利，没有损失。
根据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与其他兵工厂的厂长写了信，寄去“约法八章”，动员他们护厂立功，余濯之直接对他熟识的厂长们做过工作，也起到一定作用。总计兵工厂9个，除二十九厂电厂、二十一厂电厂、五十厂工具所和刘家台药库等4处被特务武装全部或部分破坏外，其余基本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天星桥、新桥、上桥地区是汽车停放、修理场站，我们有两个支部在这里活动。石平、薛棠荣、罗健明等同志，以天星桥四川粮食储运局车场为据点，该场有十多辆十轮大卡车，由于我们力量较强，早就借口报修，拆下若干部件，只留下罗健明同志的一部不拆，因为局长硬要一部车子留作紧急使用，声称是为某要人准备的。我们就派罗开车，准备在路途制造故障，连人带车一齐摆下，让解放军活捉这个要人。到11月27、28日局长还未要车，罗才把车拆了，以防散兵抢走。该场场长朱岳君企图逃跑，被这个支部软禁起来。刚一解放，全场车辆便又装配起来，参加支前工作。第一部开往渣滓洞收敛烈士遗体的便是薛棠荣驾的车。此外，支部还设法要蒋军辎重汽车六团的司机留下，向他们宣传：跟长官逃跑很危险，守着车子有出路。果有一些司机留下来了。这个支部还搞了两三次停运粮食的斗争。同时还起过交通站的作用，刘隆华、谈剑啸等十多位同志，都曾由他们送往外地。
五区公路局系统由许匡时、魏云宽、张开举、罗健明（护厂时离开）组成一个支部。上层由魏云宽（打入工会）通过工会提出保障工人生活，反对抢劫车辆，下面就鼓动工人拆车以防散兵抢劫。结果只有凤鸣山仓库的汽油被散兵抢走了一部分，车辆大都留下来了。魏云宽他们还通过关系，争取甘肃油矿局车场（歌乐山）负责人廖超保护车辆，结果留下了30多辆新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投入支援成都战役的运输工作。
裕华纱厂的林萍兰和庆新纱厂的钟永玉负责联系弹子石地区，她们原来正酝酿罢工，9月后便转入护厂。豫丰纱厂陈淑贞、邓文碧、陈素英、胡敏政、任××等同志，他们没有并为一个组织，互相也没有横的关系，而是由我和黄友尚分别联系，围绕护厂开展活动。新裕纱厂有罗育贤、龚大芳。磁器口毛纺厂有李金荣。当时每个厂的党员都很少，因为南方局指示我们暂停发展党员，放手依靠积极分子，每个党员都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因此我们的力量，比我们党员的人数要大得多。纺织厂以私营居多，上下层容易结合，又不是敌人破坏的重点，护厂斗争较为顺利，这场斗争所涌现的积极分子，成为恢复生产的骨干力量。
保护电信局的斗争另具特点。它可以说是1946年罢工的直接继续。赖卫民领导的1946年罢工运动，在保护电信设备的斗争中发挥着作用。经过罢工考验的积极分子，除邱光瑾、魏善伦、林敏被调往外地外，留渝的石岱云、张伯衡、张明德、金在云等5人，始终团结在钟鼎铭周围，患难与共。1948年由钟鼎铭、彭吉安介绍入党，组成一个支部。1949年9月，彭吉安及时向他们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布置他们调查设备、物资、组织机构、人员倾向。他们都是普通工人，但工作出色。刘光洁另成一股头，在小龙坎保护无线电发射台。
在重庆的电信机构为第四区管理局（川、康、藏）和重庆市局，前者是空架子，设备都在市局，张骧（张群的弟弟）兼两局局长。张是个公子哥儿，只知吃喝玩乐，实际工作是副局长陈策骧管。陈是工程技术人员，不太热衷政治，但有事业心。上次罢工后成立了工会，平时徒有一张牌子。理事王飞天是当年以中间态度出任的，随时局的发展，王的态度有积极的变化，又是电报科长，在局内有发言权，便设法推动王带头为职工谋利益。此时，职工最关心是战乱中的生活与安全，支部便鼓动群众和工会要求当局采取措施，并支持当时比较倾向为工人说话的几个科长蒋开、王飞天、王学友等参加应变委员会。
第一步，要求发给应变费，给每个伙食单位买米买煤，以备乱时用。随后，又给每人发7个银圆，5钱黄金。通过这些福利的挣得，职工更加意识到电信机器设备是自己的饭碗。“要是损坏了设备，报、话不通，谁来管我们？”由于群众情绪高涨，10月中旬开始，就在机务部门——上清寺（电报）、纯阳洞（长途和自动电话）、黄家垭口（无线电报房）等处安上电网，11月下旬，支部成员和大家一起，日夜值班，完好地保护了设备。11月30日，刚一解放，就能向北京发报。重庆发出的第一个电报，就是由支部起草，以全体职工名义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报喜电。
当时重庆自来水厂只有一个，系私营企业。电力三个厂——大溪沟、弹子石、鹅公岩（容量1500千瓦的电机两部），也是私营。水电公司的党组织均在1948年遭受破坏。但刘兆丰从统战方面做了工作，水电职工也自觉地保护设备。除鹅公岩被特务爆炸外，其余都没损失。破坏鹅公岩电厂的也是破坏二十九厂发电所的那帮特务，他们强迫工人离开，装进炸药。值班工人拒不从命。特务立即引爆，工人卢树清、蒲心国、彭子清、高元臣、李小丰、彭桂林等同志以身殉职。
煤矿系统的情况，我不很清楚。周子成在天府，他的关系已转到北碚。合川华安煤矿是胡德普、张××在那里，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川江航运，主要是私营的民生公司。日本投降，国民党得到几艘美国登陆艇，作为川江运兵主力。由于党的统战工作，私营轮船公司把轮船大都停泊在外地，只剩下几条轮渡在渝。11月下旬，特务们只有“同心”和“同德”两艘军舰可供使用了。
整个来说，敌人的破坏计划是失败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的材料，敌人破坏的目标是使重庆在三年内不能恢复生产。我们保护工厂、企业的斗争是胜利了，重庆这个敌人重点破坏的工业城市基本完整地被人民接管了。为此而牺牲的烈士们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我们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国的胜利局面，解放军进军神速，人民群众痛恨国民党，盼望得到解放，等等。这是基本的决定因素。就护厂工作而言，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川东特委所属组织都在为护厂而工作，工运组织所做的仅是其中一部分。
（本文选自《重庆的解放》，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原标题为《护厂斗争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