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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渣滓洞死里逃生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全中国的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加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疯狂迫害。杀人魔窟——渣滓洞、白公馆，就关进了不少的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他们遭受了特务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杀害。
我从垫江简易师范毕业后，在沙河乡教了一学期书，因无社会关系，失业在农村居住。经亲戚介绍，与在重庆读书的余梓成结婚，由于找不到工作，长期在农村做家务，思想很苦闷。丈夫从重庆回到垫江后在垫江中学教书，于1948年4月，把我从乡下接到县城南门外李家栈房暂住，介绍我认识了伪装成夫妇的中共地下党员龚大野、龚芷杨（当时不知道是党员）。龚芷杨和我接触了几天，便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她说，妇女要奋斗，要摆脱封建枷锁，要冲出厨房，现在社会黑暗，要争取自己解放自己；特别讲了我们妇女不能参政，社会地位低下，常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大男子主义四种压迫的道理。她还叫我宣传、动员妇女起来，争取自己解放自己。
同年暑假，我和老余回到他的老家高峰乡，他曾派我到县城西门外的农推所（现农机厂处）去找陈鼎华送取材料。同时，老余又找关系托人情，于9月在县城桂阳小学为我谋得半席课，并要求我在桂阳小学做好女教师工作。这个学校的女教师多数是国民党党政人员的官太太，工作很不好做。
9月初，大竹后山区游击队负责人胡正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长虹电器厂党委书记）装成农民模样，在桂阳小学门口和我会面。说是龚芷杨叫他来的，告诉我现在时局紧张，活动要注意。隔壁女中有个傅伯雍（当时我不认识），有事可找他。然后他就走了。
1948年10月初，一阵枪声震惊了垫江县城，大竹县张家场共产党游击队派游中象来到垫江县城，在北门外庄家湾刚住下，被特务张俊（曾在张家场参加农民暴动后被捕叛变堕落成为特务）盯梢抓捕了，特务在游中象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上记有共产党员垫江女中教师傅伯雍、共产党员垫江中学教师陈鼎华和我的名字。
紧接着的又一个晚上11时左右，在垫江县城西门城墙脚下一家普通的民房处，一阵急促的“嘭嘭嘭……”打门声后，听到门外大声喊叫“盛国玉，盛国玉在家吗？”开门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两个特务冲进屋里就凶狠地问：“盛国玉在哪里？”“我就是。”我回答说。我感到很惊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由分说，两个特务就把我押到国民党县政府内，分别由田光辉、蒋树发、罗凯封三个特务对我审问。他们说：“现在‘共匪’活动猖狂，你参加了哪些活动？参加了哪些会？哪些是共产党？”当时我只有21岁，也不知道我丈夫是共产党员，我回答特务说：“我是农家妇女，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员，不知道参加什么会，也无什么活动。”特务又用电线捆在我手上，用电刑逼问我，因我确实不是党员，也未参加什么活动和会议，说不出特务想知道的东西。当晚，特务就把我关进了县城的女牢里。第二天，特务又请来神父宣传耶稣，说什么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后来，又给那些女犯人说我造反，要女犯人来喝我的血。
在县监狱里关了六七天后，特务把游中象、傅伯雍、陈鼎华和我四人叫到一起说：“西南长官公署来电话，要押送你们到重庆去，每人要把路费钱带起走。”
从垫江到重庆时，除特务外，县警察局还派了一班人押送我们。当时垫江到长寿公路未修通，步行到长寿的云台或者是石堰的一个乡场住了一晚。起初把我们四人一起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们三个共产党员关心地对我说：“等一会，特务可能单独喊你出去，为了防止特务对你的伤害，你就不要出去。”
果然不久，特务来叫我出去，我就坚持不出去，三个党员也跟特务进行说理，不同意我出去，特务没法，只好让我们四人住在一起。第二天又被押送到长寿的河街住下，第三天坐船才把我们押到重庆，上岸后特务的武装警车把我们四人押送到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特务机关）。
到重庆的当晚，特务又对我审问，我说：“我是农村妇女，什么都不知道。”特务说：“你还要造反！”我说：“我不知道造什么反。”特务又恫吓说：“不说把你吊起来！”特务因审问不出什么，当晚让我在特务的值班室坐了一夜。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关押审问了八九天后，就把我关进了杀害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魔窟——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女牢二室。
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受审的当天晚上，特务审问我后，我坐在特务值班室里。一个30多岁身穿列宁服的妇女（杨汉秀烈士，四川军阀杨森的侄女，“11·27”大屠杀前被特务拉出去暗杀了）从值班室楼下上来，叫我到厕所里去，她告诉我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当时因不知道她的情况未和她说什么。我被关进渣滓洞监狱女牢二室，二室除了有江姐、胡芳玉、左绍英、彭灿璧等优秀共产党员外，还有跟我经历差不多的罗娟华等。我被关进去，大家对我非常热情，问长问短，胡芳玉对我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样温暖关心的话，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好像亲姐妹一样，顿时解除了我思想上的痛苦。我从小就在垫江，从未出过远门，这次出来见到这么多兄弟姐妹，为人民谋利益，为共同的理想英勇奋斗，不怕酷刑拷打，不怕流血牺牲，身居囚室，坦然自得，对我思想震动很大，我很受教育，胸怀也开阔了。特别是在狱中我每次看到杨汉秀同志，都是那么坦然，常带微笑，把生死置之度外。
我就想，她是一个大军阀的侄女，是一个有13000多担良田的巨富杨懋修的女儿，有钱又有文化，完全可以过豪华舒适的生活，但她却抛家别子，选择坐牢杀头这条道路，为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诞生吗？不是为了更多的人不受压迫吗？我虽然没有为党和人民做多少工作，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一个光明的社会，也是万分值得的。
我在渣滓洞监狱关押的这段时间里，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事实，给我的教育和鼓励不少，简直像是读大学一样，增加了很多知识和力量。狱中斗争的事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新四军战士龙光章被捕入狱后，因受刑太重，监狱医药缺乏，于1948年11月30日去世。为了抗议特务们的暴行和纪念龙光章坚贞不屈的精神，狱中的难友们强烈要求开追悼会。敌人不同意。
因此，狱中的全体难友们集体开展绝食斗争，特务送来的饭，每个牢房的人都不吃，绝食斗争三天后，特务们怕把这些政治要犯饿死了，他们不好向上司交代，不得不同意开追悼会。开追悼会时每个难友扎白花用的纸，主要是通过女牢的同志，一天天向狱中的医官刘石仁难得要来的卫生纸（刘医官的处方纸），然后想方设法向男牢房传递。龙光章追悼会是在放风的坝子开的。全体难友为失掉了这样坚强不屈的战士失声痛哭。我们的这场斗争，也感动了个别特务。后来我们回牢房时，有的特务在关牢房门时，暗地里向我们憨笑和把手悄悄抬到胸前伸出大拇指表示赞扬。
13岁的蒲小路，因在放风唱“古怪歌”，嘲讽社会黑暗和反动统治，被特务拉在坝子里打屁股，引起了难友们的强烈抗议，不管是在院坝放风的，或者在牢房的，都发出巨大的吼声：“不准打人！不准打人！……”特务们只好把蒲小路又送回到牢房里。
1949年春节，看守所长李磊、管理组长徐贵林进城去了，狱中的难友向特务黄茂才（他值班，是狱中策反工作的对象）提出正月初一，每个牢房不关门，难友们要求联欢。经过斗争和谈判，黄茂才同意了。正月初一这一天，女牢的难友全部出来，男牢只准每个牢房选几位代表出来，女牢的同志把各种红、绿色的被面拆下围在身上扭秧歌，唱的是《闹新春》《慰问解放军》和民间秧歌曲。
《慰问解放军》的歌词是：“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男牢的难友还表演了打“凤阳花鼓”“叠罗汉”“打莲花闹”等节目。我们垫江的刘德彬难友在“叠罗汉”时，利用站在最高层的时机，侦察了监狱外的地形，为今后越狱做准备。这次联欢活动，把特务们气得没法。联欢后，特务发脾气了，他们把女牢的前门用砖块全堵了，从女牢的后面开门，与男牢隔开。女牢当值班的出去倒尿罐，特务都要用四个兵押送。
江姐和曾紫霞两人经常组织我们做特务黄茂才、值日班长赵正清的策反工作。教育他们懂得：我们是为大多数人办事，他们是为少数人做事，国民党要垮台了，政权很快要回到人民手中，希望他们尽量给我们做点好事。通过做工作，赵正清在他回家时，给我们带过信回垫江，黄茂才后来也在报纸上，秘密地剪下一些像解放军解放了哪些地方，在哪些地方又打了胜仗等重要消息给我们女牢的同志看，然后，我们又想法传递给男牢的同志看。赵正清是垫江黄沙人，我们给他拉家乡关系，帮他打毛衣，打袜底等，要求给我们一些方便，经过多次做工作，他却不过情，也帮忙了。如在狱中生的“监狱之花”“苏菲亚”缺奶吃，请他舀米汤来吃，给产妇送热水等。
我被囚进渣滓洞时，江姐已经受过特务的各种酷刑，看到她浑身都是伤疤，手被竹筷子夹、竹签钉后也伤残了。但是，她用向狱医要的红药做墨水和处方笺作书写纸，整天不停地写《新民主主义论》提纲；又与胡其芬、曾紫霞、李玉钿、黄玉清经常一起研究对敌斗争的问题，还组织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如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还学习妇女解放的理论，学英语等；张静芳、曾紫霞经常在下午吃了晚饭（每天只吃两顿）教唱一些自己编写的歌曲，如“东边山上的电灯亮了，西边山上的树林黑了，……国民党要垮台了……”等。
《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同志为什么从渣滓洞转到白公馆呢？因罗广斌在狱中大声高唱《古怪歌》讥讽特务的暴行和反动当局。歌词的大意是：
“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
板凳爬上墙哟，灯草打破了锅；
半夜三更里呵，老虎闯进门啦，豺狼闯进了窝！
你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保护小绵羊呀！保护小绵羊……’
古怪多，古怪多，古怪、古怪……多！”
唱得特务很不好受。所长李磊（外号猩猩）在放风院坝大喊大叫“不准唱！不准唱！你们高兴什么？哪间牢房唱，就全天锁起来，不准放风！”大家不听李磊的吼叫，仍然唱，只是声音小些罢了。歌声给难友们带来了欢乐。李磊并下令在罗广斌脚上上镣铐。放风时，他有意用力在楼房的地板上和在院坝里行走，同时嘴上也跟着脚铐的铁镣声大喊着：哗！哗！哗……这坚强有力的喊声和脚镣声，表现了革命者的意志是打不垮、压不倒的，也激怒了色厉内荏的特务。猫头鹰徐贵林还对罗广斌大声吼：“不怕你是罗广文的兄弟，老子照样要枪毙你！”（罗广文系四川军阀，蒋介石嫡系部队）。特务们为了减少罗广斌在渣滓洞的影响，1949年春节之后，只好把他转移到白公馆。
在1949年“11·27”大屠杀时，白公馆监狱囚禁的人是分批提去枪杀的，最后有16人集中楼下平二室未杀。此时，特务们集中所有的力量来杀害渣滓洞的同志，只留了少许特务看守白公馆。当听到渣滓洞杀害同志们的罪恶枪声时，罗广斌同志以共产党员身份站出来，向他平时策反的对象特务杨钦典做工作，要来了钥匙，打开牢门冲出来16人，并到楼上把关女同志的牢门也打开，让郭德贤带着她的两个小孩（小波四岁、小可五岁）也逃出来与大伙一齐冲出白公馆。所以白公馆有19人（包括两小孩）脱险。
我在渣滓洞被关了一年多。
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后，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华南，向大西南进攻，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快要彻底灭亡了，狱中的同志感到万分的高兴。对敌人的大屠杀我们当时既有思想准备，也未有思想准备。国民党一方面进行假和谈释放了少数同志，如我们女牢的曾紫霞、张坤碧、李玉钿同志被释放了；另一方面却又对监狱加紧了看守。
1949年的11月14日下午，江姐和李青林被提出牢房，敌人说把她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后来才知道她们出去在电台岚垭被杀害了。这以后，监狱里不准再放风了，每天早上只准两人出来倒尿罐时才开牢房门，整个监狱就紧张起来了。
11月27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白天监狱内风平浪静的未出现异常现象。晚饭后，住在二楼上的男牢房的同志观察到，监狱前院特务办公室里换上了大灯泡和闪现烧材料的火光，人员进出比往常频繁。有的同志根据前几天得到的消息，解放军24日已下令总攻重庆，推测特务可能撤退，可是没想到敌人的大屠杀就迫在眉睫了。到了晚上下着细雨，吃了晚饭后，大家唱一阵歌，有的扭了一会秧歌，因天气寒冷，就早睡了。睡了不久，听到特务喊提人，不到一小时就提了两批，我们女牢的邓惠中、陈继贤也被提出去了。这时大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睡意了，过了没有多久，听到特务用钥匙开门的响声，特务李福祥、余相柏走进女牢里头大声喊：“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听到喊声大家默默地迅速穿上衣服走出牢门外，有人问道：“把我们交给谁？”“交给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特务回答。“女的全部到男牢的楼下八室集中，动作快点！”特务吼叫着。前文说过，1949年春节联欢后，敌人怕女牢的同志与男牢同志通消息，联系密谋破监突围的活动，已把女牢的门改朝后开，因此到男牢楼下第八室还有一段距离，要穿过小院，进院门，还要通过放风的院坝，我们排成单行，特务在两边押送。这时已把男牢的同志也从楼上的一至七室相对合并到楼下一至七室里，楼上楼下八室的同志分别合在楼下一至七室里。敌人的这一行动来得太突然，没有人说话，整个院坝只有脚步的走动声。我们女牢的同志集中到楼下八室后，特务马上关门上锁。没有多久，就听到一阵脚步声，一群特务持枪冲进院坝的走廊上，站在牢门口，随着一声尖利的口笛声，敌人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地响了，罪恶的子弹和火舌向每个牢房喷吐出来。
进入八室后一直站在牢门口观察情况的胡其芬同志，在机枪响的同时首先呼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弹的姐妹们东倒西歪地倒下后，有的同志还用最后力气呼喊：“共产党万岁！”有的还狠狠地咒骂敌人。左绍英和彭灿璧忙把两个孩子往右边床下死角里藏，她们和其他同志用自己的身体遮压在孩子身上，企图保护这两个幼小的生命。当时左绍英的孩子“监狱之花”还不到一岁，彭灿璧的孩子才七个月。机枪扫射完后，我从昏死中恍惚感到有几个特务走进来补枪，对倒在血泊中的姐妹一阵乱打。突然在床下死角的孩子哇哇哭叫起来，大门外的特务（后来才知道是监狱所长李磊——杀人魔王猩猩）听到孩子哭叫声，恶狠狠地吼道：“斩草除根！”于是敌人从床下把孩子拉出来打了一梭子弹，孩子就再也没有声音了，这两个孩子也惨死在这群豺狼的手中。
敌人开枪屠杀时，我同罗娟华在牢房靠后窗的地方站着，枪一响我们同时倒下，我们扑倒在后窗左角的一张床上，敌人的子弹在我的周围嗖嗖作响，打得墙壁上的泥土四处飞溅，机枪先在门前扫射一阵后，又转到后窗进行扫射。我从昏死状态中醒过来，牢房里姐妹们的口号声、诅咒声逐渐平息了。
照一般常情，我是必死无疑的。我的床正对牢门，敌人从门前打了那么多子弹，在扫射时随时都有可能打死我。后来特务进来补枪时，特务还用枪托在我的腰部打了几下，我没有动，敌人以为我被打死了，没有给我补枪。敌人补枪后，又把牢门锁起来，开始放火烧毁整个监狱。这时女牢里只有我和胡玉芳还活着，我想试坐起来，小胡听到床响，以为我是张静芳，叫了几声“张大、张大、走啊！”（张大是张静芳的别名）她历来就性急，未等我回答，就走到门前，门口的火光摇晃，还未撤走的敌人看见了门前的她，就“砰”的给她一枪，胡玉芳就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看到这种情况，在大火燃烧着的牢房里不敢行动，过了好一会，火越烧越旺，牢门被大火烧掉了，楼板也烧起来快要掉下来了，我实在忍受不住火烟的熏烤，心想反正是死，不如冲出去被子弹打死还好受些。于是冲出烧掉的牢门，门前又燃烧着两堆大火，鼓起勇气跳跃过大火堆，从一米多高的台阶上跳到了院坝里，脚上的鞋也跳掉了。当我跳入院坝时，感到奇怪的是既听不到枪声，也看不到敌人，后来才知道敌人已全部撤走，在惊慌中，我躲进了离八室最近的男厕所，一头趴到尿槽里躺下，这时才有一线求生的希望。
晚上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天已蒙蒙亮了，住在渣滓洞不远的二十一兵工厂的家属宋臻祥、徐超的母亲等人，跑到渣滓洞来看出了什么事，她们发现了我，冒着风险把我救到她们的家里。
兵工厂在敌人警戒范围内，时常有人去查问，宋臻祥她们让我脱掉了身上穿的前后有“×”的囚服，给我换上了一身平常女人打扮的衣服，她们把我脱的囚服埋在自家院坝前的树根下，把我送出警戒区。当时重庆还未解放，在这里又举目无亲，一个熟人也没有，连路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只好装成逃难的，随当地群众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抓兵、抓夫，在山上乱跑了两天，晚上和逃难的群众露宿在山上。
直到11月30日，听说重庆解放了，我才慢慢问路往磁器口一带走去。当时，我两天一点东西也没有吃，身体极度虚弱，又发高烧，在磁器口去沙坪坝的路边，幸运地碰上了一群宣传队的学生，我说我是从渣滓洞逃难出来的，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后，就把我接到学校去住，并与重庆军管会设立的脱险同志登记处取得联系，及时把我送到高滩岩医院治疗。在高滩岩医院发高烧时，我呓语：“胡其芬、胡其芬！”这时身边的护士喊来了主治医生胡永芬，由于我是渣滓洞脱险的，胡永芬想起了她在渣滓洞已牺牲的妹妹其芬，便来问我其芬的狱中情况，我告诉了胡医生。她精心地给我治疗，特别关心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脱离险境。我终于获得新生，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本文选自《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