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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救战友而奔走
1949年7月，川东党在重庆临江路会议后，加强了营救“中美合作所”被关押战友的工作。下面谈谈我们是怎样进行这项工作的。
张平和同志的亲哥张平江，是一个进步群众，在二十四兵工厂炼钢部当工人，我们有不少从起义地区撤下来的同志，都陆续地去他那里掩护下来，后来了解到该厂靠近渣滓洞集中营不远，可以清楚地看到渣滓洞的碉堡和人来人往的情况，这是营救渣滓洞被监禁同志的有利条件。1949年9月，经党组织研究决定，要张平江和我们去的同志广交朋友，搞好周围的关系，不要暴露，并设法吸收我们的人打入厂的警卫队，掌握武装，待机行动。因此，曾先后派去杜文举、冯群生、朱重光、刘瀛州、张平和、陈立洪等同志去那里活动。
最初，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通过张平江找到同车间的炼钢工人陈绍轲去打通该厂警卫队一个副队长，同意补充两个新兵的名额，于是就由陈立洪找了两个同志补充进去，其中一个正好补上了机枪手，掌握了一挺机枪，还谨慎地在里面交了一些朋友。
临解放前夕，当我们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其他营救工作还未准备就绪时，敌人慌作一团，厂的警卫队要与其他蒋军合并，声言拖出去打游击队，我们的同志只好撤退出来。
1949年8月，徐荣恒同志（由岳池起义后撤下来的）告诉廖亚彬，他在磁器口见到曾在岳池新三中学校读书时的老师贾佐，在志农部队当中队长，正在招募新兵，贾佐要他去，他来请示是否可以去。
志农部队[是用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特务头子戴雨农（即戴笠）两个人的合名而取的]，又叫交通警备第一旅，是一个武装特务组织，主要是负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两个集中营的警戒任务。
贾佐又叫陈昌、贾希一，是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一直是搞特科工作，曾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早年与我父亲林佩克和陈联诗交往很深，1936年我与他一起在万县搞抗日救亡活动，蒋仁风同志与他在南昌起义时同一个部队，对他都很了解。
我将这一情况向蒋仁风、卢光特同志汇报后，他们都很赞成，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为营救这两个集中营的同志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但同意徐荣恒去，还要想法派更多的同志打进去，首先是要摸清情况，多交朋友，同时要非常机警隐蔽，防止暴露，由廖亚彬联系，听取汇报，传达指示。
于是，徐荣恒就利用师生关系，先后带了曹志固、席劲、文伟和一个姓刘的同志到贾佐的中队里当兵，贾佐把他们当骨干使用。
进去的几个同志，利用请假看病，外出购物，招兵的机会，逐步了解到一些周围的情况、措施，并准备我们的人逐渐取代中队中不可靠的事务长、分队长和文书，以便把这个中队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我所用，可是不久，因内部争权夺位，贾佐被排挤离开了部队，我们的同志也因贾佐的关系待不下去，撤了出来。
陈昌这一线断了，我们又找到了另一条线打入志农部队。
1949年9月的一天，张平和在磁器口看到一张交警招募新兵的通告，就通过他的同学陈立群的亲友蔡遐欧的关系，找到交警一旅军官队的一个军官徐荣辉，同意介绍他们进去当兵，经过组织研究，决定派张平和去，后又通过张平和把杜文举、陈立洪两同志打了进去，他们都在交警一旅一个干训班去当传令兵和勤务兵，这个职务很方便，行动较自由，可以随便进出“中美合作所”的大门。
这个干训班分军官队和军士队，有300多人，专门训练打游击和潜伏特务，地点设在渣滓洞集中营的斜对面五灵观立人小学内，特务头子徐远举、何隆庆也常去那里视察讲课。
这个地区的警卫森严，特别是集中营的周围，设有三道防线，每道防线都有特制的通行证（分临时、夜间、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行。
进去的同志第一个任务就是摸清情况：绘制一张地形图，他们利用早晚在渣滓洞下侧河沟里给那些当官的打洗脸洗脚水的机会（因当时没有自来水），和给那些军官买吃的用的东西时，绕道去松林坡、杨家山、白公馆、阅兵场等地了解情况，陈立洪还想法把干训班管他们的一个姓孙的副官持的临时通行证搞到手里，闯进了渣滓洞警戒线的第二道防线，他们把各自了解到的情况都记到脑子里，然后到二十四兵工厂画好地图后，于11月中旬由陈立洪带出来交与我，由我存放在谢彬同志的家里。
这张地图是用一张一尺见方的土白纸绘制的，下面标明了从歌乐山、童家桥、红槽房、二十四兵工厂到白公馆、渣滓洞的路线图和沿途的警戒线，同时又注明了内部的警戒线、岗亭、哨所和作色木栏的标志，以及军械仓库、营房住地、兵力布置等，并用文字说明一、三道防线较严密，线外有电网，线内有警铃，还有便衣武装特务把守等情况，从当时看，这张地图是尽了最大努力并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可能详尽地绘制出来的，可惜我们得到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11·27”大屠杀惨案，这张宝贵的地图没有用上。
杜文举去了不久，他在打扫清洁时，看到政工室的墙壁上，贴有一张讲课的日程表，其中第一名就是讲“共党批评”的教员邬竞成，这个家伙原来在省教育学院当总务主任，1949年春天，王屏藩从家里带了一些银圆，叫杜文举到他的表妹那里取来，谁知王的表妹就是邬竞成的老婆，杜去取钱时，见到过邬竞成，为了安全，杜文举假借父亲病危，先撤出来，张平和和陈立洪一直坚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张平和同志后来通过一个文书掌握了敌人的一些情况和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公安局工作时，向组织做了书面反映，为镇反提供了线索，同时他还亲自带领一同在公安局工作的王淑英同志前往省教育学院将“中美合作所”特务邬竞成捉拿归案。
重庆中国新闻社的社长袁建之的爱人段成操与廖宁君是同乡亲戚，过去曾在陈联诗同志的影响下，有些进步倾向，并作过一些好事，廖宁君通过她在中国新闻社搞了一个排名记者，以便掩护工作。
为了营救“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关的战友，凡是可能用的办法，我们都不放过，都要试一试，当时形势紧迫，我们总想尽快地将这些战友抢救出来。
1949年11月初，廖宁君通过段成操向袁建之试探，说他有一个亲戚关在渣滓洞，请他想法营救，袁建之说，他有路子，可以用钱买，并说他过去曾帮人用钱买出过。
我把这情况向组织上做了汇报，并说我和廖宁君愿意承担这一任务，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分析当时的情况，认为有这个可能，但是很危险，因为在蒋家王朝崩溃前夕，树倒猢狲散，有的特务要逃跑，总想多搞点钱，这时同他搞点交易，不是不可能。有的特务见大势已去，也想立功赎罪求得宽大处理。但是，这是与敌人面对面的谈判，生命掌握在敌人手里，在这胜利即将到来的前夕，事不成反而无谓牺牲了，要我们慎重考虑。
我和廖宁君当时想得很简单，确实未考虑到个人的性命问题，只有一个信念，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更多的同志们的生命，就是牺牲了，也是值得的。因此，我们毫不迟疑地主动争取完成这一任务。
当时卢光特同志告诉我，要特别小心，为了防止意外，并决定在这一时期内，凡是过去有过联系的地方和同志都要切断关系，都不要去，并说：先由我们想办法找点钱去试一试，若有可能，组织上再负责筹集经费，尽可能多地买些同志出来。
我们开始紧张地工作，一面筹款，一面试探。
周围的人都是一些穷朋友，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钱，后来想到吕迪和谢彬同志，他们在粮食部门和盐务局工作，有固定收入。果然一说就准，他们很慷慨地把仅有的90块银圆和一根金项链捐献出来，并说要是不够，他们愿意把凡是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变卖，我们很受感动。
为了找一个借口，我们第一次提出买出两个亲戚陈作仪和刘石泉同志，对方喊价一条金子（10两）一个，我们诉苦请求，改为五两一个，最后谈妥一两金子一个，我们就把银圆和项链交给袁建之，请他转交，据袁建之说，第一次他买了条火腿，一副麻将给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一个军事法官送去，那法官答应帮忙，第二次袁建之把钱带了去，等到三更过后，法官才回来告诉他不行了，他托的人逃离了重庆。
这件事未成功，但也未发生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建之将银圆和项链如数地还给我们。
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大西南挺进，我们的同志一方面要积极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同时也积极地想法营救在敌人监狱里的同志，当时我们的住地暴露了，需要转移，蒋仁风同志通过联勤总部一个姓张的参谋，介绍我和廖亚彬到沙坪坝三十粮秣库工作，我当文书，廖亚彬当库丁，一方面为了掩护，同时也便于与打入交警一旅的同志联系，并在这里待机做些策反和护粮工作。
这是一个军用仓库，库长姓叶，有几十个库丁，大都是广东人，整天无事做，就坐车进城去捉小狗，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回来，煮了一大锅，我们也挨拢去吃狗肉，听他们瞎吹，边了解一些敌人的动向，由于去的时间短，又不懂他们的广东话，不易接近，11月27日晚上，听到渣滓洞方向的枪响，知道敌人开始了大屠杀，心快碎了，第二天又听到那个叶库长要把所有的库丁拉出去打游击，我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城里，又开始了极为紧张地迎接解放的战斗准备。
（本文选自《重庆的解放》，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原标题为《在迎接重庆解放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