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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年轻时有他的梦想，壮年时有他的努力圈，老年时有他的名山计。夏丏尊先生年轻时梦想什么，我不大清楚；他绝不是梦想靠翻译些名著抽版税过日子，我可以这样断言。他壮年以后，努力想做一个教育界的志士：“努力于自己的修养，读教育的论著，翻看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埋身于自己读书与对付学生之中。”那么，他和章锡琛先生的经营开明书店，不妨说是他的名山事业了。
夏先生所翻译的《爱的教育》，自从出版以来，销路从未减退过，是一部中学生最适宜的课外读物。曾经有一位××中学校长，望文生义，在一次公开集会中，说青年男女只知道谈爱情，看《爱的教育》一类的小说；另外一位教员告诉他不要乱说，叫他取原书一看；他看了原书，深悔失言，逢人便说这部小说的好处，反而做了义务的推销员。这部小说的版税，酬答夏先生为教育界努力的辛勤，也可说是种善因所得的善果。开明书店的事业，可以用“切实”二字括之。我曾说：新起的三家书店，都有点书店老板的性格。“北新”如李小峰先生之深沉，“生活”如邹韬奋先生之活泼，“开明”如夏丏尊先生之持重，再加以章锡琛先生之精明。“生活”以青年为对象，“开明”则以学生为对象。自从开明书店登场，中国才有认真为学生着想的读物，书店和其他一样，以营业谋利为第一义，我们却都望书业中人要“谋利不忘文化”。可尊先生做舍监，认真管理一校的学生，做书店总编辑，慨然以全中国学生的知识为己任，我说他即以开明书店为名山事业，不算说错吧？
夏先生另外一种译作，是厨川白村的《近代恋爱观》。原书在日本曾有惊人的销数，在中国的译本，销数并不十分大。中国的男女关系，一方面只喋喋于性欲，一方面又把恋爱视作劣情游戏。译本行世时，正当一些青年献身于社会革命，不十分注意恋爱问题，又当张竞生的《性史》和章衣萍的《情书一束》风行的时候，有些青年又不十分喜欢正当的恋爱观。（夏先生所说的“青年对于浅薄的性书，趋之若鹜，肉的气焰大张”这情形，正是近代恋爱观被冷淡的最大原因。）但这书的时代意义依然保存着，直到此刻现在。
夏先生的女性观，见于题名《闻歌有感》的杂文中。他说：“几年前，我读了莫泊桑的《一生》，在女主人公的一生的经过，感到不可言说的女性的世界苦。好好的一个女子，从嫁人生子一步一步地陷入死的口里去；因了时势和国土，其内容也许有若干的不同，但总逃不出那自然替伊们预先设好了平板的铸型一步。”他的一个气概不可一世的从妹对他大发挥其毕生志愿，他曾加以冷笑，激起了那从妹的愤怒。后来那从妹结婚了，再后来，生子了，一步一步同样地踏上那阶段去。什么“经济独立”“出洋求学”等等，都如春梦浮云，一过便无痕迹。——“家的铁笼”把那不可一世的英雄的野性驯服了，因此，夏先生说：
贤妻良母主义虽为世间一部分人们所诟病，但女性是免不掉为妻与为母的。说女性于为妻为母以外还有为人的事，则可以说女性既为了人，就无须为妻为母，决不成话。既须为妻为母，就有贤与良的理想要求，所不同的只是贤与良的内容解释罢了。可是无论把贤与良的内容怎样解释，总免不是一个重大的牺牲，逃不出一个忙字。
这是一个平实的女性观，和他的一切主张相适应的女性观；其为一些人所赞同在“平实”，或为一些人所反对，亦在“平实”。
夏先生不大写小说，写成那几篇都很精莹。他常说：“我们看看别人的作品，总觉得不满意，自己动笔又写不好；我是眼高笔疏。”这当作他的自谦也可以，即当他的坦白自陈也可以。夏先生的名山事业，并不在文艺创作呢！
刘劭《人物志》论人之品性，以中和为最贵。“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我的师友中，大都有所偏；求其中和平深，夏先生庶几近之。与中正和平的人来往，初亦平平无奇；越到后来，越觉有意思。我和叶圣陶先生虽非深交，据我观察，叶先生亦是中和一流，再加上一个朱自清先生吧。
我和夏先生相识时，那时他是我们的舍监；说老实话，我们，不仅是我，都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是舍监。夏先生说他担任杭州第一师范的舍监是自告奋勇的。“舍监一职，待遇甚低，其地位力量为学生所轻视，狡黠的学生竟胆敢和舍监先生开玩笑，有时用粉笔在他的马褂上偷偷地画乌龟，或乘其不意，把草圈套在他的瓜皮帽结子上，至于被学生赶跑，是不足为奇的。”他抱了不顾一切的决心去做舍监，凡事皆用坦率强硬的态度去对付。在饭厅中，如有学生远远地发出“嘘嘘”的鼓动风潮的暗号，他就立刻站在凳子上去注视发嘘嘘之声的是谁。人群中有喊“打”的，他就大胆回答说：“我不怕打，你来打吧！”学生无故请假外出，他必死不答应。每晨起床铃一摇，他就到斋舍里去视察，如有睡着未起的，一一叫起。夜间在规定的自修时间内，如有人在喧扰，他就去干涉制止。天下的舍监和训育主任，都是给学生头痛的，夏先生当然不在例外；夏先生自己知道学生给他的绰号，先后“阎罗”“鬼王”“戆大”“木瓜”几个。我们因为对于他没有好感，又很怕他，只有另找一对象来出气；同学之中，有一人，样儿和夏先生非常相像，我们就指着和尚骂秃驴，一切冤气都往那同学身上去泄。现在回想起来，夏先生做舍监的确很尽职；直到我自己做了中学部主任，才知道“舍监”“训育主任”一类的职务，真难于称职的。
我在第一师范读书五年，并未读过夏先生的国文课，他所教的是甲组，我所进的是乙组，就一直无缘听讲。只在二年级时，他曾教我们两小时的中等国文典；国文典已经是枯燥无味的技能科，而他又是舍监，其干枯的程度更是进一层，我们仿佛小鬼见了阎王。民国九年，我们的国文教师，以渊博为我们所信仰的教师都走了；在白话文运动中，新来的刘、陈、李三先生以外，配上了夏先生，成为四金刚，夏先生自己的社会观改变了，舍监制度和操行分数也一同给新思想冲掉了，我们对夏先生的看法，已经有点改变了。
留经运动结束以后，学生自治会还议决了挽留“四大金刚”的议案；我和范尧生做挽留代表，我们的心中，以为学生挽留，那就什么不成问题了。（因为我们所表决反对的教师职员，谁也不敢再来尝试，我们自以为有决定去留的权威。）夏先生只和我们谈些闲天，一说到复职的正文，他就摇头不让我们说下去。三番四次没有结果，我忽然觉得夏先生的胸襟有点阔大，我有点敬仰他了——他的为人，不带一点急功近利的意味。十年舍监生涯，固然麻烦了他，也因此使他对于青年的心怀有深切了解和同情。
夏丏尊先生所做的事，所处的职务，大半都是稳健的，比较长时间的，他做了那么多年的舍监，又在春晖中学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开明书局的稳健发展，和他也有密切的关系。只有两次到暨南大学去教书，都是暂局；暨南大学真是一个奇妙的学校，我在暨南的时候，偶尔遇到他，他总是慢慢儿地问道：“近来怎样的啦？”是一种关切的询问。他知道暨南是一个不易立足的泥潭，他便决然地拔足了。他到暨南时，上课以前，时常在我的一位好友吴君的房中休息。其时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的力量正在南方发展，每个青年都当作一种“光明”去追求，吴君的关于思想的恋爱苦闷，我和他非常知己，可半点意见也不敢表示。恰巧黄埔军官学校，在上海秘密招考第六期学生，他就决意去试试新的命运。可是他因为父母年老，决了意又再三动摇起来。他又决计进国民党，想以党的生活来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但他对于社会问题的了解，实在是浅薄的，也许只有追求光明的热情，而无追求光明的理解力，又再三犹疑下来。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我要问问夏先生看，请他指导指导我。夏先生的答话很有力量，夏先生叫他想一想，究竟对于国民党有没有真实的信仰？在举国若狂、如水趋下的时候，夏先生要青年们检讨自己的真实信仰，这必须有真实的胆识，才敢说的；后来吴君殉了他自己的信仰而死去了，他该有真实的信仰了吧？
在《十年续集》中，有一篇题名《流弹》的小说，写的夏先生对于一个青年热恋狂的态度，那青年一天到晚去掀夏寓的电铃，坐在夏寓的客厅叙谈。那青年所爱的，是夏先生兄弟家中一个女客，他已经去麻烦过几回，给夏先生的弟妇，当作一个无知的疯汉逐出门外。如莎士比亚所说的，恋爱是一种热病，要关在黑房子里抽鞭子的。至少也像醉汉那样，自己满口说我并没有醉，我明白得很，其实糊涂透顶，早闹了大大的笑话的。他向夏先生诉说，说他自己对于《近代恋爱观》的译者，早见深切的敬仰，而他目前的恋情也只有夏先生能了解。夏先生自谦对于恋爱并无经验，而对于那青年的种种幻觉，只轻轻用理智的话去提醒一点。他对那青年负责劝他的弟妇送那女客回家乡去，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在弟妇的客厅上，又叫那女客和这狂热的青年面晤，他对于这青年的同情，并不热烈，然而是很切实的。那篇小说很好，而他对于青年热恋的态度更好。
夏先生的杂文集，题名为《平屋杂文》，其中有一篇，写他的一个在南京做星相家的旧友，由教书匠降而为星相家，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没落，夏先生他并不想在文人的幻象世界中苟安下去，那位星相家自己踧踖不安，夏先生觉得自己同样的没落，并不见得彼善于此。至少星相家能给人们以虚无缥缈的希望，也是涸辙之鱼相濡以沫的慰安，那也是好的。
能给彷徨的青年以温暖的同情，这可说是平凡的理智的社会观的产物，我有点赞成这个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