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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第一师范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学校之一，在运动的全过程中，它以鲜明的旗帜、饱满的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而震动全国，因而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北方的北京大学相媲美。
“浙一师学潮”是五四运动在浙江的继续和发展，是整个五四运动在浙江的组成部分；它对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和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浙江第一师范的旧址（今杭州一中）解放后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绝不是偶然的。
如前所述，“浙一师学潮”既然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和组成部分，那么，其爆发的基本原因应与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相一致，毋庸赘述。但其导火线，两者却有区别。“一师学潮”是在一师遭受种种迫害，尤其是校长经亨颐被免职这根导火线上引燃开来的。
经亨颐从两级师范末期担任校长到蝉联一师校长，前后任校长近十年之久，他在学生中提倡“人格教育”——即道德品质教育；他提出“与时俱进”的口号作为办学方针。经氏本人身体力行其人格教育，堪为学生之师表。且平时亲近学生，深受学生爱戴；学生与他相处，多则五年，少则一年，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学生视他如尊长，他视学生如子弟。故教育厅突然一纸命令，免去他的校长职务，这使学生无论是从感情，或是从理智，都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经亨颐提倡新文化、进行教育改革，既顺乎潮流、又适于师生之要求，经氏之去职，无异于新文化和教育改革在一师的破灭。因而要在一师维护新文化和进行教育改革，非要坚留经亨颐任校长不可。这一点，一师全体师生心中是很明白的。
在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师学生之所以表现最突出、斗争性最强、态度最坚决，其原因除校长经亨颐的积极赞助外，还有教师陈望道、学生宣中华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再者，与一师学生的家庭出身较为贫苦亦不无关系。一师学生大多来自农民、小手工业者、小职员、小教或私塾贫苦教师的家庭，这种小农、小资产者的家庭经济，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朝不保夕。他们的家长节衣缩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个免交学费和伙食费的学校来求学，无非期望自己的子弟毕业后能获得一名小学教师的职位，以求最低的生活保障，使免受饥冻之虞。然而，在当时，这种最低的生活待遇也不容易求得。这就难怪学生要打破现状，改革现状。此外，在“一师学潮”发生的前十年，在两级师范时期，鲁迅、许寿裳等教师曾开展了一场反对反动校长夏震武的称为“木瓜之役”的斗争，当年这场斗争的参加者之一的夏丏尊，就是“一师学潮”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金刚”之一。“木瓜之役”对“一师学潮”，不可能没有影响。鲁迅曾说“一师学潮”是第二个“木瓜之役”。
在斗争的过程中，一师师生步调一致、相互支持、共同斗争，全国各界与杭州学联所属各校学生的支援，都鼓舞与推动了一师学潮的深入开展并坚持到胜利。
促使一师师生积极投入斗争的因素当然还可以找出一些，但主要因素不外上述这些。
运动的发展过程，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5月到暑假，这个阶段可说是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交织在一起，既要求废除日帝强加于我国的“二十一条”和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惩办卖国贼，即“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又要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货。第二阶段是暑假之后，运动中心转入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中去。
由于校长经亨颐和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人对新文化的倡导与推动，广大师生在运动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崇拜“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他们提倡“劳动神圣”和“社会改造”，反对旧道德和旧思想。他们确实做到了“非孝”“废孔”和“共产”。凡此种种，必然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恐惧与仇视，于是演出了查办学校、解聘“四大金刚”、开除“浙江新潮社”的学生，免去经亨颐的一师校长职务、解散一师、武装包围一师、用武力强迫学生离校，最后酿成流血惨案等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戏剧来，到1920年3月29日，达到了这个多幕剧的高潮。在一师师生的英勇斗争和各界的声援下，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从“五四”到“浙一师学潮”胜利结束，在这长达十一个月空前激烈的政治与思想斗争中，一师的师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和革命实践的考验与锻炼，促使许多人进一步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党团员和干部。
教师陈望道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已从他的老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这场斗争中，他深切地体会到要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新的思想武器，这武器便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寒假中，他回到义乌老家清水塘，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据一师老校友的回忆，在1920年上半年，《共产党宣言》的石印本或油印本曾在部分学生中流传。同年夏，该书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共产党宣言》在我国最早的全文译本。毛泽东同志曾说：“有三本书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的解释之后，我便从没有动摇过。一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陈望道本人于4月接受陈独秀的邀请到上海担任《新青年》编辑。
《浙江新潮》的骨干、一师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傅彬然和周伯棣等四人，在第三期《浙江新潮》出版之后，于1919年底离开杭州，于1920年1月上旬到达北京，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浙江新潮》也就停刊了。3月，工读互助团解散，施存统和俞秀松回到上海，俞秀松参加《星期评论》社编辑部工作，经陈望道的介绍，俞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他是在年初被迫由北京南下到上海的。同年5月1日，陈独秀、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在上海澄衷中学举行了有500人参加的我国第一次纪念“五一”的集会。会后，陈独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李达、李汉俊和沈玄庐等七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
。俞秀松参与起草党纲工作。
1920年6月，新建立的党组织派施存统到日本东京去建立党小组。
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中，以俞秀松的年纪最小，党决定由俞秀松负责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我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创建，由俞秀松任书记。一师学生中在上海第一批入团的有华林、谢文锦、郭静塘和叶天底等人。1922年5月，全国十五个地方团组织的代表在广州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施存统被推选为团中央书记兼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的主编。
教师胡公冕于1921年10月在上海由陈望道、沈玄庐介绍加入中共，次年春，胡公冕和一师学生谢文锦、梁柏台等人经过海参葳抵达黑河，与半年前先期到达的一师学生俞秀松、何景亮（汪寿华）、华林等会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俞秀松在莫斯科出席了第二次国际少共代表会议，回国后，继续参与团的领导工作。他于1922年春来杭州建团（C.Y）。一师学生入团的有宣中华、徐白民、赵炳焕、许志行、汪志清等人，由俞秀松兼书记。
汪寿华于1923年在苏联加入中共，1925年从苏联回国，“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任中共上海兼江浙区区执委常委并代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3月22日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被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赵炳焕为上海总工会秘书。
宣中华于1923年底由中共上海兼江浙区委书记徐梅坤介绍入党。大革命期间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会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内中共党团书记。在以他为首的中共浙江地方党的领导下，对浙江革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徐白民（麟书）曾任中共上海兼江浙区委执委会委员，并任党开办的第一个书店——上海书店的经理。
华林于1922年由陈独秀、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杭州地委宣传委员、上海执行部长江巡视员等多种党内职务。
叶天底（叶天瑞）曾与张闻天共同创建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任书记，后因病回故乡上虞，又创建中共上虞县支部，任书记。
胡公冕回国后参加军队工作，后任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许志行在大革命期间由中央委员毛泽东介绍入党，被派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机要秘书。
总之，一师师生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与考验，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其人数是相当多的，现在没有确切的材料可资说明，但粗略估计参加中共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数，不下于数十人，至于赞助并投身于革命的左派群众则更多。他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统一战线的建立，对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的进展，对各地中共组织与国民党左派党部的建立，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许多人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光荣牺牲了，成为名垂千古的英烈。
五四运动与“一师学潮”，也教育了一师和杭州的许多进步学生，使他们认识到工农力量的伟大，促使他们开始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
一师学生在出版《杭州学生联合会会报》（一师学生主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和《浙江新潮》的过程中，经常与“浙江印刷公司”的印刷工人接触，彼此由熟悉而结成朋友。被推选为杭州学联理事长的一师学生宣中华常与印刷工人谈天，告诉工人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的道理，宣中华还给工人讲过课，内容是为什么要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日本军阀侵略成性的本质。
1920年创刊的《曲江工潮》，是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出版的工人报刊，是浙江省工人自己办的第一张报纸，他们请一师的学生钱畊莘、魏金枝和陈乐我等为编辑，写文章的也大多是一师的学生。化名慎予、义璋、耿仙、更仙的，实即是严慎予、钱芾南和钱畊莘等一师学生。该报代表工人的利益，揭露了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打倒资本家和资本家的爪牙——工头，以摆脱工人被奴役的地位。
一师学生还帮助印刷工人于1921年办了个工余补习学校。钱畊莘、俞大同等都在该校义务任教，宣中华曾去作过演讲。1922年10月，印刷公司工人倪忧天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由宣中华邀请倪忧天同去的。宣中华当时是以杭州学联代表的身份去的，倪是以杭州工人协会的名义去的。
1921年5月下旬，杭州千余理发工人因不堪资本家店主的压迫，举行了一星期的罢工。在罢工之前，他们找印刷公司工人帮忙，印刷公司的工人介绍他们去找一师的学生。据魏金枝的回忆，一师的学生化了装，扮成理发工人的模样，参加理发工人的队伍，前往省议会请愿，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传单《杭州理发工人全体泣告书》，大约也是一师学生的手笔。这是杭州工人的第一次罢工，这次罢工是取得胜利的。
一师学生也参加了农民运动。1921年下半年，当时的共产党员沈玄庐叫李之华在肖山衙前创办“农村夜校”，一师学生宣中华、徐白民和唐公宪等都是该校教员。他们一面教书，一面组织农民协会，拟定农会章程和宣言，在1922年底，他们领导了肖山衙前乡及附近农民一二千人举行了一次抗捐、抗租的示威活动。肖山农运是我国现代农运史上的先声。
“一师学潮”斗争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成果，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
《浙江新潮》被反动当局查禁之后，一师的学生又办了与《浙江新潮》性质类似的报刊——《钱江评论》，于1920年1月出版了创刊号。第九期该刊发表了《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动政府书》，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主动声明废除帝俄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事，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此外，一师和杭州的青年还出版了《进修团团刊》（杭州进步女青年主办）、《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浙江第一师范自治会会刊》《浙江第一中学校学生自治会半月刊》《浙人》《责任》及《曲江工潮》等报刊。他们都是抱着“不怕势力强权、横逆降临”的精神，继续战斗，继续宣传新文化与新思想。
经亨颐在被免去一师校长之职后，拒不接受省视学之职，愤而离开了杭州。他有感于在公立学校办学，完全受制于官僚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因而募款在自己的家乡上虞白马湖建立“私立春晖中学”，请了一师的师生夏丏尊、杨贤江、丰子恺、刘质平以及朱光潜、刘薰宇等人为教师，在春晖中学继续贯彻一师的革新精神，把春晖中学办得生气勃勃，造就不少人才。1923年，经亨颐在两级师范的同事张宗祥任教育厅厅长，请经氏到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任校长。经氏就任时，除请了春晖中学的一些教师以外，还请了共产党员华林去当教师，安置失学青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华岗、李宪仲等人在校学习。经氏就任后，继续传播新文化，采取了许多“与时俱进”的进步措施，如允许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校内开展建团活动，1924年在全校举行列宁追悼会，等等。因此终于为顽固守旧势力所不容，旧派发起“驱经活动”，进步的青年学生就来个“留经活动”。“驱经”与“留经”的斗争持续了近两年之久，经亨颐终于在1925年10月离开了省四中。他在四中的时间虽短，但成绩却是显著的，四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四中成为宁波地区的革命摇篮、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华岗（华少峰）成为四中学生的杰出代表之一。一师、春晖、四中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是新文化的播种者。
一师的学生在1920年4月取得“一师学潮”的胜利后，立即乘胜追击，于同月发起“驱齐运动”。杭州学联理事长宣中华采用了正确而巧妙的策略，联合了杭州各界的大多数，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终于仅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即将反动省长齐耀珊赶出了浙江。
1925年杭州各界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斗争，是在一师毕业生宣中华为首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师及一师后身省一中的广大学生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斗争。
总之，五四运动和“一师学潮”，教育了一师广大师生，培养了不少革命者，其中一批优秀者参加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在杭州、在浙江和全国一些地方，参加了历次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们发挥了积极的骨干作用，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