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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的一生是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一生，是一个即知即行、能知能行的实践教育家。他的立言行事为中外广大人民所景仰。我和陶先生谊属同乡，少年时期常共嬉游。他长我8岁，提携我如长兄之抚幼弟，指导我如小先生启发蒙童。前年，陶先生90周岁诞辰，我写了《我所知道的陶行知先生》一文，以表对陶先生的怀念。现在再回忆十则，以作为前文的续篇。
陶行知先生爱读书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他6岁进私塾，学习认真，过目不忘。稍长，由于家道中落，随父务农，过着艰苦生活，但陶先生要求读书，不肯中断。他父亲对他也寄予厚望。经人介绍，从王藻老先生学四书经传。王藻老先生是南乡渔岸人，字慎士，前清贡生，德高望重，长期在小南海航步头曹家坐馆。曹家先后有堂兄弟13人在王先生手里破蒙，年纪最大的叫曹光发，比陶先生还要小8岁，都是些小娃娃。王老先生见到陶先生，甚为喜爱，留他在曹家伴读，不收束脩。航埠头离黄潭源陶家有15里路程，陶先生不辞路遥道远，每隔二三日，从黄潭源步行经山坑、洪坑、王大桥来到曹家，向王老先生问业。有时陶先生到曹家来，正值王老师在教课，他就站在大厅外的门亭里等候，不肯冒失进去打扰。如遇下雪，他也和往常一样站在门亭里复习旧课，等候王先生歇息下来才进去。有知其事的，说这个小后生竟有古人程门立雪之风，人以是多之。
陶行知先生15岁进徽州府耶稣堂所办的崇一学堂，学习英文及各门学科，读书益勤，成绩优异。他常听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因此，他对学习唐诗颇为向往，挤出时间向国文老师程修之求教。程老师住在我家隔壁，陶先生每次来时，倘遇程老师有事，就先到我家坐坐，或抄写唐诗，或复习旧课，有时还教我华英初阶。陶先生用的唐诗本子是向西溪汪采白同学的父亲汪吉修老先生借来的，生怕有所污损，爱护备至。他抄写课文，没有簿本，是把店家用过的老式账簿拆开，翻折过来，装订起来使用。程老师有亲戚在郑村开糖坊，常命儿子程万孚去索取旧账簿来给陶先生用。陶先生在抄写时，非常仔细，不但小字不遗漏，竟连卷首的缮写人、刻工姓名以及“郡城文林堂书坊藏版”等字样也都抄了下来。人家说他是个迂夫子，做事太“一板三眼”了。其实陶先生并不一板三眼，而是要把这个抄本当作副本看待，加以爱护，所以抄写时认真细致，不肯马马虎虎，这正是他一丝不苟的表现。程修之老师颇称赞陶先生工作踏实，有责任心。
后来，我在上海工作，曾听报馆于民说，陶先生的草稿如同清样，易排版，易校对。这样说来，陶先生一丝不苟之风，实可以风人的。
徽州府城东门外，上问政山的路口，有一幢县城隍庙，茂林修竹，映带左右，是一个小小的风景区。庙里有一座戏台，台上正中挂着一块横匾，写着“下观而化”四个大字。有一次，我跟陶先生和几个同学前去游玩。我问陶先生什么叫“下观而化”？陶先生说：“台上演着劝善去恶的戏文，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使台下看戏的人受到感化，存心做好人，这就叫作‘下观而化’。但是，如今官绅地痞，鱼肉人民，弄得民不聊生，真是做人难，难做人，这块匾额不过是冠冕堂皇，欺骗人民，束缚人心罢了！”
有一天，我随陶先生及几个同学到郑村糖坊去索取旧账簿。正巧郑村村口搭台演戏，祠堂门口挂灯结彩，灯上贴着“五谷丰登”四个大金字。我问陶先生台上为什么不挂“下观而化”四个字。陶先生说：“明明有‘下观而化’四个字显现着，怎么看不见呢？”我再仔细观望，实在没有啊。陶先生笑着，领我们到戏台底下穿梭地绕了几个圈，只见台底下摆着十几张方桌，每张方桌围着十多个人，有的坐，有的站，大多是农村人模样，每张桌上摆着一个方铜盒，大家纷纷拿钱下注，原来这里是赌场。这些农人不看台上演戏，专在台底下赌钱。陶先生说：“你们看清了吧，今年是丰收年，搭台演戏还愿，庆祝五谷丰登。农民勉强交了地主的田租，缴了官家的钱粮，剩下一点血汗钱，就被吸血鬼勾引来赌博，把钱花掉！”我问“官府为什么不来捉赌呢？”陶先生说：“郑村有个豪绅，他会唱京戏，每次上台客串，哄动各村农民赶来看戏。他勾结官府，趁机公开聚赌，引诱农民，坐收渔利，弄得农民把一年的血汗钱都在赌博上花掉了，这就是真正的‘下观而化’啊！”
陶先生在离开崇一学堂之前，邀我同到西溪去，把《唐诗》还给汪吉修老先生。这位汪老先生年纪不很大，已蓄着三绺黑胡子，外貌严而有威，实则和蔼，平易近人，说话颇饶风趣。他对陶先生说：“你读了不少唐诗，俗话说得好，不会作诗也会吟，那你很快就要成为一个小诗人了……你最推重的是哪些诗人？”陶先生迟疑了一下，也用风趣的话回道：“我说是paitu（歙县谐音，普通音baidu）。”汪老先生听了，奇怪问道：“你读了不少唐诗，怎么到头来说是白读？”汪先生笑眯眯地说：“我说的正是白杜啊。”汪老先生醒悟地说：“啊哟！你真是在说哑谜儿，你原来指的是白乐天和杜子美啊！你对他俩是怎样看法呢？”陶先生说：“他俩诗的风格虽不同，但多感时之作，喊出了人民的呼声。白诗通俗，杜诗沉郁。”简单的几句话，使汪吉修老前辈听了非常感动，连连说：“后生真可畏啊！”
陶先生在离开家乡之前，邀我同去向程实夫先生辞行。我们走到东门外罗家巷口，正值风雨交加，对面山坡竹林被风刮得东摇西摆，一幢孤零零的老屋被笼罩在竹林里，好像是坍塌的样子。陶先生对着这幢老屋高吟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我那时听他半吟半唱，不知其所取义。后来我在中学里读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似曾相识，我才理解当年陶先生为了“谁来拯救这个贫穷落后的祖国呢？”发为问题，借题发挥，感慨万千了。
有一次，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徽宁小学举行毕业典礼，校长江振华（歙县新路街人）邀请在上海的安徽同乡到校讲话。被邀请的有许世英（做过安徽省省长）、陶行知以及徽社社员多人。
首先，许世英对毕业生说：“今天，你们毕业了，可喜可贺。希望你们继续升中学，升大学，努力学习，别怕吃苦。古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们要争取做个人上人。”
后来，挨着陶先生讲话。他对学生说：“你们今天小学毕业了，这是你们用心学习的成果。但是你们千万不能满足，因为你们所学的仅仅是书本上的一点知识，书本之外有更多的知识你们都没有学到，这不能怪老师不教你们，实在是不合理的现行教育制度阻碍了你们。现在有许多劳苦大众，连学校的门也走不进去，真正可惨。你们要努力多求真实的知识，还要帮助广大劳苦人民也有读书的机会。你们学好本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如果每个人只顾自己做个人上人，那就是脱离群众了。希望你们要树立同群众打成一片的思想，做个人中人。”
1925年，美国道尔顿制创始人柏克赫斯特女士到我国各地演讲，宣传道尔顿制教育。某次，柏女士来到上海，由陶先生主持招待，在沪西某西餐厅讲演。那天，翻译是高仁山，他介绍说：“道尔顿制，是美国柏克赫斯特女士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道尔顿中学试行有效的制度而得名的。道尔顿制适用于中小学，更适合于中学高年级，每门功课都采用实验室制，所以，又叫道尔顿实验室计划。其进行要点有三：①作业室；②功课指定；③成绩记录表。这个实验室计划的道尔顿制已推行及于世界各先进国家了。”
后来，徽社社员在上海福州路一家春徽馆欢迎陶先生当徽社顾问。在座谈中，社员程乐三说：“道尔顿制的宣传好似一阵风过去了，久已无人提及，有人说，‘道尔顿制’变成‘逃而遁之’了（谐音）。”陶先生笑笑说：“道尔顿制的优点，是按照各人的程度制定进程大纲，使学生有所依据，自行修习，学生绝对研究自由。只是太重书本，缺少生活实践，所学与所用不免脱节，不脱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先知而后行’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的窠臼。而且办学的条件不具备，实行也就不易。这个制度现行于英国，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偶然在一张三日刊小报上（可能是《金钢钻》，绝不是《晶报》）看见一段离奇的记载，大意是说：一个大学里有两个教授，一个陶教授，一个陈教授（报上用真实校名、姓名刊出）。陈教授说陶教授学习少，中文根底薄。陶教授说陈教授以堂堂教授之尊，专搞些什么是非法选择法之类的儿童玩意儿，互相讥刺，大有文人相轻之势。我和几个徽社朋友看见了，推测陶先生专写些所谓“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一类的诗，可能是讥讽他中文根底差，写不出五言七言的诗来。又因他读书时几次跳级，学习时间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后来，我问到陶先生，他说：“我自问学识根底差，需要多学习，我写诗不是给有闲阶级观赏，而是替劳苦大众呐喊的。我出国留学，是为求得革命知识而学习，是为寻找拯救祖国的贫穷落后的道路而学习的。那些奴化教育，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就少学了。有人说过，到美国去学农科，要把五百种苹果的名称一一记熟，这是学而无用的。……陈教授是一位儿童教育家，他对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导法有极深湛的研究。”
据所知，陈教授是极端推重陶教授的人格、道德、学识、能力和才调的。陈教授著了一本《家庭教育》，特请陶教授作序。陶教授称这本书是当时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最有价值的著作，说这本书是儿童幸福的源泉，也是父母幸福的源泉，推崇备至，愿天下父母共读之。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俩都是热爱儿童、重视儿童教育，可谓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绝无半点相轻之处，而正是彼此相钦的。那三日刊小报捏造事实，不过是有意中伤，耸人听闻，徒供有闲阶级茶余酒后的消遣而已。
晓庄师范的办学方针和教学制度，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几次到晓庄师范参观，目的是要拉拢陶先生，对他封官许愿，迫使他就范，并使晓庄瓦解。但蒋、宋到了晓庄，全校师生照常工作，不慌张，不奉承。全校师生都是硬汉，不吃嗟来食，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给蒋介石以无比的刻骨仇恨，终于在1930年晓庄师范遭到封闭，陶先生遭到通缉，不得已逃往日本，以避其锋。
1931年，陶先生回国，匿居上海，办杂志，设学校，发表政论，号召团结御侮，挽救国难。其时原有晓庄师生的生活大感困难，办学经费支绌，陶先生不得已于1932年12月1日在《申报》第二版新闻前登载“陶行知三卖艺”广告。
三卖艺：卖文、卖字、卖讲，每项十元。
狐狸有洞鸟有食，乡下先生难度日。
风高难放李逵火，武训讨饭也不易。
自杀不成怕坐牢，从来不演折腰戏。
众谓我曾做书呆，便教出卖书呆艺。
书呆不艺卖与谁？开张岂必有生意。
女生卖艺被开除，先生卖艺可遭忌。
哪里管得这许多，硬着头皮试一试。
陶先生首次卖艺，距今已有50多年了。他的卖艺广告日期，我依稀还能记得，但卖艺诗因年久不能全忆。前年汪原樵同志对我说，他10余岁时，在《申报》上看到陶先生的卖艺诗，越读越有兴趣，不忍释手，就把这首诗读熟，背得出来……当场背给我听，因而补我记忆的不足。
1932年的某一天，我正在上海外滩公园散步，只见朋友黄警顽（商务印书馆招待员）领着一些青少年走来，原来是新安旅行团到上海来。黄君替我介绍。旅行团拿出笔记本来请我题词。匆促间我写不出什么，就写了“行行重行行，千里亦容易，吾曹方读书，读书亦如是”四句老诗以应。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陶先生，陶先生说“用这首老诗，不免空泛。最好见事行事，自己写一首，抒发自己的抱负。”
有一次，我有一个在某校当教师的女朋友生病了，我买了些桂圆、荔枝送给她，并写一首诗，以代慰问。事前，我把那首诗给陶先生看，请他修改。那首诗是：
前见案头一方剂，得悉先生不适意。
三日未存问，下怀正牵记，
奉上桂圆荔枝各少许，千万莫嫌弃。
陶先生看了说：“你不送蛋糕、巧克力，而送桂圆、荔枝，这很好。因为桂圆荔枝既可当点心，又可当补药用。但对病人起什么作用最好突出。”他就改动了一下：
前见案头一方剂，得悉先生不适意。
三日未存问，下怀正牵记。
奉上桂圆荔枝各小许，健脾、益肾、养心、补血气。
物轻情意重，千万莫嫌弃。
他说：“这样改一下，可以突出桂圆荔枝对病人的作用，病人看了，心旷神怡，乐于接受，增强食欲，病好得快，达到良好的效果。在结构上，突出形象性、生动性，重视语言心理，达到抒发写作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