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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陶先生是同乡，他比我大8岁，在70多年前我就和他有过接触。后来我到上海升学和工作，又和他多次见面。直到他死前数日，还见过他一次。驹光逝水，忽忽已35年了。陶先生的音容宛在，令人难忘。现在写点片断的回忆，以表对陶先生的怀念。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浚，小名和尚。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农历九月十六日）诞生于歙县西乡距城八里的黄潭源村。父亲陶槐卿曾在休宁万安的亨达官酱园做生意，后来由于社会经济崩溃，酱园也破产出顶，于是回到故乡黄潭源务农，卖柴卖菜，生活艰苦。陶先生从小就爱读书，他从王藻老夫子学习四书经传，天资聪敏，过目不忘。那时是光绪末年，科举刚废，歙县城内小北街耶稣堂（基督教内地会）附设了一所崇一学堂。这所新型学堂的设立，可谓开风气之先河。当时人们都叫它洋学堂，是相当于旧制中学的程度。堂长是牧师英国人唐俊贤。他和他的妻子都会说中国话。他亲自教课，并聘请硕彦程修之、金鹏文教中文。陶先生15岁进了这所教会学堂。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朱家治（慕庐）、姚文采、洪范五、杨雅涵、汪采白、汪岳年、杨廷桂、江粹青、程家庾、章文启、章文美、章文雅、程祖贻、汪邦、汪邦钊等人。后来唐俊贤任满离去，堂长就由通事（翻译）绍兴人章觉甫兼任。以后歙县新安中学堂、紫阳师范学堂陆续创立，崇一学堂连办两期后，就改名崇一小学。老友方与严在进晓庄师范之前，曾在崇一小学任过教师。
我本来不认识陶先生，因他的老师程修之住在我家隔壁，陶先生常来看老师，从此我和他常常见面。还有朱家治家在西城坊内（现在歙县公安局后弄），离我家近在咫尺，他的父母和我家素有往来。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常常跟着朱家治和陶先生在一起游玩，因而我和他们搞得很熟，成了他们的小朋友。
陶先生勤于学习，在休闲时也喜欢活动。那时足球、篮球还没有流行，陶先生常和朱家治在二十四根柱（即谯楼，现为歙县博物馆）下面踢实心小皮球，我常在旁观战，并替他们到阴沟、菜园里拾球。朱家治身强力壮，能一脚把球踢过二十四根柱屋顶。有一次，朱家治把球踢上屋顶，不再滚下来，回到家里，被他的父亲大骂，甚至要打他，因为他的父亲是徽州府衙的看门人，家境清寒，丢了一个球，怎不心痛。我急急回家告诉母亲，我母亲买了两个球送给朱、陶两人。后来陶先生送给我一本《华英初阶》，这是学习英语的启蒙课本。陶先生常对同学们说：“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休闲时间要多活动，锻炼体魄。”陶先生后来创立各类学校，体育是一直受到重视的，都把健康的体魄和劳动的身手列为教育的目标。
陶先生平时学习，勤奋努力，成绩优异，深得堂长唐俊贤的关爱，叫他搭伙在通事章觉甫家，给予免费照顾。章觉甫擅医道，陶先生日日接触，受其熏陶，因此产生了行医救人的愿望。陶先生出生的年代，正是我国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国家与人民备受列强凌辱的时代，陶先生跳出科举应试，接受科学新知，在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之际，激起救国救民的思想。那时歙县西干十寺地方（实际只剩如意、妙法二寺），古木参天，山清水秀，是一个优美的风景区，崇一学堂的师生常来这里游玩。可恨这两寺的当家和尚乱砍古木，破坏风景，甚至在寺内引诱青年聚赌，侮辱民间妇女，并利用宣扬佛教为名，沿西干山坡修建十八个佛龛，强捐敛索，以填欲壑。他们勾结官府，鱼肉人民，有恃无恐。受害者敢怒而不敢言，有怨难伸。陶先生等曾向他们多次善意劝阻，并提出警告，都无效果。陶先生义愤填膺，与朱家治等同学赶往西干，将十八个佛龛拆毁，所有龛里泥塑木雕偶像尽行丢到河里去。又把观音亭里二尺高的石像扳倒，由几个人抬着摔进老虎洞（长庆塔下一个水洞），以免他们再拿偶像来吓唬人。又责令当家和尚烧毁赌具，不再愚弄妇女，使这两个为非作歹的和尚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认识了错误，从此改邪归正。
1909年，陶先生在崇一学堂毕业后，为了要达到医药救人的初衷，借资到杭州，考入广济医学堂。学习半年后，由于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中途退学。后得唐俊贤的帮助，于1910年（19岁）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以第一名毕业于金陵大学，深得校长包文（美国人）的器重，帮助他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得政治学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博士的得意门生，获教育硕士学位。1916年学成回国，时年25岁。初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继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对当时教育提出许多革新的主张，如改进制订总课程表，首创暑期学校，首倡男女同学，首倡“特别生”，以及推行师生共同生活等等，有不少建树。因此，上海圣约翰大学赠予科学博士学位。
两个特色革新的例子：
（一）改进制订总课程表。陶先生任职伊始，发觉旧日课程总表安排教师、学生、教室、实验室与教学之间的关系，在发生抵触。如果临时有所调动，极为棘手，不免牵一发而动全身。陶先生身为教务长，责任极重，乃运用统计学原理，制订新的总课程表，组织严密，对临时调动，既迅速，又正确，对教学很便利，无纠牵之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难题，使人人钦服。后遂为全国各学校所采用。
（二）首倡男女同学。1920年秋季招生，陶先生提出兼招女生。当时保守者都认为女生生理特殊，学习成绩赶不上男生，同班上课，殊多困难，表示异议。但经试行后，所招女生成绩俱佳，入学后功课都能赶得上。当时有一个女生名李今英的，英语成绩为全校之冠，名传遐迩，为一时之谈助。后来北京大学接踵而起，先招中文系女旁听生，人虽不多，其中有一名许素闻的，诗文并茂，是其中佼佼者。陶先生的创举，遂成为大学男女同学的滥觞了。
有一次，高师附中招考新生，有个姓汪的大人物，叫他的两个儿子去报考。这两个花花公子平日宠爱过分，不读书，好嬉游，成绩低劣，没有考上。姓汪的打电话给陶先生，请他给予照顾，通融录取。陶先生那时正在革新校政，清除积弊，哪里肯破例迁就。后来汪姓派了秘书去面见陶先生说项，动以利欲。陶先生不动声色地背诵了苏轼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以明志，拒绝了他。一时传为美谈。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陶先生坚持真理，不肯以原则来做人情，更不屑趋炎附势，以迎合达官贵人为进身阶梯。此后陶先生放弃贵族式优越的教授生活，走向平民教育、农村教育，为解放极大多数最不幸的穷苦人民而奋斗，皆植根于此。
陶先生原名文浚，有妹名文渼，同是家中的排辈名称。他初时服膺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哲学观点，乃改名“知行”。从此“陶知行”这个名字不胫而走，人们对陶先生的进步思想颇多称道。
有一次，我接到陶先生的一封信，他的署名是“行”字在上，“知”字在下，两字连在一起，好像花押式的签名。我以为是误笔，把“知行”二字写倒了。又推测他为了签押好看，有意倒写的。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已由“知行”改为“行知”了。原来陶先生通过不断实践行动，认识到“知是行之始”的理论不妥，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不行不知，行而后知，实践才能出真知，乃改名“行知”。这是陶先生在无数教育与行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思想核心。
陶先生是一位有名的留美学生，又在最高学府主持贵族式的教育工作，人家总以为他是目中无人、神气不凡的。哪里知道他坐下来和人谈话，毫无拘束，平易近人，语多风趣，很有说服力。他常常看到农村的落后面貌和农民没有文化的疾苦，身居高位，毅然过着平民式的生活，常和广大农民接触，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后来他放弃贵族式的大学教授地位，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要通过教育来改造落后的农村，解放极大多数的穷苦农民。他经常穿着草鞋，点了灯笼，深夜步行往来于南京和平门外劳山晓庄之间，不以为苦。他写了“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向稻粱粟麦黍稷下功夫”做学校的门对，标榜着晓庄师生改造农村的愿望。当晓庄学校成立三周年，陶先生写了晓庄三岁告同学书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就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最不幸的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的农人。他爱农人只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农人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
陶先生放弃大学教授职位后，在上海活动的时间较多，因此我和他相见的机会也就不少。徽州各县许多在上海大专学校读书和在工商各界工作的青年，为了互通声气，组织了一个徽社，我和老友许士骐都是徽社成员。公请陶先生当顾问。每月出版《徽音月刊》，由我和程本海主编。我们常请陶先生斟酌稿件。陶先生写过一篇《徽州少年还乡运动》登在《徽音月刊》上，它的主题思想是号召在上海的徽社青年回乡改造农村，普及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知识，启发最多数最不幸的农民思想觉悟。后来徽社的青年有些是照着陶先生的旨意去做了。
有一期的《徽音月刊》上登了一个姓徐的青年写的一首描写徽杭水路交通困难的诗歌，事隔五十多年，大意我还记得。写的是：
府对府，六百五，徽河坐船真正苦！
大小滩头三百六，一篙一纤常受阻。
雨落三天洪水涨，三天不雨河干堵。
乘客往来常误期，心中苦楚向谁吐！
陶先生看到这首诗，也想起少年时初次出门乘船到杭州，沿途遇到的情况。他说：“水大的滩头，下水船要倒行，纤要倒背。水浅的滩头，要把船上的货物搬上岸，乘客还要上岸走几里路，等船过了滩，人货再上船。上水下水都有这种情况。耽误日期，有苦确是无处诉。而且船过滩时，船夫往往用肚皮顶着竹篙，出力很大，头筋凸起，痛苦之状，教人不忍看。因此常听见船夫发着牢骚：‘要吃米，要吃盐，前世不修来撑船！’”我们就向陶先生建议，开造徽杭长途汽车路，请他出来号召。他满口答应，带了四个徽社青年到杭州去，邀请船行帅家和姚家头头开座谈会，商议开造汽车路，请他们出来主持。帅、姚两家各有帆船多只，他们怕汽车路一开通，水路就没有生意了，坚决不同意。陶先生又领了大家去见姓程的和姓曹的两大商家，到沧州旅馆商谈。这两个大资本家的出发点都是唯利是图，不愿把任务交到我们手里，更不肯无条件垫出资本。无结果而散。大家回到上海后，陶先生对大家说：“事情虽没有头绪，但我们这次行动等于撒下了种子，已引起大家的注意，迟早会有人出来干的。”果然不出所料，第一次商办的杭徽公路不久就兴建起来了。饮水思源，杭徽公路的兴建，未尝不是陶先生热诚为家乡交通事业着想而促成的啊。
1928年秋季，我的老友方与严在浙江萧山闻家堰（又名毛家堰）办湘湖师范，因为人手不够，先生介绍我去。那时我正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附设的中小学任教，不能中途离去。我利用寒假到湘湖师范去看方与严，说明脱不开身。方君坚要我留下，而上海原校长及学生家长坚不放我走，结果我未去成。从此我对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更是向往。在从事中小学工作许多年中，学习陶先生俯首为牛的精神直到退休。
陶先生和胡适同是徽州人，同样留学美国，同为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所赏识，回国后同为最高学府教授，但两人的思想认识迥然不同，两个人走的道路各异。最主要的陶先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唤起最多数最不幸的穷苦人民，求得解放。他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全体。他并没有被杜威的实用主义所束缚。而胡适回国以后，则站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框框里。吹捧洋教条，与人民站在相反的立场，逢迎权势，轻视自己的国家，说什么中国人民不外“贫、弱、私、愚、乱”五大弱点。陶先生写过一首诗嘲笑他：“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一个大妖精。”（“大妖精”指帝国主义）那时陶先生与胡适都住上海。有一次，胡适的亲戚为了办一件事许久办不好，胡适给他出主意，花了很大一笔钱才办成功。胡适高兴极了，学着京剧《卖妻得银》的腔调：“银子果然是好的东西，好宝贝！”我在《新闻报》“快活林”栏看到这段记载，就拿去给陶先生看。陶先生当下写了一封信叫我去寄给胡适，信中大意是：你胡适先生不重妻子重银子，银子果然是好东西，好宝贝。今天我还有点银子，你叫我一声陶先生，等到我没有银子了，你就只认衣衫不认人了，因为我也是“五大弱点”之一啊。两人的思想认识不同如此。
我们在主编徽社《徽音月刊》期间，屡屡接到家乡来信，指责休宁万安二师提倡佛学，不该在校内公开大捧婺源（旧属徽州）提倡佛教最力的江易园，说什么“江易园，国宝也”。要《徽音月刊》开展批判。我们对佛学无研究，提不出意见，正在彷徨无计。恰好陶先生从南京来到上海，他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点意见，他说：“佛学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只有让那田园充实、娱乐晚景的福人去皈依佛号，日诵菩提，断非可语于终日为生活而忙碌的劳动人民和志在改造社会、为国捐躯的青年。可以闭起家门诵佛礼忏，断不可以在公家办的师范学校里一面领薪水，一面宣传佛法。……”他的话扼要而中肯，说服力很强。
有一次，我到某旅社去看陶先生和老友方与严。到了傍晚时候，我请他们两人到徽馆去吃砂锅馄饨，说是价不高，且实惠。心想这个恰如其分的请客，他们一定会同意的。殊不料陶先生竟说：“太费了，太费了，跟我们来。”他们很熟门熟路地到一个里弄天津馆，买了六个火烧（天津式烧饼），再到粥店里要了三碗粥，一碟发芽豆，一碟酱瓜，就这样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餐。他们这种由来已久的晓庄节俭朴素的传统生活，真值得教人学习。
“小先生制”是推行社会教育的好制度，目的在发挥儿童的能力来参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的工作。这个破天荒的传遍国内、闻名国际的教育制度，人们都知道是中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导的。但是陶先生是坐在沙发里空想出来的吗？是在枕上一觉醒来写出来的吗？绝不是的。是他从长期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事实是他的老母年近花甲，还是个文盲，由六岁的孙子小桃教她识字，从此倡导开来。有诗为证：
吾母五十七，发奋读书籍；
十年到如今，工学无虚日。
小桃
方六岁，略识的和之；
不曾进师范，已会为人师。
祖母做学生，孙子做先生；
天翻地覆了，不复辨师生。
三桃
凑热闹，两眼呆望着；
望得很高兴，祖孙竟同学。
上课十六天，儿子来一信；
老人看得懂，欢乐宁有尽。
匆匆六个月，毕业无文凭；
日新又日新，苦口作新民。
病发前一夜，母对高妈说：
你比我年轻，学习要心决。
子孙须记牢，即知即传人；
若作守知奴，不是陶家人。
以上的诗是陶先生早在1927年以前题在照片上的。陶先生以后推广用学生教学生，实行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对他所号召的普及大众教育运动有很大的贡献。他提出“即知即传”，“在教在学”“知识为公”“文化为公”，形成普及大众教育运动的巨流，突破了数十年来中国义务教育的纪录。
在“八一三”上海沦陷前夕的一个夏天，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欢送出洋留学生茶话聚餐会，地点在中西女子中学校园里。当时我是招待员之一。陶先生也来参加欢送。他在欢送发言中，有三个警句发人深省。他说：“现在青年人在学校里，大多数是在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他狠狠地批判了中国旧教育内容腐败，理论与实际脱节，所学非所用。有些人把读书作为有闲阶级的装饰品；有些人把读书当作博取功名的敲门砖；有些青年把书本作教条，钻在牛角尖里死记硬背，成为书呆子，甚至搞垮了身体。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则被排斥在学校门外。……陶先生慷慨陈词，声色俱厉，语语激奋，无异对广大青年敲起警钟，使听者动容。
有一次，陶先生领着一个朋友的儿子到寰球中国学生会来联系出洋买轮船票事，陶先生到我宿舍小坐。他看见我房门上贴了四句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埋头苦干，不怠不逸。”他略一思索，叫我把“苦”字改成“乐”字，就是要“乐干”。我说：“这不是反乎常理了吗？”他说：“我们学习为的是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技术，这不是乐事吗？学好本领，可以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不更是乐事吗？乐事当前，我们为什么不乐干呢？”陶先生的见解，对我来说，真是启愚发蒙，使我的思想认识大大提高。因而想到陶先生一生为了兴学育才，著书立说，争民主，反内战，疲于奔命而不以为苦，正是他的乐干精神的表现。这种崇高的精神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我退休回到家乡，常年为街道服务，为学校义务教课，曾有一段时期，一星期内兼任城乡四个学校的课，人家说我年纪一大把，有福不享，真是自讨苦吃！而我实在是“乐干”啊！陶先生真是我的一字之师，终生不忘。
陶先生不但精通英语，兼通德、法两国文字，但他从不用英语和本国人谈话，因此他留学美国时，被人家称为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很受侨胞尊敬。他为了要深入了解苏联情况，对俄语也多涉猎。陶先生真是一位博闻强识的学者。他要求青年学外语，尤其要学英语，有目的地学，要把眼光扩大，在这世事多变、人事繁复、科学日新月异之秋，不掌握外语知识是不行的。目前从全国范围看，各级学校莫不重视外语课，各地大学正在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学生外语水平，促使学生们不断扩大知识领域，使能直接阅读外文书刊。这正符合陶先生的意想的。
陶先生的一生，是为人民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新中国培育人才的一生。处在中国革命的激变时期，他的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步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陶先生到西南大后方去，一方面宣传抗日民主教育，一方面继续创办各类学校，收容难童，组织流亡青年，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行列。他的一生有关教育的论述近百万言，有很多宝贵创见。1937年以后他的许多活动，我无从亲知。及至1946年4月，陶先生从重庆回到上海，住在吕班路（即现在的重庆南路）53号二楼，我又见到了他，他忙于争民主、反内战运动和民盟工作，在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把陶先生列入黑名单，要对他下毒手。他依然无所畏惧地继续参加各种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遇害，陶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消息传来，陶先生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陶先生劳累过度，刺激过深，不幸于1946年7月25日突患脑溢血症逝世，存年55岁。临终前数天，我去陶先生住处，与陶夫人吴树琴、次子陶晓光，还有老友许士骐同桌吃饭。陶先生自外归来，其行动已不似往日的自如，彼此点了点头，初不料他病象已深，不及多谈，顿使我抱恨终天了！
在陶先生殡殓之夜，他的挚友许士骐在上海殡仪馆为他赶制石膏遗容及手模。在场的有郭沫若、吴树琴、陶晓光数人。经过十年动乱，陶先生的石膏遗容及手模完好无损，现保存在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纪念馆，永为后人瞻仰。
1947年，老友许士骐为了永久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初在歙县新路街许家老屋设立行知小学，我是发起人之一。捐款人中尚有爱国人士章载功。学生不收学费，并发给书籍及课业用品。约一年后，上海福利基金会派人视察，认为尚有成绩，予以经费补助，乃购得现在场地，兴建校舍。又在上海捐募寒衣四百套，由我和项厚轩运至校中，发放给学生，摄有照相留念。当时歙县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之下，我们被视为“反动分子”“不稳分子”“共产党的同情者”，事事受到纠缠。但我们坚决学习陶先生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冒着危险办学，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首届离校学生，现在多有在邮政、广播、机关以及远在甘肃、哈尔滨工作的。全国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行知小学改为公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