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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0月18日（旧历九月十六日）父亲诞生于徽州的一个衰落的农村里——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家境清寒。祖父是一个粗通文墨的人，祖母种地，做过佣工，持家非常勤俭，连剃头都是她一人包办。她剃过祖父、父亲的头，剃过我们兄弟四人桃红（陶宏）、小桃（晓光）、三桃（陶刚）、蜜桃（陶城）的胎头。1934年祖母逝世后，父亲感情深重地为遗下的这把最可纪念的剃刀写了一首诗：
这把刀！
曾剃三代头。
细算省下钱，
换得两担油。
父亲幼年，祖父送他上经馆读书，因家贫常打着赤脚，但天资聪敏，勤奋好学，过目背诵，有过人的记忆力。后进了歙县城里基督教内地会办的崇一学堂，由于学习好，提早一年毕业。他17岁之春，独自一人离乡乘帆船去杭州学医，后又考进了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他受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革命思想感染，在校是个活跃分子，主编《金陵光》学报，组织爱国活动。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良，他得以提早一年修完大学课程，并以第一名毕业。
这时全家已移居南京，他和妈妈汪纯宜结了婚。当时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风行，他持“十扣柴门一扇开”的希望，借得了去美留学的旅费。父亲在美学习，因贫困不得不在课外时间劳役、卖文、卖讲以换取学费和生活费。他先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得政治硕士，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得教育硕士，奠定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志愿。在归国的船上，一些留学生交谈回国的抱负，他说他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这是1940年左右一个晚上在重庆北碚谈心时，有朋友问他时说的。
父亲生长在清寒的家庭里而能够进学校受教育是很不容易的。而祖父为了父亲上学校，毅然断绝了自己的嗜好，终于因年高体弱而倒下去。这种牺牲自己成全儿子上进的精神，使父亲感动极深。祖母讲，当时父亲初次离乡去杭州，祖父送他上船，船开后，父亲忍不住背转身，双手蒙住眼睛哭了。后来在留学期间，得知祖父去世的噩耗，热泪涌流，无法排除思家念父的情怀，就发愤努力，埋头学业，课外即到图书馆中看书到深夜才踱回宿舍。
父亲回国即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长，后改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几十年前，留学回国的大学教授，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几个孩子幼小时在家里的确享受了一些为儿童所应有，但只有极少数中国儿童才有的幸福。每逢星期日或什么假期，父亲总是带陶宏和我去爬山玩水。逢年过节，尤其是耶稣圣诞，他总要买一些巧克力糖、玩具和书籍给我们，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这个习惯一直继续到他办了晓庄学校为止。我们在他身边时，每逢圣诞节吃了晚饭后，他就出去买礼物，我们躺在床上静等圣诞老人从天而降，有时等得实在不耐烦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一觉醒来时，一点亮光都没有，心想“老头子”今晚大概来过了，赶紧伸手到床头和枕下一摸，可不是！硬的，软的，方的，圆的，心里好生喜欢，可惜看不见，唯有希望天快点亮，就又抱着这些欢喜，慢慢地睡着了。他如果不在身边时，到了圣诞节前，一定有一大包糖果什么的从别处寄来，里面事先都分好了，写了名字，这不是怕我们抢，而是表示他对每个孩子都尽了心意，我们四个孩子从来没有为糖果、玩具打架吵嘴。
父亲一直是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的，但是他不是基督徒。抗战中有一年夏天，我们在育才逸少斋（父亲和来客住的屋名）。父亲招待一位在江苏医学院学习的昔日同乡的孩子章克安时，父亲说他17岁那年和章君的父亲进了杭州一个什么教会医学院，该校规定凡在教的学生可以享受两年实习的机会，但非教徒则无这权利，这大概是以实习为饵引诱加入基督教之意。章君的父亲是基督徒，当然可以享受这个权利，但父亲以此规定太不合理，学校岂可因学生信仰不同而不同待遇！他没有因此加入基督教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杭州。
假如说基督教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大概是他对耶稣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的景仰，在早期恐怕就是圣诞节给孩子们送点儿喜欢的礼物。以后从办晓庄师范起，他变成了更多的不幸儿童——那些终年得不到一点快乐的穷苦孩子，大家所共有的圣诞老人，并且号召更多的大人来做集体的圣诞老人，只不过日子改到儿童节、春节或学校的校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的儿童节，虽然任务那样繁忙，也没有忘记为乡下苦孩子的儿童节发起要给他们“一天的快乐，一年的学习”的活动。在重庆捐了不少捐款、书籍、文具、糖果、药品。这一年儿童节管家巷有500个孩子参加，古圣寺育才校本部有1000人，化龙桥和高峰寺各有100个孩子，南京晓庄余儿岗小学，上海山海工学团和淮安新安小学还未计算在内。
1923年我5岁时，父亲改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全家搬到北京。在这之前，在东南大学时，他开始发动学生利用假期、晚上办识字班。他奔波于平民教育推进的工作，采用的是他和朱经农编的平民千字课。推动广泛办平民夜校、识字班和平民读书处。每一个识字的人家都可以成立一个平民读书处来教这一家内和邻居的不识字的人。我们家搬到北京后，为了响应平民教育的推进和起示范作用，在家门口也贴起了“平民读书处”的纸招牌。祖母那时已57岁，她受父亲提倡平民教育的影响，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完平民千字课。父亲和姑母都忙于推广平民教育，没有空闲教她，那时我才6岁，刚读完第一册，就让我当“小先生”，教祖母读书。我和祖母一面玩一面读，情绪很高，一个月就把第一册读完了。读到16天时，父亲依据千字课上16课以前的生字写了一封信从张家口寄给祖母，她居然能毫无错误地读了出来。我这个“小先生”的试验，给父亲很大的启发，依传统的观念，教育只是成人对小孩之行动，他们忽略了另一面的事实——小孩也能教大人。在中国国家这样穷，师资又缺乏的情况下，要普及教育，“小先生”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这件事增加了父亲对普及教育的自信，在普及教育运动中采用了“小先生制”作为一个很有力的办法。祖母学习得很有兴趣，也非常用功，一闲下来就读。她的书本放在梳妆盒里，一不懂就问我们。她除自己学外，还鼓励家里的用人也读书，自己还教她，做“即知即传”的工作。祖母的学习一直坚持到去世。1936年父亲出国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他做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的报告，最引起注意的还是“小先生制”，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剥削被压迫民族普及大众教育的好办法，印度和加拿大等代表尤感兴趣，印度代表还坚决要求父亲到印度去演讲他的教育主张。后来父亲到过印度，甘地在会见他时，请他对正在中国开展的著名的大众教育运动作一文字介绍，父亲写了，发表在印度的Harijan（大概是“贱民”之意，可能是周刊）1938年10月29日、11月5日和11月19日，甘地在按语中写道：“……不得不认为对我们印度是有帮助的。”
我们四个兄弟孩提时代的教育，是由姑母负主要责任的，她的文化比妈妈高。父亲在南京做教授，到后来因为从事普及教育运动和其他工作，很少能对我们负教育责任了。到北京以后，他整个身心投入他的事业，到处奔波，使我们父子间的接触更少了，普通的父子关系在我们之间似乎逐渐淡薄，这种变化从父亲1923年的家信中可以看得清楚。父亲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这些话意味着父亲下决心要放弃个人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很高的经济待遇而回到人民中间去，为人民谋福利和解放。
父亲所以能够致力于各种创造性的事业，本身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他无家庭后顾之忧。他得到祖母、姑母、母亲的全力支持，分担了他不少重负，这是受父亲感召的结果。她们在七年内，相继地倒了下去。
有人说父亲对我们孩子的教育态度，刻薄点说是听其自生自灭，说好听些是自由生长。其实一个对教育事业具有那样热忱的人，岂有对自己亲生孩子冷落之理！只是中国还有很多很多比我们更需要关心的老百姓、青少年和孩子需要他关心，他实在没有多少工夫再来管教我们。但是只要有机会，有时间，他是一样过问的，特别是大一些的问题，他也是很关心的。他对我们提出希望他帮助的事，只要是对的，有助于我们进步的，他无不给以全力支持。他对我们的教导常常是很精辟的，而我们对他的主张、事业、为人也是极崇敬和倾全力去支持的。即使不能帮助他做多少工作，却也不愿分散他的精力。所以我们的关系已经跳出了世俗的父子关系，他成了我们的导师、朋友和同志。因此我们和他的关系在形式上似乎很疏远，远得甚至还不如他的学生、一般青年和朋友，但我们还能站在一般青年中学习他，接受他的指导，进而支持他贯彻他“爱满天下”的夙志，使他的事业成为我们大家的事。这样我们之间又变得极为亲密，形式上似乎淡薄，而却又很浓厚。这也是父亲的教育和为人的成功之处。
1927年前后，父亲放弃了他高等华人的地位和优越的待遇享受，到南京乡下去筹办晓庄师范，搞乡村教育运动。父亲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最不幸的人，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尽管父亲给家里来信说他身体和精神都好得很，还风趣地说：“正月初四试验乡村师范行立础礼，请城里的人下乡拜年，他头晚就下乡，住在一位姓陆的农友家里，打地铺，睡在稻草上，暖和得很，比钢丝床还有趣。”特别是说到“我们六个人睡在一铺：……还有一个你们猜是谁？……你们怕是猜不着的。待我说来。他是一条耕田的水牛，睡在我们旁边，脾气很好，也很干净。第二天教育厅长到了，陪客的也是这条牛大哥。”家里知他吃苦很不放心，很想念他，几经催促，他才不得不寄一张相片回来，消瘦多了，家里很难过，姑母背着人饮泣，决定全家要由北京搬到南京乡下去与父亲共甘苦。姑母、妈妈还专门学了磨豆浆等劳动本领，教育我也要去做一个劳动的孩子。
1930年晓庄师范被蒋介石封闭，父亲被通缉，逃亡上海，后去日本，有的老师和同学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捕杀牺牲。那时我才十一二岁，也要东躲西藏，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受到冷眼、冷遇，在心灵上蒙上了很深的世态炎凉的烙印。家破人亡的遭遇，使我的青少年的一段时期陷于孤独、悲观的情绪之中，特别到祖母逝世后达到了高峰。后来经我要求，父亲介绍我以同等学力考进光华高中，才有一些缓和。
爸爸对我们从小就重视要动手劳动，不要做少爷、小姐，养成做人上人的苗子。他在信上还叮嘱：“桃红、小桃在家，自己的事要自己干。衣服要学洗，破了要学缝。烧菜弄饭都要学。还要扫地抹桌。有益的事都要做。”及长一些，他就要求向自助助人，自立立人的方向去做。他在“儿子教学做之四个阶段”的诗里这样写道：
三餐喂得饱，个个喊宝宝。
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
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
自活有余力，帮助人自立。
他觉得社会上对小孩的教育普通只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然依赖；二是忽然自立。这中间缺少明确渐进的桥梁。倘若成人突然发生变故，小孩失其所依是多么痛苦呀！那时我才13岁，父亲就教我一面自学，一面写小稿子投稿；一面学英文，一面编译小的科普文章，这都可以赚些零用钱。他向我们推荐两位老师。第一位是自己的耳朵，文章写好了，先念给自己的耳朵听听看，不顺耳的地方就要修改，念几遍，改几遍，到耳朵都喜欢听了才罢。第二位是老妈子。为此父亲有一首诗：
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
老妈高兴听，可以卖稿子。
老妈听不懂，就算是废纸。
废纸哪个要？送给书呆子。
父亲就是这样办的。有位“老师”替他改了好几篇文章，觉得比原来的好多了。他写的文章还常常要念给大人、小孩听。拜他们为师。
他回家来，特别爱吃祖母烧的“青菜豆腐”和她做的“格翁”（徽州的菜馅饼）。他要我跟祖母学烧饭做菜，通过实际干，写了一本《陶母烹饪法》，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几十年来，很是有用。他说他小时餐餐吃的是祖母弄的现成饭，有时也到厨房里去看看，好像现在流行的毕业参观，从来没有动过手，所以简直不知道烧火是怎么一回事。看祖母烧得很容易，便自以为真的容易，一看就会，何必费事动手去干呢？开始以为一看就会，而终于半生不会，这奇事他到35岁时察觉了。那年一位穷朋友预备自己烧菜请他吃午饭，父亲自告奋勇去替他烧火，结果是失败了：别人把菜洗好切好，而父亲的火还没有烧着，只好自避贤路，让人家一手包办，一会儿就烧着了。
他又介绍我去利用广播电台作为空中学校，教他编的“老少通千字课”。他也鼓励和培养了我对无线电的兴趣，支持我一面干一面学。1935年左右，在他的影响下，宝山县教育局冯局长用电化教育方法来普及教育，我们就自己动手为他们装了几十架无线电收音机。
父亲很爱诗，也选一些教我们学。小时在暑期里，父亲教我们读了不少诗，第一首古诗就是于谦的那首石灰诗：“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我们小时背诵下来，几十年都忘不了。细想起来，父亲的一生，实在也只有石灰的青白可以比喻。他一生的身体力行所表现的这首诗的教育意义，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
父亲对字画也非常感兴趣，对书法很有研究，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小时候，在北京家里的一间书房里，四壁挂满了碑帖，我们放学后，也常跟着他临字帖。他写字的兴趣一直是很浓厚的，直到办晓庄师范后，还要家里把他最喜欢的碑帖寄给他。他一方面自己研练，一方面也向人请教。直到1933年他才得到要领，觉得写得像个样子了，同时请他写字的人也很多，就正式卖字吃饭了。好多人都希望得到他写的字，这不仅是因为字写得漂亮有力，也因为他的字表达了他的思想和主张，以及他的为人。1941年我也以得到他专写给我的一张字，而感到无比的喜悦和珍贵。后来他约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等搞卖字兴学，成了他有力的战斗武器。
顺带提起，我们兄弟的毛笔字都像鸡脚爪一样，难以见人。特别是我的字早期写得很野，受到父亲严肃的劝告：“有一件事要和你讨论。你的字是写得太野了，使人认不得，而且写信的纸张不规格，这是必须改正的。……你们的信总有一部分令人看不懂。就是看得懂也是叫看信人十分难过，甚至头痛。这点小事，如不痛改，将来必有一天，要给人把信扔到纸篓里去。……”经过这一番劝告、教育，我才认真地改了。
父亲的兴趣和学识实在是非常广泛的，这对形成他的教育思想和他的事业都是极有关系的。他说“在‘博中求约’是和‘自约返博’都是做学问必要的过程。”他重视实践和真知，唯其这样，他能够触类旁通，广征博引，融会贯通。唯其这样，他的思想非常敏捷周到，而对于一个问题、一件事，更能高瞻远瞩，大处着眼，但要从小处下手。唯其这样，更增强了他的领悟和吸收能力，更能有机地将各门学问的精华，组成自己血肉的一部分，提供出精确的思路，独到的见解。他对中西文学艺术的各部分，对于科学方面的各派系，对于历史与考古，对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包括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算学、医学都有很丰富的知识，但他不是一个死读书本知识的字纸篓、传声筒和书呆子。他能够不断地提高别人对学习的兴趣，尊重别人的兴趣并且尽可能地给予启发、支持和帮助。
1930年晓庄学校被封闭，那时姑母已病逝，我和祖母、母亲（已得重病）、弟弟凄凉地留在晓庄五柳村家里。一天，收到一封父亲给向真和探真（即陶宏和我）的信，信中说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世界，科学世界里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中国。科学的中国要小孩子去创造！等到中国的小孩子都成了科学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也就变为科学的中国了。希望我俩从今天起变为科学的孩子，还说要寄一套自然科学丛书来引导我们玩科学把戏，做科学实验，攀上科学树去摘科学果子吃。不但自己吃，还要给全世界的人吃！我的小小的心灵确实被震动了一番，盼呀盼呀，日夜地盼，想做一个科学的孩子，想玩科学把戏，可就是接不到这套美妙的丛书。后来一天夜里，父亲请一位朋友秘密地来到我家，带了父亲的信，把我接到上海，安置在父亲倡办的自然学园里学习，他自己另有秘密住处，但常常来。这时父亲正在搞科学下嫁运动，那里先有丁柱中、董纯才、戴白韬等同志，后来高士其、吕镜楼、方与严、陶宏同志都来了，正在编一套全100册的儿童科学丛书，着重指导儿童动手去做科学实验，从而引导到各门科学的原理和生活、环境的改造上去，文字通俗易懂，实验材料注意就地取材，以引导和培养儿童从小对科学的兴趣。我成了他们做科学实验的小助手、小学员。我特别爱玩电磁学、力学的把戏，观察昆虫生活和看天象，真是新鲜好玩极了，自己也自修一些基本课程，如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常常到郊外去捕捉昆虫，捉了多种的螳螂来观察验证了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所描述的螳螂交配后，雌螳螂要把雄螳螂活活吃掉（父亲风趣地称作活吃丈夫）的现象。野外，马路旁的广场和屋顶上的晒台就成了当时的天文台。这套儿童科学丛书的编辑，按照父亲的主张，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照抄照转，而是除博览群书，吸收前人的科学成果外，还要对内容经过自己实验证实，让儿童得到这套书可以手脑并用地学科学，做科学的孩子，我对科学的兴趣就是这一段的生活培养起来的。
父亲虽然是一个科学博士（圣约翰大学赠送的名誉科学博士），他深感到科学的重要。他说由于传统教育简直抹杀了他的科学兴趣，自己过去学得太不够，准备长期地下功夫来学，他的寝室里也成了做科学实验的地方，他也在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培养自己的科学兴趣，发展自己的手脑并用，这一切大概是寄希望于为祖国培养有科学头脑的新的一代。他是一个活力充沛踏踏实实的普及儿童科学的先行者和引路人。他研究了一些大科学家的生平和童年，得到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科学要从小孩学起；二是科学的幼苗要像爱迪生的母亲和法拉第的书店老板一样去爱护才能保全。
大发明家爱迪生12岁就开始动手做科学试验，不大注意先生上的功课，一生只上了三个月学就被以“坏蛋”的罪名开除出学校，他母亲说我的“蛋”并不坏，指定家中地下室给他做试验，放的毒药多至200瓶，只吩咐他不许把毒药带到厨房、饭厅里去。科学实验让他自习，别的功课由母亲指导。爱迪生因得到一位这样的贤母，虽仅仅受三个月的学校教育，也能成为一位现代大发明家。发电机的发明者法拉第，幼年在书店里做徒弟，别的徒弟到利波老板那里去告他订书订得慢的状，利波对众徒弟说：法拉第是一面订书一面吃书；书订好了，头脑也吃饱了。你们中如有人像他这样用功，我也就马马虎虎。法拉第当他做徒弟时，倘使遇不着利波老板的识别宽容，这株科学的幼苗早已会被摧残了。父亲很喜欢宣扬大科学家童年生活的精华和教益，我听得津津有味，也很佩服。他的思想充分反映在《儿童科学丛书》中他写的三本《儿童科学指导》里，这三本书可以说是全套书的核心，加上稍后发表在《斋夫自由谈》上的几篇，到今天我看还不失它对儿童学科学的指导作用。后来父亲在重庆办育才学校培养具有各种特殊才干的人才幼苗，培养幼年研究生，都是早期提倡科学儿童的重大发展。
在自然学园里，父亲还提倡说话要有科学根据，办事要有科学态度，反对笼统。谁违反这一规约，一次就罚谁两毛钱请客。当然这不是指喝一杯水一定要说给我一杯200毫升的H 2 O，才算科学，而是要反对那样的“笼统哥”，你问他贵庚，他说“几十岁了”；你问他祖母高寿，他说“老了”；你问他有几位令郎，他说“好几个”；你问他一顿吃几碗饭，他说“不少”；你问他一月赚几块钱，他说“不多”；你问他贵国离中国有多少路程，他说“很近，很近”等等不科学、不确实的含糊说法。按照父亲说，这些“笼统哥”是混沌国含混省糊涂县囫囵村人氏。父亲常常和大家开玩笑，大家不放松他，竭力想抓住他的毛病，哪知他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遵守规约，一次也没有被抓到。这种说话做事要有科学根据，要调查研究，要有数量观念，不能含糊其词的作风，在自然学园以后他一直保持着。
他还特别强调介绍科学新知，从源头上去学，注意科学的新动向，要迎头学，不要老是在屁股后跟。
父亲曾把祖母死后的寿险费提出，一些作为山海工学团的经费，其余的解决了新安旅行团的电影放映机（500元）、发电机（约500元）和影片的问题。这部电影放映机和发电机跟着“新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抗战和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1年“九一八”后，他的思想与行动倾注于抗日救国事业上去了。1937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国难日深，父亲积极参与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国宣传抗日。我送父亲上轮船后，怅然若失，这一离别，将要很长时间不能相见，只能靠稀疏的信件往来。他的来信对我的教育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领会不断加深，从根本上帮助我解决了当时悲观的人生观，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1937年2月他从纽约的来信中说：“接到晓光的信，很高兴。但是这封信和从前的信一样，好比是干橘子，没有多大浆水，恐怕是生活有些枯燥，意义不甚充足。……我愿意下次看到更好的信。我愿意当你们写信给我的时候是你们的灵魂对我谈心。……”短短的信引导我逐渐去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也只有生活过得有意义，信才会有内容，不至于像个干橘子。
稍后，我给父亲的信反映出自己在国内生活感到的孤独和悲观情绪。他在1937年3月23日的来信中进一步指出：“你的人生观太悲观，应当改正过来。世界上一切困难都要用冷静的计划去克服，忧愁伤心是双倍的牺牲，于事并无补。你们不是孤零零的孩子。在你们的周围有着几百几千无数的孩子，都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同伴，你们的服务对象。从家庭的世界里把自己拔出来，投入大的社会里去，你不久就会乐观、高兴，觉得生活有意义……愿你听我的话，将胸襟扩大，生活将要自在得多。”在这里父亲进一步指出我思想上的病根和改正的方向，思想和生活要扩大到社会的范围，并且要投身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做群众的一员。
在1937年12月14日的信中他说：“……民族解放的大道理要彻底的明白，遇患难要帮助别人。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勇敢的死才是美的死。……你在无线电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希望你在这上面精益求精，到最需要的地方，最有组织的地方，最信仰民为贵的地方，去做最有效的贡献。把生命的火药装在大炮里对准着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倘若把生命的火药放在爆竹里玩掉或是放在盘里浪费掉，那是太可惜了……”这封信的寓意深刻，思想准确，语言铿锵有力，指出了当前的主要斗争，蕴藏着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寄托着多么深厚的信任和感情呀！在那里，他看到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希望！也看出他对孩子多么真挚的爱护和多么深刻的教育呀！遗憾的是我当时觉悟还低，认识上没有很快跟上父亲关怀教育的高度。1938年他又寄来一张坐在马克思墓旁的照片。在伦敦，他同吴老（玉章）一同去瞻仰马克思墓，他们在一片荒冢里寻找了几遍才发现恩格斯所题的墓志，而惊叹这一旷世伟人之墓竟这样平凡。在照片背面是他当时写的一首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24748’，小坟葬伟大。”（“24748”是马克思墓的墓号），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崇敬和信仰。
父亲在国外担任国民外交使节期间，遍历欧、美、非各洲及南洋等28国，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主张，以正视听，为建立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动员外国朋友和华侨从各方面支持我们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外朋友和华侨还捐输了大量金钱和物资支援中国抗战，他自己还把卖讲所得全部款项寄回国内作为救国经费。他几度到加拿大。1938年1月曾应邀到加拿大17个地方演讲，他最后本打算由欧洲回国，但因加拿大的工作未完，又折回加拿大。1956年中共八大开会时，加拿大共产党代表曾找我哥哥陶宏，告诉他抗战初期父亲在美国和加拿大演讲宣传抗日，把所得的钱买了医药器材通过宋庆龄先生转给白求恩。
1978年我们收到加拿大朋友D.E.威尔莫特先生寄来的父亲在1945年签名盖章赠他的一首英文诗的复制品，那首诗是1938年1月16日父亲任国民外交使节时献给加拿大朋友的，国内尚未见到过。另附有1945年前后威尔莫特先生在重庆参观父亲创办的育才学校的日记片断。时隔30多年了，足见感情之深。1946年前后，加拿大朋友文幼章（Endicott）博士对父亲的为人和事业很崇敬，希望到育才学校工作，当时正值抗战胜利，育才学校很动荡，迁移再迁移，未能实现。父亲给陶宏的信中说：“将来育才要演变而为大学，等到文幼章先生来华之时，我想他将能在我们这里得到一种教学之乐。可将我的意思转达给他，感谢他的盛意，预约将来的共同创造。”遗憾的是这样崇高的愿望未能实现。由此可见父亲也是早期建立中加人民友谊桥梁的工匠之一。
在纽约的码头上，他曾经领着中国留学美国的学生，用犀利的演讲，阻止美国军火商人把军火搬上日本轮船的那种助纣为虐行动。他慷慨激昂地说：“日本杀死100万中国人，其中有54.4万人是美国军火帮助杀死的！工人们！站在正义的立场，要拒绝搬运助日的军火！不要替刽子手当助手！”美国的码头工人用大规模的罢工，拒绝搬运助日军火，坚决用行动响应了他的号召。
父亲在1938年秋回国。我在1940年冬天，22岁时开始进入社会工作了。我去到成都一个无线电修造厂，随无线电专家倪尚达厂长工作、学习。一进厂就遇到要资格证明书的问题。我几乎没有什么正规资历，为了像样一点，我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要一张晓庄师范学校的毕业证明书。当这急需的证明书刚到，就又接到父亲的电报要我将证明书立即寄回，随即收到他1941年1月25日的快信，说：“最近听说马侣贤寄了一张证明书给你。他擅自做主，没有经我看过，我不放心，故即于当晚电你将该件寄回，以便审核有无错误，深信你已经遵电照办。现恐你急需文件证明，特由我亲自写了一张，附于信内寄你。你可根据这样的证明，找尚达弟力保。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同时从尚达弟及各位学术专家学习。万一竟因证明不合传统，而连这样的工作学习亦被取消，那么，你还是回到重庆。……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决不向虚伪的社会学习或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父亲的这封信使我对自己屈从世俗的做假行为提高了认识，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追求真理做真人”开始印入自己的头脑，开始懂得父亲提倡的“社会即学校”，不是社会里什么都可以学，都有可学，而是要学习进步的方面，把社会推向前进，这才是真学问，而决不能向虚伪的社会学习和妥协。父亲就是“追求真理做真人”的典范。
进入社会后和在父亲教育事业内像两个世界，很不习惯，特别对周围的反共、反苏的声音和气氛，怎样活动活动谋求个人飞黄腾达、升官发财的语言，最为反感，精神相当苦闷。当时我围绕父亲事业的号召，在成都联系一些生活教育的朋友和育才之友开展了一些支持父亲事业征求育才之友的募捐活动。对捐助的朋友父亲都要写字送他们留作纪念。1941年10月21日我接到父亲手书的译诗。这首诗写道：
我决定，
要保持我的健康，
做我的工作，
求生存，
留心看是否长进，取来给去，
绝不白费光阴往后看，
不在懦弱中等待，不在权势中奔走，
只是常常地朝着光明迈进，
常常地常常地面向着正义，
夺去了，饿坏了，失败了，跌倒了，打散了，
向前拿出我所有的力量，
回转到大路上来。
我对诗的抬头“生活教育之同志育才学校之友晓光留念”倍感亲切。这虽然是一首译诗，但却像父亲针对我写的，他郑重其事地嘱咐我“不在懦弱中等待，不在权势中奔走，只是常常地朝着光明迈进”，是令我感奋的座右铭，给我个人的行动以正确的规范，经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即使在今天，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父亲是慈父，更是严师！
我想父亲志愿的宏大，知识的渊博，创造力的旺盛，意志的坚强，生活的刻苦，做人的谦虚诚恳，除来源于他的中国性和平民性外，很重要的一条是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勇于实践，勤恳学习。他的晚年在重庆虽然担负育才学校300多人的生活与学习以及从事民主与自由运动，但消磨不了他学习研究的上进心。每天夜晚很迟很迟才拖着奔跑了一整天的沉重的双脚，爬上坡，走到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重庆办事处，无力地敲着门，我们从楼上下来开门。“你们还没有睡呀”，我们不晓得这话是应该向谁说的。他手上提着一件蓝上衣，拿着那顶经过风吹雨打早已软瘪的考克帽，一摇一晃地上楼去。稍休息一会，如果没有什么紧急公事，或要写什么东西，你会看他坐在藤椅上，手中拿一本英文文学名著、诗集或其他政治、历史艺术书籍阅读，或翻阅报章杂志，使人对他肃然起敬。相形之下，你不能不振作、不进步、不能不加紧学习。我见他认真阅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见他喜爱刚传到重庆的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也见他读苏联有关教育的论著。他写的“创造年献诗”正是他研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反映。他的卧室兼办公室，就是隔着一道书墙。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即使民主斗争那样尖锐（他在三个多月间作了约100次演讲，常常一日去三处演讲），他还要我替他到美国朋友傅里曼（J.R.Friedman）处取借给他看的书。
在他办的学校里，很重视文化食粮。过去晓庄学校教育方面的藏书很多，育才学校的图书馆，更是重庆一个难得的好书库。那不是装饰品。在20世纪40年代初那吃不饱饿不死的年代，在育才二周年校庆到来前夕的创造月活动中，在父亲提出“集体创造上学习创造”的号召下，全校造了四个露天讲台，一个舞台，两个游泳池，建立了自然科学馆、历史地理陈列馆、艺术馆，举行了有意义的展览会，还有一项就是改造了图书馆，使它成为“现代化的文化厨房”。他常说我们不能只把肚子胀饱，变成一个小头鬼，同时也要给头脑吃饱才行，不要光有点心，还要有点脑。在大后方，当时育才学校学生追求真理和学习的风气是一般学校比不上的。
在1943年1月11日父亲特别委托我在成都搜集有价值的图书（包括中外名著、研究报告、重要史料等）和必须用的仪器，并要我先到华西图书馆详细参观，做一番“博”的功夫，再请教几位有专门研究的朋友，然后才开始。育才学校要加强中小学生的教育，要推进自然科学，在难童中选拔培养科学幼苗，要培养幼年研究生以及出版教材，还要满足朋友们的借阅。父亲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买到14版大英百科全书，这在当时全国学校都是少有的事。父亲对科学仪器设备等实验手段是非常重视的，他不反对读书，但他反对的是为读书而读书，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提倡把书当作一种有力的改造世界的工具，要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同样，父亲并不是绝对的反对当时的传统学校。他说：“我们的学校都是为穷人办的。有办法进学校的当然可以进学校，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用不着我们来想办法。”这句话一直记在我们的心里，也可以说经过这句话的启发，我们才更了解到父亲的事业一向就是为穷人，为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及其孩子、流浪儿童开门的。用父亲的话说，它不是摩登女郎的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下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他写的《大菜司务小影——教育家醒来！》的诗也表明了他的心志：
只为阔佬烧大菜，且听穷人吃糟糠；
说起理由亦充足，声声重质不重量。
当然父亲所办的学校也需要充实，难道给穷人办的教育就不要充实吗？这父亲也是同意的。有人认为父亲绝对反对传统的学校教育，认为一无可取，是不确实的。他认为能进学校的可以进学校学习，充分利用学校环境的有利条件如有些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和充分的科学实验设备等，来达到学到真本领，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他反对的是不问国家大事，关起校门为读书而读书，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教育制度，反对国民党统治思想的党化教育和反对培养少爷、小姐和只教人做“人上人”的教育！所以我们如果不站在“穷”的立场上，不站在穷的中国的立场上，不站在劳苦大众解放的立场上，联系当时反动统治下的具体情况条件，去看他的创造，就不可能了解他一生的事业。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基础知识的学习问题，1943年他就告诫我“无线电要弄得好，须打基础：数学、物理、化学等”。他又要求每个青年无论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艺术文学至少都要擅长一门外语，要掌握住主要的文化钥匙。
父亲基于博爱（当然与宗教家的博爱有别）精神非常肯帮助人，尤其能爱才和容人，爱护青年、儿童。
记得高士其同志原在美国专门研究细菌学，由于培养细菌实验时不小心，细菌侵入身体，开始造成行动、说话迟钝，时常眼睛突然失明，只能靠摸索走路。治疗无效，贫病交迫，不得已回祖国来。踏上祖国的土地后，四顾茫茫。在危难中父亲请他到“自然学园”，以他外文的造诣和科学知识的丰富，一面与疾病斗争，一面开始搞科普的创作。父亲对他真是爱护备至。
王洞若同志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就在父亲的事业内部做地下党的工作，他对父亲思想的进步和事业的发展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他是晓庄师范第一期的学生，育才学校成立后，他是地下党第一任支部书记，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很长。他对哲学社会科学和教育都很有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父亲经常与他讨论研究问题，也尊重他的意见。因长期艰苦的地下工作，身体不好，得了重病，父亲对他从精神到物质关怀备至。
刘季平同志，公开身份是晓庄师范的学生，他是1927年的共产党员，当时晓庄师范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在上海被捕，父亲用很大的力量筹集了很大一笔钱，为他请了律师进行辩护。
父亲自己不近烟、酒，也最厌恶烟、酒、赌博这一类的习惯。但对于有抽烟嗜好的专家，他很能原谅，以为通过抽烟可以提高他们的研究精神，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他知道翦老（伯赞）有吸烟嗜好，在重庆那种生活极艰难的年代，凡是外国人送父亲抽的香烟他都接下来（哪怕一两支都留着），托人带给翦老，有时还附首诗。直到他逝世前两天还让我给翦老送去十包幸福牌香烟，由于怕他病中多吸了烟不好，还要我对翦老说还有十包等翦老病好些再送去。
哥哥陶宏告诉我说：一次有一个大学生来找父亲，希望他做一个保证人，能够领取学校的津贴，可是父亲不在家。回来后，陶宏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就问给写了介绍信或是盖了印的名片没有？陶宏说由于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不便轻易这样做。父亲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尽管办，省得让人多跑。对于流落在外乡、人地生疏的青年，特别应该帮助。
这样的事是很多的。
抗战中，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给我信说：“学校经济自是非常困难。你知道我是欢迎困难的一个人。一切困难都以算学解决之。不但经济困难如此解决，别的困难也如此解决，所以我没有忧愁，仍旧是吃得饱睡得着。……我们追求真理，抱着真理为民族人类服务，有什么疑惑呢？所以我无论处境如何困难，心里泰然自在，这是可以告慰的。”他正是这样坚定地以“百扣柴门十扇开”的精神对付经济难关。学校里有一段，由两干一稀变成两稀一干、三餐稀饭，菜只有少量胡豆。生活虽苦，但精神却饱满得很。父亲说：“社会永远不会辜负我们的，许多朋友帮助我们解决经济困难。”我们是“拿社会的钱给社会办事”，在那样的环境下，只要不附带干涉学校内政条件的钱，他都可以要，其中包括国民政府机构内通过个人关系的来款和国外捐款。记得1946年7月父亲逝世后，内战将大规模展开，周恩来同志很关心父亲的遗著出版和遗留事业的维持，在他回延安前，专在上海马思南路中共办事处宴请某夫妇，为请他们支持父亲著作的出版，方与严同志和我都参加了，以后只出版了一本《行知诗歌集》就停止了。会上周恩来同志听到美国援华会总干事提出要有一个组织名义支持育才学校办下去时，指出我们自己组织可以，他们指定人不行，只要不附带干涉校内事务的条件，美国的补助可以接收。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由陈鹤琴先生任主席的育才学校顾问委员会。
抗战胜利以后，父亲于1946年4月由重庆到上海推动民主运动，筹备育才学校迁沪和扩大社会大学运动。这一年4月14日父亲到了南京，要去晓庄，当地农民和小孩赶到中央门、迈皋桥一带来迎接，鞭炮齐鸣。他见到了从前晓庄学校幼稚园的孩子现在已经生了小孩在等候父亲来开办幼儿园了。晓庄在所谓焦土抗战的命令下，房屋都烧光了，树木都砍光了，只留得我祖父母墓的两棵树，巍然并存，欣欣向荣，这是由于坟亲家和晓庄农友的爱护。南京没有民主气息，但上海的民主力量很强，父亲刚到就有1000多教师欢迎他，在市立育才中学请他作“民主生活与民主教育”的演讲。当时全国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达到最尖锐的阶段，反动政府采取恐怖手段妄图挽回那不可抗拒的大势。李公朴、闻一多被反动当局暗杀了。听说在上海要执行暗杀的第一名就是父亲。他处之泰然，视死如归。7月16日他分别写信给育才学校师生和育才学校同学会上海分会：“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一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朴先生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他抓紧时间坚持战斗和整理诗稿。我很不放心，几次要求跟着照顾他，但他不肯。他逝世的前一晚，我还和继母吴树琴同志到他的隐蔽住处爱棠新村13号去给他送书、稿件和用品，谁知道就此永别了！怎不使人悲痛万分！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分别了两年以后又在上海相会。虽然蓬勃开展的民主运动吸引了他几乎全部的精力，但我看他最高兴的是他的教育理想、主张虽然受尽国民党的重重歧视、限制、打击、迫害，但在解放区却得到实施。从解放区同志的来信来访，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詹生）、美国记者罗尔波等朋友去解放区带回的信息，解放区在党领导下，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精神解放了，文化教育得到普及，使他欢欣鼓舞。父亲看到天快亮了！他对解放区心驰神往，总想有机会到解放区去，呼吸呼吸那里的民主、自由的空气，从而实现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我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实在是太短太短了。但他留给我们去学习、去研究的遗产却是很多。他的一生是不断战斗和不断进步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做真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