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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元前十年壬寅，正值义和团乱后，清廷亦知兴学之不容缓，明令各省开办学堂。而国中志士，鉴于清廷之辱国丧师，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进行，更难着手。是年三月，上海新党蔡孑民（元培）、蒋观云（智由）、林少泉（獬）、叶浩吾（瀚）、王小徐（季同）、汪允宗（德渊）、乌目山僧（宗仰）等集议发起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议既定，即驰函各地同志赴沪，开成立大会。时钟宪鬯先生，在江阴南菁高等学堂为理化教员，于课外密谈革命意义。某日，钟师接蔡、蒋诸君公电，嘱其赴会，并介绍会员。钟师接信后，赴会与否，意尚未决。而余与常熟丁芝孙、无锡黄子年，皆意气甚盛，怂恿钟师，愿随之赴会。即日渡江趁轮船，值江中大风，浪高丈余，舟小几覆。然诸人皆整襟剧谈，殊不为意。及抵江北，适是夕无轮船。屈计赴会之期，已赶不及，乃发电复蔡、蒋诸君，同时入会。
教育会成立之日，蔡孑民被举为会长。时会员人数稀少，经济尤为竭蹶，发展殊难。暂从文字方面鼓吹，实行办学，尚未有具体计划。
适是年之夏，徐家汇南洋公学五班生沈步洲（联）、胡敦复（炳生）有闹学风潮，堂中处置失当，致全体学生，皆表同情五班生。蔡孑民为特班教员，从中调停，不得要领，毅然与学生俱退。遂成自来未有之退学大风潮。
斯时内外多故，吴稚晖（眺，后改敬恒）率领男女学生数十人，赴日本留学，中有九人，志在陆军，拟进成城学校。向例，自费生学陆军者，须驻日公使保送，以示限制。时公使为蔡和甫（钧），秉清廷意，不肯出保证书。稚晖与之力争。公使绐之，令学生五人合保一人，即以原保给径送日本参谋部，公使绝不负责。参谋部以与例不符，不许。蔡公使左右推诿，百般卖弄。稚晖不得要领，乃直入使署诘问，不期而集者二十六人。跪求终日，誓不得请不出署。公使乃召日警至，逼令解散。稚晖愤然云：“出使署不能，入警署则可。”遂与孙叔方（揆钧）二人，同时被拘。越数日，日本内务部下令，解吴、孙二人回国。吴在中途，自投于河，为日警救起。全国志士，东望扶桑，目眦皆裂。七月初十日，吴、孙二人到沪，教育会同人，在张家花园海天深处，发起欢迎大会。到会者百余人。稚晖登坛，备述颠末，慷慨激烈，淋漓尽致，述及政府腐败，丧失国权，听者皆为之愤怒。述及蔡和甫举动乖谬，出语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声，震动屋宇。
十九日，张园安垲第开协助亚东游学会。是会乃由安徽姚石泉召集。姚系我国第一次送学生至日本留学者，时适道过沪上，闻学生不得进成城学校事，颇热心赞助，故召集是会，商议向日本交涉之法。首由姚氏演说，如有妥善之方策，渠愿极力赞助之意。有戢元丞主张，拟请中国有名誉之人，赴日本与参谋部商议，此后游学生归中国教育会保送，不归公使。而叶浩吾则言中国无地方自治之制，海上社会，未必为日本政府所承认，不如中国教育会自设学堂，自教子弟，不必赴日本留学。讨论结果，即公举姚君根据戢君之议，赴日本办理此事，不论成否，俾知中国未尝无人。一面仍本叶君主张，积极自办学校。
中国教育会，本拟自办学校；而南洋公学退学生百余人，无力自组学社，遂推代表请求于中国教育会。会中特开会议，决定接受退学生之请求，予以经济及教员之赞助。推蔡孑民为总理，吴稚晖为学监，于是年10月17日，在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租屋开办，定名爱国学社。
至于爱国女学校，虽亦为中国教育会所办，其性质与爱国学社完全不同。最初拟办女学者，为上虞经莲三。适林少泉偕其妻及妹林宗素，自福州来沪，亦提倡女学。蔡孑民亦赞成之，因此偕其夫人黄仲玉，在白克路登贤里寓所，邀集诸人，开会讨论。到会者经、林二氏外，尚有吴彦复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陈梦坡（范）偕其女撷芬及二妾，复有韦增佩、增英两姐妹。开会时蔡、林、陈三氏，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地摄影。而吴彦复夫人，凭窗望见之，肆口大骂，深不以其女参与此会为然。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观云设席欢迎，乃请蔡夫人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入席作主人，盖其时男女界限尚严，避嫌如此。壬寅之冬，即由蒋观云、宗仰提议，设立女校，蔡、林、陈、吴均列名发起。租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女学校，推蒋观云为经理（当时尚无校长名称）；经常费由宗仰介绍罗迦陵女士独任之。未几，蒋观云赴日本，蔡孑民继任为经理。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妻女，有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不久退学者，故学生只十人左右。
民元前九年癸卯，为中国教育会之全盛时期。时爱国学社学生，皆入会为会员。社中春季开学，各地闻风来学者甚多，校舍不能容，即添租左邻房屋，又添租右面空地为操场。爱国学社社员，原以南洋公学之五班生沈联、胡炳生、俞子夷等为中坚人物，而推戴特班生贝季眉（寿同）、穆恕斋（湘瑶）为领袖。学社组织，分学生为四班级，与今之中等学校相当。社中自总理学监以下教职员，均自行另谋生计，对于学社，纯尽义务。如蔡孑民则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吴稚晖则任文明书局之事；三、四年级之国文教员为章太炎（炳麟），一、二年级国文教员，则由余任之。章则为人译《妖怪学讲义》，余则为苏报馆译东报，均借译费自给。历史、地理教员吴丹初亦然，理科教员则由科学仪器馆中人分任之；英文教员，除高级请一西洋女教员为有给职外，至普通英文，均由社员分任义务；体育方面，则为何海樵、山渔兄弟二人任义务教员。海樵系海军学生，山渔系浙江陆师学堂学生。学社既由退学风潮而产生，故学生极端自由，内部组织，分全部学生为若干联，每联约二三十人，听学生自行加入某联，公举一联长，凡有兴革，多由学联开会议决，交主持者执行。故自总理、学监以下，社内外人对之，均有媚学生之批评。盖官立学堂，极端压制学生，此则反其所为，不啻听命于学生也。迩时既以退学为美举，各省官立学堂学生之反抗退学风潮，乃相继以起，学社中遇此事，必发电以贺之。
爱国女学校，于是年开始招收外来学生，由吴稚晖提议，亦迁校舍于福源里，并运动学社社员，各劝其姐妹就学；学社之教员，亦多兼女校功课，余之为爱国女校义务教员，亦于是时为始。由是女学校学生，亦渐增多。
春季，中国教育会开会，重行选举。稚晖暗示各社员，举宗仰为会长，其意以会中缺乏经费，若选宗仰，则可借其力，向哈同罗迦陵方面，捐助巨款。会员多不以为然，以为宗仰是方外人，以长教育会，不甚适宜。稚晖持之甚坚，且会中社员，占绝对多数，皆依稚晖意，宗仰卒当选为会长。然宗仰亦甚乖觉，于经济方面，并未有甚大助力。
中国教育会每周率领学社社员，在张园安恺第，开会演说，倡言革命，震动全国。而顽旧之辈，皆极端反对。上海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亦持反对论调。吴稚晖提议，必须有机关报，以为对抗，后乃利用《苏报》为机关。
（选自《中国教育会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