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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八月初旬，我第一次随六叔父往杭州，应乡试。启行这一日，照六叔父成例，祭祖告别。晚餐后上乌篷船，船行一夜，到西兴，渡钱塘江，到杭州。初八日黎明进考场，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初九日出场。十一日第二次进场，作五经文五篇，十二日出场。十四日第二次进场，对策问五道，十五日出场。杭州与萧山只隔一江，故萧山人应试者常回家赏中秋。凡第一场、第二场试卷上有犯规的，如烧毁或不合格式等，辄于蓝纸上写号数，揭之考场照壁，俗称上蓝榜。我虽初次观场，幸而未上蓝榜，乡试卷不但编号糊名，并须由官派誊录用朱笔誊写一份，使考官不能认识考生的笔迹。但誊录往往潦草塞责，使考官不能卒读，因此有一部分誊录，先期与考生接洽，于首行若干字内，插用某某等三字，以便检出，特别慎写，借以取得特别酬资。
每次留场二日，饮食须自备，考生自携白米及冷肴、汤料等。每号有一勤务兵，时称号军，所携之米，本可付号军代煮，但号军多不良，所以我等都自携紫铜炊具，叫作五更饥的，用火酒炊饭。
每号之末间即厕所，坐近末间，每闻恶臭。又登厕时亦常苦呼吸为难，则携艾绳进场以避秽。
集万余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而至于自杀的。闻者每附会事因，认为报应，并且说点名将毕时，有官役举一黑旗，大呼“有恩报恩，有冤报冤”云云，皆无稽之谈，但那时候常常听人道及的。
乡试后举人例游西湖，那时候游湖的都出涌金门，门外有茶馆数处，忆其一名三雅园。由此地呼舟可游彭公祠（即三潭印月）、左公祠（左宗棠公祠）、蒋公祠（蒋益澧公祠）、刘公祠（刘典公祠）等处，都是清朝功臣，所以辛亥后都废，只有三潭印月，至今尚存，但也没有人再提彭公祠的名了。别墅忆只有高庄与俞楼。
杭州人喜用主试的姓作俏皮的对子，是年主考为白、潘二君，杭人就用《白蛇传》同《金瓶梅》作对，是“精灵犹恋金山寺，魂魄长依紫石街”。
1886年我以田春农先生的介绍，往徐氏为徐君以（名维则）伴读，并为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铸史斋丛书》等。
我自十七岁以后因不再受王子庄先生之拘束，放胆阅书。六叔父茗珊先生所有之书，许我随意翻阅，如《说文通训定声》《章氏遗书》《日知录》《困学纪闻》《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都是那时候最喜读的书。于是就学作散文与骈文，每有所作，春农先生必大加奖励，认为可以造就，所以介绍我到徐氏，一方面固为徐君择友，一方面为给我以读书的机会，真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
田氏、徐氏，藏书都很多。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王君寄庼（名佐）为以□弟硕君之师，熟于清代先正事略等书，持论严正。以□之师朱君茀卿，人甚豪爽，善为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魏君铁珊（名彧）有拳勇，能为诗古文辞，书法秀劲，皆尔时所识。以□之伯父仲凡先生（名树兰）搜罗碑版甚富。那时候，年辈相同的朋友，如薛君朗轩、马君湄莼、何君阆仙等，都时来徐氏，看书谈天。曾相约分编大部的书，如《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但往往过几个月就改变工作。这种计划，都是由我提出，但改变的缘故，也总是由我提出，所以同人每以我的多计划而无恒心为苦。徐君以尝评我为“无物不贪，无事不偏”。
我十七岁，考取了秀才，我从此不再到王先生处受（授）业，而自由读书了。那时我还没有购书的财力，幸而我第六个叔父茗珊先生有点藏书，我可以随时借读，于是我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榖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辞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下列各书：
一、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清儒治《说文》最勤，如桂馥氏《说文义证》、王筠氏《说文句读及释例》，均为《说文》本书而作。段玉裁氏《说文解字注》，已兼顾本书与解经两方面，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朱氏以引申为转注，当然不合，但每一个字，都从本义、引申、假借三方面举出例证，又设为托名标帜，与各类语等同类，不但可以纠正唐李阳冰、宋王安石等只知会意不知谐声的错误，而且于许慎氏所采的阴阳家言如对于天干、地支与数目的解说，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从的声相联，字的分部以古韵为准，检阅最为方便。我所不很满意的，是他的某假为某，大半以臆见定之。我尝欲搜集经传中声近相通的例证，替他补充，未能成书，但我所得于此书的益处，已不少了。
二、章学诚氏《文史通义》。章先生这部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详。对于史法，主张先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又主张史籍中人、地名等均应有详细的检目，以备参考。我在二十余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亦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
三、俞正燮氏《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俞先生此书，对于训诂、掌故、地理、天文、医学、术数、释典、方言，都有详博的考证。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见解与推想，不可以后人的见解与推想去追改他们，天算与声韵，此例最显，这就是现在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的读史法。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女吊婿驳义》《贞女说》《亳州志木兰事书后》《尼庵议》《鲁二女》《息夫人未言义》《书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后》《易安居士事辑》《书旧唐书舆服志后》《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家妓官妓旧事》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贞女说》篇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家妓官妓旧事》篇，斥杨诚斋黥妓面，孟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诚是“仁人之言”。我至今还觉得有表彰的必要。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所以提出来说一说。
1890年春，往北京应会试，偕徐君以□行。先至杭州，因雨滞留数日，向某公司借小汽船拖无锡快至上海，因那时候还没有小轮船公司的缘故。到上海后，寓北京路某茶栈，徐氏有股份的。有人请吃番菜，看戏，听唱书，游徐园、张园，那时候张园称作味莼园，左近房屋不多。愚园正在布置。由上海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换乘骡车到北京。
那时候，我们同乡京官有鲍敦甫、吴解唐、王止轩诸翰林，李莼客、娄炳衡诸部曹。莼客先生是我在徐氏的时候常常读他的诗文与尺牍的，又常听杨宁斋先生讲他的轶事，所以到京后，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
会试后，我中试，房师为王黻卿先生（讳颂蔚），是很有学问而且怜才的。座师虽有四位，而我的卷子却在孙崃山先生（讳毓筠）手中。是年会试题为“子贡曰夫子之文章至惟恐有闻”。我的文中有“耳也者心之译，躬之督也及顺译道张督权而已矣”等语，有人问孙先生：“督躬有来头吗？”孙先生说：“这何必有来头。”这一年的殿试，文韵阁写□闾阎而□□一句，误落阎字，乃改而为面，又写一而字，预备倩友人代为挖补，仓促间不及改，即缴卷。阅卷时，有人疑闾面误写，翁叔平知是文君，特为解释说：“此有所本，我们年轻时，尝用闾面对檐牙。”遂以第二名及第。当时北京流传一对子：“闾面居然登榜眼，督躬何必有来头。”
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此行往返，均由徐氏请一酒商张湘文氏做伴照料，张君对我很关切，甚可感。
1890年，上虞县设修志馆，朱黻卿氏为馆长，王寄庼氏为编纂，聘我为总纂。我为拟访事例：以山水、都里、土产为各乡取录之例，以道里、山、水、祠庙、院塾、先正遗事、忠义、烈女遗事、节烈、书籍、家谱、碑碣等为各里分录之例。又为拟志目，分地篇、吏篇、户篇、礼篇、刑篇、工篇、学篇、书篇、碑篇、列传、士女篇、杂篇、文征等篇，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古句法。同事多骇异之，喧传于馆外，引为笑谈。我作《罪言》一篇，取万历本及嘉庆本上虞旧志之目与我所拟者作一表，并说明或因或革之故，然彼等攻击如故，我遂辞职回家。
1892年我又往北京，补应殿试朝考。向来殿试卷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只听说张香涛氏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讳鸣銮）所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根据清制，补行殿试者，例不得入一甲）。朝考后充庶吉士。是年回绍兴。
1893年4月18日出游，由宁波至上海，又乘长江船往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7月到广州，寓清鹾总局，陈孝兰先生陔所招待也。陶心云先生濬宣适在广雅书局，常取廖季平氏之新说，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制艺数篇，我亦戏取是年广东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评，并为征求朱蓉生山长、徐花农学使、吴梦蜚孝廉等各缀一评而印行之，题为《蔡太史拟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为言，廖季平氏在广雅时，常言诸经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记古制，皆托词，非实录，例如禹时代，洪水初平，扬州定是荒地，禹贡乃言贡丝，自是孔子照自身所处时代写之耳。其他新说，类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关于今古文之证明外，最新之说并不著之书。南海康长素氏（祖贻）闻其说而好之，作《新学伪经考》，时人多非笑之，唯石茂才称许康氏，说此人不凡云云。我于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箧中。
冬，由广州至潮州，以同年李雪岩君之介绍，寓澄海林君冠生处。李君以说北京话及苏州话，林君甚诚笃，又有陈君爱南时偕谈燕，喜说梁节庵、康长素诸人琐事。汕头海关绍兴沈雪帆君与其子步洲，招待甚周。
（选自《自写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