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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一个阶段，蔡先生与我相处于香港，直至其去世时为止。自二十六年八月上海发动的全面抗战以后，我为着策划商务印书馆的应变工作，经于是年十月间离沪前往香港。因为商务印书馆在香港设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印刷厂，一面为维持战时生产，一面为规划在后方设厂，以备长期抗战。到了香港不久，蔡先生亦自上海由周子竞、丁西林陪同来港，拟取道前往西南。唯自港前往西南道途跋涉，至为辛苦。蔡先生此时高年多病，恐不能支持。周丁二君因我在香港，照料有人，遂以相托。我遂迎蔡先生到商务的临时宿舍与我和商务自上海来此之二三同人相处。濒行周子竞以周夫人胞弟之资格，转述周夫人之嘱托，恐蔡先生饮酒过多，有碍健康，每日当以一次一大玻璃杯绍酒为限。我当然奉命维谨，仅于晚饭时供应绍酒一大杯，午饭不另供酒。未几内人携幼儿学善自上海续来，也同住于该宿舍。我以午间陪蔡先生用膳有内人及幼儿在，所以我自己便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用膳，以省往返时间。内人知道蔡先生善饮，午间也供酒一大杯，晚膳时我不知此事，也照例供酒；于是每日一次增为二次，发觉后也不便更改。但以蔡先生的豪量，此区区者实不足道。唯自蔡夫人来港另租住宅后，闻每日仅以一次饮半杯，足见对蔡先生之健康更为审慎矣。蔡先生在宿舍内与我等相处约三个月，晨夕有暇，我和他畅谈今古，无所顾忌。蔡先生语多精辟，我皆择要记述于日记中，不幸在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因我适留重庆，家人走避他处，寓中所存八九年日记均被焚毁，此时亦无从追忆。我们的宿舍系临时租赁跑马地崇正会馆的三楼全层。学善时甫入初中读书，假日或放学后余暇，辄由蔡先生携同沿跑马地一带散步。散步时闲话亦时有启发，以十一二岁之幼童，虽无写日记的习惯，然潜移默化已著效不鲜。
次年（民国二十七）二月，蔡夫人携女儿自上海来港，遂觅租房屋于九龙柯士丁道。其地空旷，闻亦时携儿女散步。我因事忙，每星期仅能渡海访问一次，其间并由商务印书馆同人奉访一二次，探询有何事代为办理。时蔡先生目力渐弱，然仍不废读，我乃择由上海携来木字板大本书借供消遣。蔡先生阅毕，辄交商务同人携回，另行易取他书。每书阅毕，有意见辄函告我，现将手边所存有关此事之蔡先生亲笔函二通照录于后：
（一）“昨承枉顾领教为快。顷奉惠函，以弟目疾，选书之大字者备阅，深感关切。《游志汇编》，准于阅毕后缴换他书。又承赐《演繁露》一部，拜领，谢谢。”
（二）“承赐借《游志汇编》二十册，字大，于晚间浏览，不感困难，今已读毕，奉还，谢谢。此书体例甚特别，无卷第，无序目。每篇自计页数。极似现代教科书中之活页文选，未知各种目录书中曾著录否。如尊处尚有其他大字之书，仍请便中检书一二部赐借为荷。”
我素有读书和藏书之癖，私藏多至七八万册皆留在上海，除来港时随带极少数外，商务印书馆陆续有人调香港办事，每次我均托其从沪寓中检带若干来港，因此港寓渐积渐多，且多系佳本，上述《游志汇编》即系明版罕传本。后来某日我迎蔡先生及夫人等渡海来寓小叙，并参观我陆续自沪移来的较佳版本。越数日接蔡先生手函，如次：
“前星期备承招待，得纵览收藏珍品，又扰盛馔，感荷之至。昨承赐学政世兄所摄之相片，甚为精美，永留纪念，谢谢。”
以上所谓珍品，大部分当然是书籍。这些书籍实为蔡先生留港时期赖以消遣之要具。因为蔡先生来港目的，原系取道前往西南，主持中央研究院。无如抵港后初因患病不能远行，嗣则交通日益困难，只能暂留，遥领院务。然因此深居简出，轻易不肯公开露面。甚至对各方通信，亦常化名为“周子余”，盖周为夫人之姓，兼含“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之义，以暗示“孑民”二字。至对我的通信，因系至好，且由专人转送，无不仍用“元培”或“培”字。
蔡先生留港期间，只有一次例外地公开演说。那就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出席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是日中外名流毕集，主席为香港大学副校长史乐诗，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等均列席。蔡先生的演说词也临时由我担任英译。
蔡先生留港将及二年，此次独破例公开讲演，表面上似为爱好美术，实际上承他密告我业已决计近期离港前往后方，借此有关学术的集会出现一次，以示对香港公众的话别。又因彼时中英交谊甚笃，香港政府，特别是总督罗富国等，虽尊重蔡先生意见，不便正式应酬，然暗中爱护有加。此一集会为香港大学所发起，依英国通例，大学的副校长为实际的校长，而所谓校长辄由达官贵人挂名，彼时港督罗富国即兼任港大校长。蔡先生利用一半官式的机会，与港督在此晤面，以示临别向地主道谢，实寓有深意，他人多无从悬揣。只看蔡先生经此一度公开出现后，直至二十九年三月逝世时，并未作第二次公开出现，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虽怀有不避辛劳跋涉，前往后方的决心，卒因身体复感不适，愈后，仍荏弱不堪。蔡夫人爱护备至，坚阻其行，以至郁郁长逝于香港，深知蔡先生内心如我者，不禁为之扼腕也。
蔡先生在积极准备入内地时，忽患感冒，缠绵若干时日，愈后体力更衰弱，以致迟迟不克成行；同时香港对内地之交通除飞行外，艰险益甚。而据医生断定，蔡先生体力实不耐飞行。于是迁延又迁延，直至次年（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在寓所失足仆地，病势加剧。次日依主治医师朱君（香港大学医科毕业开业甚久，并充商务印书馆特约医师）之劝告，于四日乘救护车入香港养和医院疗治。盖其时蔡先生已患胃出血，疑系胃溃疡，必须入院留治也。我得讯，急赶至九龙蔡先生寓所，恰好在救护车出发之时，乃随同前往医院，代为办理各种手续，并加请港大医学院胃肠专科教授来诊。据称系胃溃疡，业已大量出血，一面固须设法止血，另一面尤须急为输血。及血型检定，取得供血之人，急行输血，已近午夜。时蔡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我与周夫人及其胞侄二人，随侍病榻。至天明，尚无转机，医者言殆已绝望。及五日上午九时顷即告长逝。计享年七十有四。我为处理丧事，暂厝东华义庄，并为营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
（选自《蔡孑民先生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