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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炜:“屋顶花园”,不见天日的秘密监狱

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全国各地多处设立了秘密监狱,贵阳的“屋顶花园”便是其中的一所。

“屋顶花园”坐落在南横街(旧名仓后街)口的斜对门,现在的门牌是富水南路95、97、99号。原是一幢私人住宅,据说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公馆。像当时贵阳的一般住房一样,临街一面有一道朝门。入门后是三间木柱木板的平房,从街面看去并不豪华。像这种外形的所谓小公馆,在那时的贵阳是不少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看中了“屋顶花园”外貌平凡、不易引人注目的特点,于1939年在这里设立了秘密监狱,多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曾在这里抛洒过热血。

从三间平房向后走,在一排已经破烂了的房屋左侧,有一列二十级的石梯,约一米宽。石梯顶端有一道小门。进入小门转向左侧,便是“屋顶花园”了。这是一个占地约三分的小花园。园内有一间坐西向东的老式木板平房,算是“花厅”。还有花台、草亭、古树、假山、石条凳。石板铺成的曲径,把园内分成几块花圃。因为地势较高,站在园内可以看见城南一带居民的屋瓦,所以便叫作“屋顶花园”。

国民党中统调查室,为了掩人耳目,对“屋顶花园”临街的朝门、天井及三间平房未加任何修饰,看去不过是一家独院的居民住宅。只是把两间平房的后半间改为牢房,把原来的窗户用木板、木材钉死。每间牢房只有一个高、宽不到一尺的窗洞,作为送饭和特务们监视的洞口。中间堂屋则是通往花园的过道。平房的前半间,是特务们“办公”的地方,花园的侧面也是牢房,女犯便关押在那里。这些牢房仅能从送饭的窗口透过一点微弱的光线,晚上也不准点灯。被囚禁的人是禁止交谈的。特务们就住在牢房的前半间,整天都有人看守和监视。整个“花园”,除了特务们的说话和脚步声外,全是静悄悄的,使人感到阴森、恐怖。

当时,这个秘密监狱的主任是王伯奇(安徽人),逮捕人和担任看守的特务有邓超龙、何裕等,担任审讯的除王伯奇外,还有朱兴伟等。

被逮捕到“屋顶花园”去的人,都要先被搜身,所有的钞票、字据以至裤带都要没收,然后才推进黑暗的牢房。牢房中没有床,只有几堆稻草丢在潮湿的地上,大家或坐或睡都是在这散发霉味的稻草上。三个人同盖一条那时国民党发给士兵用的薄薄的旧棉被。特务们为防止“犯人”打破木房逃跑,每晚八九点钟时,就拿一根长棕绳将三个人的双手反背捆紧。被反背捆着双手后,人就只能平仰着睡,三人当中谁要动一下,就牵动着其他的两个人。那条又脏又薄又臭又短的被子,盖着头就盖不着脚。自己的身躯压着自己被捆着的双手,又不能翻动,睡到下半夜,手就被压得麻木疼痛,一直要等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特务才来解绑。我被逮捕进去时,便是和邱在先、宋大辉三人被一根棕绳捆着睡觉的。半个月后,我们的手腕都发肿了,两个多月后手腕便出现两道紫红色的血痕。我们入狱的时候,正是严寒透骨的农历腊月,白天,只有用双脚跳动取暖,晚上和衣而卧,冷得发抖。

在“屋顶花园”的牢房里,每日两餐由特务们随便发给,送多少就吃多少,吃不饱也没有加的,有时连菜也没有,更谈不上洗脸、吃开水了。同时也禁止接见、通信。记得一天夜晚,黄时烽被逮捕进去,他问特务这是什么地方,好写信回家让送衣服被褥。特务邓超龙冷笑着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这是‘世界大旅社’,食宿不要钱,你多住几天吧!哼!写信回家?想得开心!”说完就连推带搡地把他推进牢房。

又还记得贵阳沙驼剧社负责人,有名的书画家肖之亮先生被关押在这里的时候,因身体衰弱,经不住冻馁生病了。他要求找人医病,特务板着面孔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

“屋顶花园”监狱也不兴“放风”,每天除了倒便桶的几分钟外,都关在没有光亮的黑牢里,谁想要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只好把脸凑到那小窗口边去。由于长期得不到洗脸、理发和阳光,加上又是和衣而睡,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脸色都异常苍白,更不用说身上的虱子成堆了。因此我们的身体便急剧地瘦弱下来。

《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所秘密监狱——屋顶花园》 cZqf9BbyTvnrf+sivZ1Hq3TVuxXIV9yNP02V+6IrQ/uAGs4FI1jZWyby01Nh7q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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