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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全国各地多处设立了秘密监狱，贵阳的“屋顶花园”便是其中的一所。
“屋顶花园”坐落在南横街（旧名仓后街）口的斜对门，现在的门牌是富水南路95、97、99号。原是一幢私人住宅，据说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公馆。像当时贵阳的一般住房一样，临街一面有一道朝门。入门后是三间木柱木板的平房，从街面看去并不豪华。像这种外形的所谓小公馆，在那时的贵阳是不少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看中了“屋顶花园”外貌平凡、不易引人注目的特点，于1939年在这里设立了秘密监狱，多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曾在这里抛洒过热血。
从三间平房向后走，在一排已经破烂了的房屋左侧，有一列二十级的石梯，约一米宽。石梯顶端有一道小门。进入小门转向左侧，便是“屋顶花园”了。这是一个占地约三分的小花园。园内有一间坐西向东的老式木板平房，算是“花厅”。还有花台、草亭、古树、假山、石条凳。石板铺成的曲径，把园内分成几块花圃。因为地势较高，站在园内可以看见城南一带居民的屋瓦，所以便叫作“屋顶花园”。
国民党中统调查室，为了掩人耳目，对“屋顶花园”临街的朝门、天井及三间平房未加任何修饰，看去不过是一家独院的居民住宅。只是把两间平房的后半间改为牢房，把原来的窗户用木板、木材钉死。每间牢房只有一个高、宽不到一尺的窗洞，作为送饭和特务们监视的洞口。中间堂屋则是通往花园的过道。平房的前半间，是特务们“办公”的地方，花园的侧面也是牢房，女犯便关押在那里。这些牢房仅能从送饭的窗口透过一点微弱的光线，晚上也不准点灯。被囚禁的人是禁止交谈的。特务们就住在牢房的前半间，整天都有人看守和监视。整个“花园”，除了特务们的说话和脚步声外，全是静悄悄的，使人感到阴森、恐怖。
当时，这个秘密监狱的主任是王伯奇（安徽人），逮捕人和担任看守的特务有邓超龙、何裕等，担任审讯的除王伯奇外，还有朱兴伟等。
被逮捕到“屋顶花园”去的人，都要先被搜身，所有的钞票、字据以至裤带都要没收，然后才推进黑暗的牢房。牢房中没有床，只有几堆稻草丢在潮湿的地上，大家或坐或睡都是在这散发霉味的稻草上。三个人同盖一条那时国民党发给士兵用的薄薄的旧棉被。特务们为防止“犯人”打破木房逃跑，每晚八九点钟时，就拿一根长棕绳将三个人的双手反背捆紧。被反背捆着双手后，人就只能平仰着睡，三人当中谁要动一下，就牵动着其他的两个人。那条又脏又薄又臭又短的被子，盖着头就盖不着脚。自己的身躯压着自己被捆着的双手，又不能翻动，睡到下半夜，手就被压得麻木疼痛，一直要等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特务才来解绑。我被逮捕进去时，便是和邱在先、宋大辉三人被一根棕绳捆着睡觉的。半个月后，我们的手腕都发肿了，两个多月后手腕便出现两道紫红色的血痕。我们入狱的时候，正是严寒透骨的农历腊月，白天，只有用双脚跳动取暖，晚上和衣而卧，冷得发抖。
在“屋顶花园”的牢房里，每日两餐由特务们随便发给，送多少就吃多少，吃不饱也没有加的，有时连菜也没有，更谈不上洗脸、吃开水了。同时也禁止接见、通信。记得一天夜晚，黄时烽被逮捕进去，他问特务这是什么地方，好写信回家让送衣服被褥。特务邓超龙冷笑着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这是‘世界大旅社’，食宿不要钱，你多住几天吧！哼！写信回家？想得开心！”说完就连推带搡地把他推进牢房。
又还记得贵阳沙驼剧社负责人，有名的书画家肖之亮先生被关押在这里的时候，因身体衰弱，经不住冻馁生病了。他要求找人医病，特务板着面孔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
“屋顶花园”监狱也不兴“放风”，每天除了倒便桶的几分钟外，都关在没有光亮的黑牢里，谁想要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只好把脸凑到那小窗口边去。由于长期得不到洗脸、理发和阳光，加上又是和衣而睡，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脸色都异常苍白，更不用说身上的虱子成堆了。因此我们的身体便急剧地瘦弱下来。
《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所秘密监狱——屋顶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