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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1935年经过贵州时期，我在贵州任警务处长兼贵阳公安局长。红军进入黔东南后，王家烈亲率部队出去阻截，又命我兼任贵阳警备司令。是年春，蒋介石亲到贵阳督战，随行者有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濬、晏道刚、吴忠信等人。蒋的行营设在乐会巷毛光翔的住宅里面。蒋与宋美龄住在二楼，警卫十分严密，二楼两端的楼口都站有双卫兵。除了顾祝同、陈诚、端纳、晏道刚、吴忠信等可以自由上下外，任何人不经蒋的呼唤都不许上去。开会时，走廊上还有武装兵巡回走动。
这时二十五军的高级军官除我之外，全部都带兵出去了。蒋介石初到贵阳，一切情况急待了解，还有利用我的必要，因此仍然命我任贵阳警备司令，但派郭思演任副司令，各城门的卫兵都是蒋军。蒋为笼络人心，对我表示十分亲热，除向我了解贵州的军政、社会情况外，并问先兄（王天培）有无儿女。我把先兄死后的景况说了以后，他又装出很关心的神情对我说：“好！只要有人就好。”他又说：“贵阳你很熟悉，希望你辛苦一点，把了解到的情况随时告诉墨三（顾祝同）、辞修（陈诚）。你们都是熟人，不要拘束。你可以搬到行营住宿，便于联系。”当时我被蒋介石的甜言蜜语所麻醉，也就跟着他一道走了。
这年3月，红军由遵义西进仁怀后，蒋介石三令五申地命薛岳迅速把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侦察清楚，并派飞机由空中侦察，但一连三天都得不到要领。蒋在电话里大骂薛岳，问他在前线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连敌人的主力趋向何方都搞不清楚。据蒋的卫士说，蒋介石气得发昏，把电话机的听筒都扔在地板上，顿足大骂不止。
大约在4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出席的有蒋介石、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濬、吴忠信、晏道刚、郭思演、王天锡等人。会上，顾祝同作了“敌情”报告。他说：“据息烽、开阳县长的电话，敌人的主力由乌江下游南渡，前部已过开阳县境，有进犯贵阳的企图。”接着他把拟好的防御计划宣读了一遍，令我指挥的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及警察400余人（均二十五军部队）负城防责任，在三天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竣事；萧树经的别动队（约400余人）警卫行营和严查户口。蒋并电令孙渡（云南龙云的部队，计三个旅）由安顺一带（此时孙部先头部队已到安顺）急行军到贵阳，加强守备。
▷ 红军长征途中散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
会后，蒋介石问我：“三天把碉堡修好有把握吗？”我说：“只要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蒋说：“不能草率啰！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哩。”我说：“明天天亮以前就可以修好，请委员长派人视察，如果还要不得，可以再修。”蒋点头。当日，我强迫贵阳市民全力以赴，利用附近寺庙的砖、石、木板等，第二天午夜即将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竣事，去向蒋介石复命。
次日黎明，蒋与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亲到城上走了一遍，连声赞好。转来后，蒋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又极力给我灌了一阵“迷汤”。正在谈话时，顾祝同神色仓皇地走进来，向蒋行了一个室内礼，连帽子也忘却取下了。他说：“报告委员长，刚才水田坝有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蒋介石由沙发椅上站起来，望着我问道：“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我答：“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30华里。”蒋把脑袋昂起，眼珠朝上翻，想了一下又问，“距清镇飞机场多远？”我正在计算里程时，陈诚也跑进来了，说：“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二十五军有一部分叛兵在机场附近滋扰。”蒋介石默不作答，把两手背在后面，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沉思很久，两眼盯住我，问：“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我答：“有。从次南门出去，经花仡佬（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60多里了。”蒋说：“你去准备下，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我出了蒋的办公室后，心里在想，老蒋准备逃跑了。
当我按照蒋的指示去准备向导、马、轿，10时左右去向蒋复命时，蒋喜形于色地对我说：“刚才郭思演由茶店来电话，说敌人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走了。”这时，顾祝同、陈诚、端纳、吴忠信等人都在座，蒋把军用地图摊在办公桌上，手里拿着一管红铅笔指着地图说：“廖磊的一个军驻在都匀、独山，敌人为避免消耗战，是不敢向南走的。我逆料他们必然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出湘西回江西……”蒋正在指手画脚，大谈其判断时，晏道刚走进来报告说孙渡到了，蒋即命传见。蒋把红军的行进方向和他的判断又重复对孙说了一遍，并对孙说：“你看怎么样？”孙答：“整个情况不了解！委座的指示是不会错的。”蒋说：“你辛苦了，本来应该休息一下，但是这时的任务十分紧张，希望你再努一把力，马上出发，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我已电薛伯陵由遵义东进石阡、余庆阻截，并电何键把重兵摆到湘西一带，你与薛伯陵从后追击。”又说，“官兵都辛苦了，这里拿几万元去慰劳他们。”蒋回头望着吴忠信说：“叫侍从室预备款子，送到孙司令那里去。”孙渡走后，蒋又望着我说：“城防还是不能疏忽，你去安排一下罢。”我辞蒋出来后，又加派武装兵巡查市街，并亲到城上走了一转，看到孙渡部队约有两个旅陆续出大南门、次南门而去。
第二天，约莫在早餐前后，突然听到南门近郊炮声隆隆，我正想出去看一下，蒋叫卫士找我。我走进蒋的办公室，看到他躺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幅地图。看到我进来，蒋即把地图放下问：“你听到炮声吗？”我答：“听到的，大约在南门近郊，距城不过20里。”蒋说：“敌人未必会来攻城吧？”我未作答。蒋说：“你派人去侦察一下，即刻把情况回报。”我出来后，即派两人骑马到图云关一带侦察，约莫经过两小时，侦察人员转来回报，红军与滇军在黄泥哨（距贵阳约20华里）接触，现在已向花仡佬方向去了。我正想去向蒋介石报告时，陈诚笑嘻嘻地走进我的寝室来说：“好消息，敌人已被孙渡打跑了。”我说：“刚才侦察人员来回报，情况相同。委座知道了没有？”陈答：“是委座亲接的电话。孙渡已到龙里了。”下午陈诚又对我说：“敌人真狡猾，又从洗马河折转来，从花仡佬出青岩，走广顺方向去了。”我说：“现在怎么办？”陈答：“孙渡已回师追去了。”
红军这次行动，真是神机妙算，可以说简直把蒋介石的鼻子牵着走，使他的所谓“敌情”判断，完全不着边际。
红军向云南方向前进后，蒋介石不久即离开贵阳，以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郭思演任贵州警备司令，萧树经任贵阳公安局长。回忆萧树经来接收时，先派武装兵把公安局四面围住，街口上架起机枪，如临大敌。这些现实情况，足以说明蒋介石的阴险刻毒，不容异己。我忘了兄仇，还帮助他奴役人民修碉堡，找向导、备轿马供他准备逃命，现在回忆起来，真正惭愧到无地可以自容。
《红军过黔时蒋介石在贵阳的狼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