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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向各省发出通电，号召各省学生起来响应。贵州军阀出于其阶级本能，极力封锁消息，下令各报馆不得登载外地运动的消息。但在北京的贵州籍学生写家信回来讲述了五四运动的情况；北京学生的通电、传单等宣传品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了贵阳。贵阳学生开始自发地酝酿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市民们也开始关注运动的动向。
▷ 参加北京五四运动的爱国学生获释返校合影
贵阳学生爱国热情的高涨，使军阀统治者深感不安。从5月19日开始，《贵州公报》《铎报》《少年贵州报》等报纸，陆续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及全国各地声援北京学生的消息。《贵州公报》从5月24日起，连续三天刊载在北京的贵州籍学生的来稿，详细报道五四运动的经过。5月下旬，各省相继成立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贵阳各界群众奔走串联，组织成立了贵州国民大会筹备处，并于5月31日在贵阳几家报纸上发出筹备处《紧急通告》，通告说：“我国外交失败，险象环生。青岛、山东日人悉将占据。全国国民痛心疾首，抢地呼天，群起组织国民大会，表示我国民全体一致之决心，勒马悬崖，以期挽救，其悲愤急迫之情，有不能不令人泣数行下者。吾黔非中国领土乎？700万同胞非中国人民乎？当兹国本颠危、千钧一发之际，犹不急起直追，尚能谓为有人心乎？……”
6月1日，贵州国民大会在梦草公园光复楼举行成立大会，各界代表纷纷登台演讲，一致要求以实际行动争国权、惩国贼，挽回外交失败。大会发出致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及北洋政府并各省的通电，要求中国代表拒绝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诛除卖国贼以谢天下；保全北京大学，释放被捕学生。会后数千人上街游行，沿途群众不断加入，汇成了一股上万人的示威大军。人们挥动标语，高呼口号，怒吼声震撼山城，开创了贵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种由青年学生发起并主持的群众大会，采取这种方式发动和宣传群众，这在贵州历史上是第一次。
6月18日，留日归国学生救国团派代表闵季骞来到贵阳，在省议会介绍贵州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和上海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情况。7月3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清华学校贵阳籍学生康德馨、聂鸿逵风尘仆仆、长途跋涉回到贵阳。他们在各校奔走联络，宣传外地学生运动的情况，转达全国学联对贵州学生的希望，筹备成立全国学联贵州支会。
7月16日，贵阳各校学生聚会梦草公园，举行全国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大会。与会学生面对国旗宣誓：“誓为国家利益牺牲生命及各种权利。”闵季骞、康德馨、聂鸿逵先后发表讲话，达德学校负责人凌秋鹗先生代表贵阳各校教职员工和各界群众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大会发表宣言书：赞颂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赞扬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指责复辟帝制、军阀混战，指责北洋政府的卑躬屈膝。宣言书号召全省人民与爱国学生一起，“努力同心，勇往直前……锐意振兴，国耻宣泄，国权伸张……”；呼吁全省商会与青年学生一道，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会后学生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的学生砸了日商在市中心大十字开设的小林洋行，没收了协和烟庄的日货，日本商人狼狈回国。学生们在学联支会的领导下，在甲秀楼下的沙滩上，燃起了熊熊烈火，将缴获没收的日货付之一炬，围观群众欢声震动。至此，贵阳的学生运动形成了高潮。
贵州学联支会的成立，使贵州反帝爱国运动从一定程度上为官绅左右的情况转变成由青年学生领导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行动的群众运动，从而成为贵阳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贵州青年学生从幼稚开始走向成熟。青年们将单纯的爱国思想转化为行动，继而成为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先锋，并影响和激发了全省各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在贵州近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8月15日以后，以贵阳为中心的全省反帝爱国运动逐渐走向低潮，反帝的呼声逐渐与反封建的浪潮再次并轨。“五四”时期提倡的新文化、新思想，在贵阳各所学校得以广泛宣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德莫克拉西”“布尔什维克”等新名词在贵阳青年学生中广为应用。从此，被当时的封建卫道者视之为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学说、新伦理，从五四运动之后，就在较大的程度范围内被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群众所普遍接受。
五四运动以狂飙突进的精神予贵阳学生以洗礼，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中国的出路，积极寻求科学的救国救民理论，“五四”后回到贵阳的刘方岳、田君亮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刘方岳最先在达德学校宣讲巴黎公社的情况，讲解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田君亮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作课本，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教导学生分析贵州社会现状，树立学生改变贵州落后面貌的志向，寻求贵州变革的道路。
《五四运动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