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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籍浙江绍兴，但我却生长在南京。抗日战争时，经迁武汉、长沙等地，而到了贵阳。贵阳那时真小，北至南京街（现中华北路）的红边门，南至中华路的大南门。大南门外还有一条马棚街（现新华路），那是驮米来贵阳的马帮集散地。大南门城墙已拆，大约在正对大南门口有一对面北靠南的汪精卫与陈璧君跪着的塑像。汉奸国贼人人得而鄙之，路人多有咒骂、吐吐沫或用手在他们头上敲“毛栗子”的。
有一天，母亲带着我说是去“看亲戚”（原来母亲是贵阳人），走过了汪精卫的跪像，再经过窄小的“南明桥”（解放时的南明桥是抗战后杨森主政贵州时重建的），向右拐进了一条窄窄的马路，这条路叫“箭道街”。顾名思义，这该是一条笔直的街，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街并不直，而是一条弧形的“箭道”。街道两旁多是一些有“抗日战争特色”的建筑。两层楼的青瓦木屋，却在临街一面的房屋上部修建了一块方形或长方形的“假墙”（用柱子立好，再在柱子中用木枋和木板条钉上，然后抹上泥巴，再薄薄地抹上一层石灰）。由于抗战时期怕轰炸，再在上面刷上黑色的“锅烟”（炭黑）。在这“墙”的上部还开有临街的窗子，这样从街上看，就成了一些“洋房子”铺面了。走了一段，马路左边忽然出现了一座气势颇为宏伟的“朝门”。这门之“大”，比起南京古时的贵族府第毫不逊色。看起来其宽度几乎可同时通过两辆小型汽车。不过在门外的八字形部分是有石级，大门也是有高门槛的。门内不远处有一堵高高的照壁墙挡着，无法窥测里面是什么样子。门内两旁有看门人的住屋，但没有一般官邸那样的门厅和屏风门。大门的上部挂着一块很大的黑色匾额，上有金色斗大的“尚节堂”三字，字写得雄浑有力，但不知出自哪一位名家的手笔。
看门人问清来意，大概因我母亲也是“女流之辈”，我也还只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所以并未留难，很客气地告诉母亲怎样才能找到这亲戚家。母亲谢过他后，带着我向里走去，绕过照壁墙，里面真是别有洞天。三合土的小路打扫得异常干净，两边全部是青瓦木屋的平房，每几十间平房（估计约有60间吧）围成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堂”内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若干这样的“院子”。每个院子都显得十分清洁与安静。那时可能是夏秋之交吧，院子里摆满了很多用雪白的纱布罩着的、放在小方凳上的“匾”（贵阳人叫簸箕），显然是在晒什么东西。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家家门口都在晒呢？母亲找着了一户人家，里面出来了一个满头花白头发、脸上皱纹满布的老太婆，母亲让我叫她“大表姐”，虽然我心里很奇怪，怎么这个看起来比母亲年纪还大的老太婆竟会是“大表姐”呢？我满腹狐疑、满心不愿，但还是顺从着母亲的指示，怯怯地、轻声地叫了一声“大表姐”。她显得异常高兴，当得知我已读六年级时，又夸我“长进”，又赞我“清秀”，又讲我“斯文”“懂礼”，今后一定大有出息云云。讲得我极不好意思，只好躲到母亲的身旁。她哪里知道在学校我是个出了名的“小调皮”呢？她忙里忙外，拿出几盘东西哄着要我吃。原来那红褐色一片片像藕片一样但又没洞眼的叫木瓜，吃起来虽稍嫌比藕硬，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那金红褐色发亮看起来饱满而诱人食欲的是梅子；破成两瓣略带酸甜的是山楂（野生）；稍含涩味，食后会留香口内，并有淡淡回甜的是刺梨（贵州的一种特产野果）。这些食物虽都是蜜饯，但却不失果子原来的品味，所以叫果脯。后来才知道这几种蜜饯食物都是“尚节堂”的特产，外面是不生产的，就算有人生产了，买的人也极少，因其品味相差太大。
“大表姐”是母亲娘家长房的侄女，与母亲年岁相差不大，所以虽是姑侄，幼小时便甚是相好，数十年不见，一旦相逢，自是高兴。母亲娘家不知是上面哪一代曾做过翰林，据说原来大门上还有皇帝赐的“翰林第”匾额，后被日机炸成了一片焦土。但因是“书香之家”，所以到母亲这一代时虽家道已开始中落，但家中无论男女老少，无人不是“读书之人”。女儿除了与男子同样要读《四书五经》等书之外，还得读《女儿经》《女史箴》等专门对女孩子进行封建教育的读物。母亲和舅舅大概除家庭教育外，因曾在外求学，读过一些“洋书”，接受过一些新思想，所以对内坚决反对妇女缠足，在外还参加过同盟会、兴中会等反清活动及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大表姐”则完全是在这种封建教育的环境中长大，表姐夫据说当年曾是颇有名气的“文士”，也曾做过一点不大的“官”，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死后连老婆孩子的生活都没有着落，“大表姐”因封建礼教的影响又不愿改嫁，家庭立时陷入窘境。万般无奈之下，经好心人介绍，便进入这“尚节堂”。
“尚节堂”据说是一个民办官助的单位，为了表彰和帮助这些寡妇因丧夫而造成的生活困难，便由地方绅耆和官家各拿出了相当的一笔款子，除建造了这座“尚节堂”外，还置有田地和进行投资以作为基金。凡不愿再嫁的寡妇而生活又确实困难者，经了解情况属实后，可在“尚节堂”内得到一间（实际是前后间带一个厨房，楼顶可堆放东西或让孩子居住）不用交租的房子，每月还可领到一定数量的大米和零用钱。这样这些寡妇便可以有一个虽不富裕但却安定的生活。古人云“妇女之责，相夫教子”，她们虽无夫可相，但却也能安心教子了。所以这“尚节堂”的“尚节”二字虽不免有封建意味，但实在是一个救济困难寡妇的慈善机构。但也有两种情况中途离开“尚节堂”的：一是如果有耐不住寂寞而想再结婚的，可以要求搬出“尚节堂”，因她已不再是“节妇”了；一是孩子长大了，有能力赡养母亲，觉得再让母亲在“尚节堂”内吃救济，绝非光彩之事，所以，要求将母亲接出。这自是受到欢迎的，因为这表明了“尚节堂”不仅救助了一个寡妇，而且使她由于生活安定而培养出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为了贴补生活，特别是有孩子的寡妇们总想让孩子过得好一点，所以家家户户都搞一点副业。这副业便是“大表姐”拿给我吃的几种果脯。这是外地所无的贵阳“尚节堂”的特产。这些寡妇们加工这些果脯时想到的不仅仅是赚几个钱贴补家用，而且觉得这是对她们救济的一种报答，所以她们非常讲究卫生和精细加工，她们不愿为只图赚钱而粗制滥造使“尚节堂”坏了声誉。
这些果脯加工起来是麻烦的……“尚节堂”的这几种果脯拿在手里既不像北京果脯那般黏糊糊、腻答答、结块成团，用手取时总使人的手指有种稀稀的粘滞感，很不舒服。也不像南京的金丝蜜枣，金丝蜜枣虽手上没有这种黏腻感，但吃在嘴里总觉太甜。而“尚节堂”的这几种果脯，不但看在眼里色泽亮丽，诱人食欲；而且拿在手里清清爽爽，不黏不滑；吃在口里，甜而不腻，仍有一股淡淡的果香留存。“尚节堂”的果脯有专人登门收购，既有街上摆摊、挑担的小贩，也有京果舍铺（糖食糕点店，贵阳人叫京果铺）的掌柜或采购人员。收购时极少听见他（她）们讨价还价，大概那时的人还较朴实，赚寡妇的“黑心钱”有点“不讲良心”罢。所以价格都是比较公道的。解放后，“尚节堂”因为有田地而属于封建性质，再说这么多寡妇也是一笔劳动力，天天坐着吃闲饭也是一种浪费，同时，寡妇不嫁人也是一种不人道的封建意识。为了消灭封建，“尚节堂”的田地进行土改、财产没收充公，寡妇们也被动员得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的再嫁了人，年纪大不能再嫁的人，有子女者，子女有赡养之责，由子女接出赡养，无子女者由政府另行安置，给予适当抚恤，并组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让她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了这代表封建礼教的象征物——“尚节堂”。“大表姐”因年纪大了，受的封建礼教熏陶又太深，自然不会再嫁人，由儿子接出。由于儿子工资有限，穷困潦倒，心情忧郁，没有多少年便带着她那满肚子的《四书五经》和《女史箴》等去见孔夫子去了。
《“尚节堂”与果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