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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期，武汉像样的报纸，恐怕要算从《大光报》开始。
我初到汉口，住在宏春里一幢一楼一底的里弄房子，实在太小且不通风。不到一年就搬到特三区鄱阳街的一家医院的楼上，有一大间客厅兼书房，三间不大的住房，相当宽敞，大约又住了一年多。《大公报》叫我兼办分馆并设立寄售书刊、接收广告的代办部。因此，又搬到了金城里，二楼作为办事处和我的寓所，底层铺面作为分馆和代办部，职工增为七八人。
大约在1933年下半年，有一素不相识的人来看我，交给我一封胡政之先生介绍信。赵自我介绍，他原在哈尔滨任《国际协报》的经理。“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协报》还苦撑了一个时期，后来日军势力全部控制了哈尔滨，该报乃宣告停刊，并将全部职工撤至关内，准备在汉口办一份报纸。
既然是胡政之来信嘱托，我当然义不容辞。而且我在天津时，每天翻阅全国报纸，对《国际协报》颇有好感，认为它是东北地区最有生气的报纸。
我们先选择馆址，最后赵租定了汉润里两幢三楼三底的房子。因为它和金城里隔马路相邻，便于我经常去“协助”。他把一幢作为职工的宿舍，一幢则为馆址。
不久，全部人马都来了。看来，角色相当整齐。以编副刊的人选来说，有一位编娱乐性副刊的，编辑文艺副刊的是孔罗荪兄，那时大约还不过20岁，新婚不久。在《大光报》中，只有他一直和我保持着友谊，他的夫人周女士，还和我同事了几年，现在都已是65岁上下的老人了。总编辑叫王星岷，人很风趣，谈吐不俗，颇有编辑经验。此外，还有一位叫晓芙的外勤，以后在抗战初期，和他有一次意外的接触。
那时，我在上海《文汇报》主持编辑部，几乎天天受到来自敌伪的威胁。有一天，编辑部忽然闯进一个不速之客，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指名要见我，传达室征求我的意见，我请他相见，原来是《大光报》的旧友，他很紧张地说，他在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任职，“昨天，我在处长桌上，偷看了一张名单，是日本方面开给工部局的，说这批抗日分子，一定要限期驱逐出去，否则日方说要直接对付。名单的第一名是陈鹤琴，第二名就是你，希望你千万注意。”他说完，就匆匆地告辞走了。
我感谢他的好意，但也没有考虑如何妥善的“注意”。日伪方面果然接二连三来了，极为卑鄙而险恶地威胁和谋害。
话再拉回到《大光报》创刊。从开始筹备到正式出版，我一直以顾问的名义尽力协助赵、王二位。出版最初一个时期，不仅帮他们写社论，编要闻，还对外勤记者提供采访线索。报纸出版后，有些读者反映编排、文风很像天津《大公报》，有的还来信询问两报的关系。这可能和我参与了编辑工作有关系。对我来说这一个短时期的顾问工作，也取得了如何全面掌握报纸编辑的经验，这对我以后创办《文汇报》等是极为有益的。
由于编辑比较认真，所以《大光报》出版后使武汉的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订阅者相当踊跃，不久发行数就跃居武汉各报的前列。
《我参与创办〈大光报〉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