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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天，我从演剧九队被借到桂林新中国剧社，参加排练田汉先生的新作《秋声赋》。但一借竟是三年，我也应该算是新中国剧社的社员了。演剧队与新中国剧社本来就是同宗同源同根生嘛！
我第一次到达以“甲天下”著称的风景胜地桂林时，鲜明地感觉到这是一座破旧脏乱的城市被置于极为神奇秀美的山水之中。大自然和人为竟如此强烈的不协调。
新中国剧社位于如玉带般碧透的漓江之旁，两层竹木结构的小楼被青翠多姿的竹林围抱着，环境是真够优美的。可当我走进剧社的大门，就听见叮叮当当敲打声响个不停，我还以为是忙着做布景呢。原来小楼的一大半是一家皮件厂，剧社仅租用小楼的三分之一。
小楼上是男女集体宿舍。一张张竹床挤得满满的，真像个大车铺，床上的被褥各式各样，有的甚至是破旧的。楼下两排小房间，有几间为办公所用，有几间则是已婚夫妇和孩子们的宿舍，朝阳面还有些阳光，背阴面则是终日昏暗而潮湿。紧接着小楼后面是一大间厨房兼饭堂，并作为会议室、排练厅，白天不开灯，也仅有几缕光线透进来，只好常常到院子里开会，排戏。住房条件与优美的自然环境又是大不协调。
剧社同志们在生活上的艰难，更是现在青年文艺工作者难以想象的。我记得那位为大家做饭的操着浓重口音的刘师傅，不时地跑到宿舍里喊起来：“同志们，下午没得米下锅了……”大家听了没任何怨言，到了下午就各奔东西去找饭吃了。好在平时吃的清一色——白米青菜，到朋友处有时还能吃上一些荤菜呢。至于零花钱，剧社没有明文规定每月发给每人多少，有钱就多发几块，没钱则少发，甚至分文发不出来。有时连牙膏也买不起，干脆就用盐刷牙。不过大家总是互相帮助的，日用品、香烟之类的东西都是“共产”的。
尽管生活上如此艰苦，但剧社同志们对抗日剧运的一片忠心和痴情，恰如漓江风光那么透明、那么美。人人精神振奋而活跃，工作起来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且，每个人常常身兼数职，像管总务的蒋柯夫同志，还兼管效果工作。排《大雷雨》时，他用大石块、洋铁皮等造成的雷雨声的效果，有响雷、闷雷、暴风暴雨，远处、近处各不相同，观众们赞不绝口。演员们则分戏的轻重，分担舞台各部门的工作。管服装的最为麻烦，要到处找亲友找关系去借。排戏特别是演出，是所有人最繁忙最劳累，也是最快活的时刻。一是有工作做，二是生活上有指望了，排戏演出时总要想方设法给大家吃得好一些，还发点零花钱。我真不能想象那几位专为剧社筹借经费的同志，都想了什么招，居然把这个一穷二白、三四十人的剧团维持到1947年，从桂林到昆明最后到了上海，1947年还到台湾去演了几个剧目。他们的苦心和辛劳是应该得到高度赞扬的！
《刻骨铭心记忆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