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救亡日报》在桂林

从1940年春到同年10月，可以说是桂林这个文化城最繁盛的时期，但是一股暗流也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由于昆仑关大战的失利，蒋桂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了。蒋介石撤销了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广西的军队划归驻在柳州的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指挥。同时，依旧是又打又拉，把白崇禧调到重庆去当了副参谋总长，并任命了李济深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只是由于李济深继续采取团结抗日的方针，张发奎和郭老在北伐时期就是“老友”，所以桂林文化界的情况，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时李克农还要我以“《救亡日报》郭沫若、夏衍”的名义，向张发奎发了一个贺电。

可是到10月间，我就知道，散在西南各省的抗战演剧队有被迫解散或集体入党（国民党）的消息。他们就推吕复为代表，到桂林来和我们研究对策。当时李克农告诉我，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要到来，必须放弃和平观念，做好应变准备。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我得到李克农的通知，知道了事变的简要消息。他要我立即告知《救亡日报》全体党员，做好应变准备。不久，预料中的事终于到来了。一天中午，我接到那位向来对我很客气的新闻检查所周所长的电话，说：“本来想到贵社来面谈，怕别人碰到不便，所以请你原谅，今天发的中央社通讯稿，务请全文照登。”“这是中央党部的命令，全国报刊一律照办，我知道你们为难，但兄弟实在没有办法。”我立即给李克农打电话，说：“方才我的同乡周老板送来一份很重的礼物，我们打算不收，你看怎样？”李只回答了一个“好”，然后补充一句：“但得十分细心，能做得不伤情面最好。”所谓“礼物”，指的就是中央社统发的诬蔑新四军“叛变”的文稿。怎样才能做到“不伤情面”呢？我们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把中央社发来的电稿全文付排，并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地位，然后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连同其他稿件一起送审，得到检查所在清样上盖上审讫的红色图章之后，在晚上打纸型时，再将这篇电稿抽样，另登他稿。事情办得很周密，连社内也有许多人不知道。但是第二天出版后一定会出问题，这是大家预料到的。果然，第二天清晨桂林所有报摊和零售店都看不到《救亡日报》，原来国民党发现我们拒登这条消息后，就下令扣押了当天的全部报纸，而且新检所还用书面正式给了我们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一天，除了太平路12号附近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来往徘徊之外，没有什么动静。晚饭后，我还在客厅里看编辑部的几位青年人打乒乓球，忽然，一个穿着棉大衣，把帽子压得很低的人走进来，在暗淡的灯光下还来不及认清是谁，他讲话了：“好悠闲啊，看打球。”听声音就知道，这是李克农。我和他进了我的卧室，他告诉我，南方局来了急电，说国民党中统就要在桂林下手，要我尽快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

这一通知，倒真的使我怔住了！《救亡日报》在桂林办了两年，有了发行所、印刷厂，连编辑部在内，总共已经是一个四五十人的小据点了，我走其他的人怎么办？报纸还能否出下去？这都是立刻就得决定的问题。李克农详细地把重庆来电的内容告诉了我，他说：“分几步走，第一步你先走，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但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看来也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都得做好妥善的安排。他已经向南方局请示，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者（如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太明显者，也可以暂时留在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等到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李克农还说：“这些事，都可以由我处理，明天，你得去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当前处境，并向他表示，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准许你买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我说，假如他避而不见，怎么办？李说：“这可放心，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此刻来报社，还是任老用他的汽车送我来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省政府看黄旭初，寒暄了几句之后，请他给我订一张去香港的机票，黄旭初当即交代副官办理，并对我说：“时局是会好转的，那时候，欢迎你再来。”

当天下午，刘仲容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拿钱到欧亚航空公司桂林办事处去取机票。动身的日期，我已经记不起了，但可以肯定，那一天正是农历除夕。我们匆忙地召开了社务会议，把已经调到广西建设干校的周钢鸣、司马文森等也请来了。除了说明一下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之外，主要讨论的是，哪些人可以留下，哪些人在报纸停刊后必须撤退的问题。因为当天的会议上就作出决定，把已经初具规模的建国印刷厂的器材出让，用这笔钱作为疏散的经费。在这里要提一下当时以工商界人士身份（汽车修理厂、三中烟草公司）为党工作的张云乔，他的工厂是我们党秘密地安置在桂林由周恩来直接掌握的联络点，那天是云乔亲自驾汽车送我去飞机场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撤销之后，为了克农及其家属的安全撤退，云乔也尽了很大的力量。

我走之后，林林、张尔华一直坚持到报社正式被封闭为止，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大量善后工作。为了筹集一笔经费让大部分同志撤退到香港，由张尔华主持，把由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建国印刷厂出售。当时，正在反共高潮的最猛烈时期，把印刷厂出让给冯玉祥先生办的三户印刷厂，也会引起麻烦。所以尔华决定，形式上把印刷厂出让给张云乔，正式办了出售手续，然后再由张云乔转售出让给广西干校的屠天侠。3月初，办完了善后工作之后，《救亡日报》同人分两批撤到香港。其中有廖沫沙、林林、张尔华、胡敏、陈紫秋、邹任洪、华嘉、高灏、高汾、张秀、何迅明、林汝琏、林仰峥、陈秉佳、高静等。

我们从广州到桂林的时候，只有赤手空拳的12个人，而在两年后被迫停刊的时候，却有了一支近50人的队伍。在回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极度困难中支持过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对我个人来说，在桂林的两年，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入门时期。从这时开始，我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

《随〈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 SEgB7dpjEYAejjtd3Ahukq00Hs5+2kVxc6QQzbHr4+pAMiMWitVfqrq/6uPMA9b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