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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烽烟弥漫的抗战年代，满目疮痍，民不聊生。遇上天灾人祸，更是雪上加霜。1944年9月14日发生的苏桥惨案，给湘桂大撤退的难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自从桂林开始疏散以来，桂林军政界显要不顾铁路的运输规则，抢占列车，强行驶动，致使事故频生，铁道运输线上一片混乱。
9月12日，桂林最后一次紧急疏散。桂林火车站人头攒动，不少难民已连续三四天无法挤上车，只好垂头丧气向柳州方向步行。
离桂林不远处的二塘小站，难民们亲眼见到三个佩戴着“广西绥靖公署”襟章的官员，带着十多个兵，押着二塘站站长，强迫他在一列火车上加挂两节特别车厢，以乘载国民党广西当局某要人的家属和箱笼家具，由其副官护送。
二塘站站长忠于职守，据理力争，言明列车业已超载，再加挂车厢便无法开动了。但那些官员却气势汹汹地说：“你如果要钱，十万八万没有问题，你如果要命，就得乖乖听话！”那站长迫于无奈，只得加挂上两节头等和二等车厢。
湘桂大撤退时乘火车逃离的百姓
9月14日上午9时许，列车往南开到距苏桥站约一里的山口转角处，火车头需往前站加煤，便脱离了列车。那副官急不可待，如狼似虎地抓住苏桥站站长鲁文宪，迫令他即刻挂上火车头，继续开车。鲁站长无法违抗，只好从另一列车上摘下火车头来挂到副官押运的那列车上去，并被迫发签放行。
被摘掉火车头的那列火车，只得停搁下来。此时，恰好从桂林又开来一列火车，因事前未获警讯，临急时无法将车刹住，就撞向那被搁下来的列车，遂演出了一场大惨剧。
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列车像火龙般腾空而起，熊熊燃烧，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撞击和摇撼，最后，列车死蛇似的瘫倒在铁轨外边。
列车附近，顿时成了一片火海，血肉横飞。有的被烧成焦炭；有的腹开头裂，肝脑涂地；有的断臂残腿。轻伤者仓皇逃命，争相奔离现场；重伤者痛苦呻吟，无人援救，只好坐以待毙。
四周的号哭声此起彼伏。那些得以生还的难民，惊魂未定。有的手扶倒在血泊里的亲人，呼天喊地；有的怀抱头破骨碎的婴孩，捶胸顿足；还有的喊娘叫儿，遍寻不获，只得挥泪离开，继续逃难。
这次撞车，损失惨重，据当时统计，共“撞坏篷车四辆、守车一辆、空车一辆、火车头一个，死了百多人，伤了四五十人”，除了使“无数的物资损失之外，还使湘桂铁路交通中断了二十四小时以上，由此而带来的损失，亦不可胜计”。
而其中最悲惨的，莫过于那些从桂林撤退下来的文化人。当时的目击者、桂林《大公报》记者陈凡曾如此描述：
在那相撞的两列火车之中，文化工作者特别多。其中，桂林《扫荡报》总编辑钟期森和他的父亲，都作了惨剧的牺牲者。他的太太则给撞断了腿。只剩下三个不懂事的孩子，被人从撞坏了的车厢里扯出来，却意外地安全无事。该报的另一位姓符的编辑的太太，也给撞伤了小肚，情形很危殆。我们的报馆也有同事二人受了伤，其中之一的大腿上被撞去了一大块肉。另一位姓何的，则在睡梦中给撞出了一丈以外，满身是别人的血花，本人却幸获安全，自称有如大梦初醒，恍同隔世！
钟期森的惨死，更令人椎心泣血。当两车相撞时，他被强烈的震撼高高弹出车窗外，再摔到地面时，下体正撞在铁轨上，小腹裂开，肝肠都被压出了体外。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正想挪动那鲜血淋漓的躯体时，突然飞来一个车轮，直把他砸得血肉模糊，停止呼吸。
钟期森生前曾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理事，并同夏衍一起荣任桂林市新闻记者公会的执行委员。其撞车的噩耗传来，桂林、重庆和昆明的文化、新闻界的同人深感痛惜。昆明新闻界特发起筹募钟期森子女教育基金会，并发表文章表示悼念。
《湘桂大撤退：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人大流亡》